中国经济学家要让经济学回归正道

我眼中的科斯

2013年9月3日上午，打开电脑，就收到了科斯研究所的秘书Alexandra Benham的邮件，说我们敬爱的科斯教授过世了。读到这封邮件，我眼泪即刻掉了下来。本来，他2013年9月底10月初时很快就要来中国了，我在复旦上学期还跟学生预告过，到时候我们还可以有机会在中国接待和拜会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值得一提的是，科斯研究所的秘书提到，科斯去世前，还在读《science》《nature》等几本杂志上的文章，他一直在思考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经济学，他晚年在阅读这些东西，使我感到有点意外。

在我眼中，科斯是个活着的“圣人”。他是那么纯粹、平实、谦虚、善良和待人和善亲切。2010年在芝加哥见到他的时候，感到他满面充满光，心里无任何杂念，一生都在思考和研究人类社会运行的基本原理，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人。

他的生活也非常简朴。据张五常教授讲，一把伞他曾用了很多年，也不买新的，坏了坚持去修，修的钱比买一把要便宜。另一方面，他在资助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又是那样慷慨大方地奉献。譬如，2008年和2010年两次在芝加哥大学组织有关中国经济制度改革的理论研讨会，据科斯晚年的研究助手王宁告诉我，经费都是从科斯个人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奖金和个人积储中支付的。科斯一生把自己的精力和思考都融入经济学的研究与理论建构当中，也实际上支持了中国经济学人的理论研究。

科斯到了老年，生活得非常艰难。他曾亲口告诉我，人老了，“life is very difficult”。当时，妻子跟他都九十多岁高龄，没有子女，晚年在养老院生活。他夫人2012年去世，他非常伤心。这大半年来，我们这些熟悉科斯的中外学人和朋友，都真的很担心他受不了一生相依相伴的老伴离他而去，我们甚至考虑在中国让他安享晚年。这一两年我参加了浙大的一些会议，筹备成立的科斯研究中心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编辑出版中文和英文的《科斯全集》。本来，2013年4月份科斯研究所邀我去芝加哥参加诺思先生的生日宴会，因为太忙而没能成行，错过了一次见到科斯先生的机会。现在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为此更感到欷歔和悲痛不已。

我所理解的科斯经济学

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从苏联引入一套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范式，资本主义部分基本上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帝国主义部分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社会主义部分则主要是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这三本书基本奠定了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框架，而这种经济学基本上还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框架。

但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1990年代之后），中国大学的经济与管理学科开始普遍教授西方经济学，主要是教授新古典经济学这一主流经济学和凯恩斯经济学等。这些当代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这是一套建立在一些公理化的假设之数量分析体系或言“科学”的体系。这种新古典主流学派的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所教给学生的是，消费者如何行为，生产者如何行为，以及市场竞争如何导致资源配置的最优分配，如何导致市场均衡，但是基本上不考虑市场经济运行的条件，尤其是制度条件。

科斯经济学出现后，出现了新的变化。科斯明确批评“黑板经济学”，倡导研究现实世界的经济学，把运用市场的费用的思想引入到经济学的理论分析之中，也实际上把市场运行的基本制度条件运用到当代经济学的分析之中。尽管有些争议，但这对当代经济学的冲击和改造是革命性的。在20世纪80年代后，西方国家几乎任何一本微观经济学教科书都会讲到市场运行的成本、制度以及社会成本问题了。这一切都是科斯带给当代人类社会的思想和理论贡献。

科斯有两篇经典文章奠定了社会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理论的制度分析基础，故科斯的理论也被称作“科斯经济学”、“交易费用经济学”，并进而在当代经济学的殿堂中形成了以科斯、诺思、阿尔钦、德姆塞茨、威廉姆森、张五常、巴泽尔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学派。

科斯的《企业的本质》，看起来是一篇非常平朴的文章，于1937年发表在伦敦经济学院学报上。这篇文章开始就想回答这样一些问题：企业或言“厂商”是什么，为什么在市场中存在企业？这篇经典文章所问的问题，今天在一些人看来，可能觉得是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不管企业的性质是什么，企业为什么会存在，企业在任何现代社会中总是存在着，我们只是研究企业如何运行就行，问不问企业的本质是什么是无关紧要的问题。许多人并没有意识到，科斯所问的问题，实际上却影射或者探寻了20世纪曾存在过的两大社会资源配置方式的理论基础：一个是计划经济，完全的计划经济，可以说一个国家就是厂商或者一个大企业；另一个是市场经济，相当于许许多多厂商或者企业在市场中进行交易。人类社会的生产，到底是由一个国家“超级企业”来进行配置更有效率，还是由许许多多的企业竞争而配置资源更有效率？这取决于运用市场的费用（交易费用）和企业内部的组织费用（或言管理费用）的高低。这实际上并不只是研究企业的性质问题，而是探讨了市场运行的基本原理和合理性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在人类现代社会中，到底是实行中央计划经济还是选择市场经济进行人类社会资源配置谁是最优的问题。

科斯的第二篇经典文章，是1960年发表在科斯本人主编的芝加哥大学《法律经济学》上的《社会成本问题》，是关于市场运行中权利的配置问题，实际上也涉及市场运行的制度基础问题，并由此奠定了法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理论分析基础。

概言之，科斯的思想和理论分析，使当代经济学更进一步地靠近了现实，也部分改变了整个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向。这一点是为当代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公认的。1991年科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发言中，尤其是他后来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的那篇经典文章中，他曾非常有信心地说了一句话：未来几十年，他相信所有经济学都会变成制度经济学了。

我所感受的科斯的中国情怀

我是在2010年参加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所主办的那次会议上第一次遇见科斯先生的。我记得非常清楚，科斯在芝加哥告诉我，他现在都没有去过中国，并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有趣的是，科斯经济学在中国甚至比在西方似乎影响更加深远。科斯的经济学思想被张五常、汪丁丁、周其仁、盛洪等其他中国经济学家介绍到中国之后，正好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的理论需求相一致，广为传播，也为大家所深入研究和探讨。在1990年代初之后，科斯和其他新制度经济学家的大部分著作都被翻译到中国来，在国内的广泛传播教育了新一代的中国经济学人。现在新一代的中国中青年经济学人，可以说无人不受科斯和新制度经济学家们的影响。无论是研究金融、货币、国际贸易甚至区域经济学的，还是研究管理学以及研究法学、政治学、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大家基本上都对科斯的思想和理论比较熟悉。

科斯生前曾对中国经济学家充满期待，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不要完全走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路子，要思考现实中的经济问题，走出一条独立的路子。他希望中国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和市场化的进程中，在观察中国经济运行的现实中发展经济学理论，使经济学回归正道。

在2010年7月的研讨会举行过闭幕式后，99岁高龄的科斯参加了在一家华人海鲜餐馆所举行的告别宴会。因为知道我在中国也是教制度经济学的，科斯研究所的Lee Benham把我叫到科斯教授身边的椅子上坐下来，与他聊了半个多小时。我现在还非常清楚地记得他的声音和笑貌，尤其记得，他怕我听不清楚他的嘱咐，身子向前凑了一下，趴在我耳边告诉我，并反复强调了三遍：现在中国经济发展了，中国经济学家正在成长，他寄很大希望于中国经济学家，希望中国的经济学家们能为未来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现在惊闻科斯先生仙逝，他那天晚上对我的叮嘱又在耳边清晰地响起，且一生都不敢也不会忘记。

（本文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系南方周末记者刘韵珊采访整理，经作者本人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