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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李萌
发自云南西盟、德钦
从云南省西盟县驱车出发,一路向西不到2个小时,就能抵达中缅交界线。这个位于云南省西南部、隶属普洱市的边境小县城,佤族特色显著,自然风光旖旎。但这个靠近国门的县城,却因经济基础薄弱,落了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称号。
今年6月中旬,上海市杨浦区工商联党组书记、时任普洱市市长助理的郑佐华坦言,“想要帮西盟摘掉贫困的帽子,改善当地百姓的生活条件,或许需要经历若干年、十几批援滇干部的持续努力。”在上至上海驻昆明办事处下至对口帮扶西盟援建干部达成这一共识后,他们还须面对资金有限的“短板”。对于西盟乃至整个云南省的对口帮扶,援滇干部把目光投向了“小微”项目:建寨子中的“串户路”、小范围试种高产经济作物,发动亲朋好友寻找扶持资金……一桩桩“小事”都与民生密切相关,继而带动该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
小微工程:
从修一条水泥小路开始
6月14日早上8点半,郑佐华从普洱市出发,前往下属的西盟县翁嘎科乡。不到10天后,他便正式结束两年的援建工作。但他几日来的主要生活并不是打包告别。“还想再去几个项目看看推进情况。”虽然挂职为普洱市市长助理,但郑佐华的主要工作内容和其他在普洱的4个沪上干部一样,要对口帮扶两个县:西盟和墨江。
西盟是国家级贫困县,虽然经过数年帮扶发展,但当地经济基础仍显薄弱。正因如此,郑佐华花了更多精力。“2012年,普洱得到的上海统筹帮扶资金约5900万元。平均每个县可获得100万元。”他坦言,在资金有限必须精打细算的情况下,年度扶贫项目的确定必须慎重。“钱花了,要让百姓看到实惠。”修一条村寨通向城镇干道的水泥小路,建造村级文化中心,让寨子里的村民不必在露天环境下操持红白事……这些小微工程,在郑佐华看来,意义重大。
他当天的第一个目的地,是高山上一个仅有53头母猪的仔猪繁育点。从普洱市区出发至翁嘎科乡班弄村仔猪繁育示范点,约400公里。路途全程,几乎没有100米的连续直线道路。越野车在近乎90度弯道的山间穿梭,不时能看到塌方造成的碎石土块堆在道路上。
“我们这批援建干部算是幸运的。”郑佐华说,近两年,普洱市与各县之间基本都开通了二三级公路。而在此之前,泥土路几乎占据了路网的全部。曾经有一位援建干部,从县里返回时,前后遭遇塌方,最终不得不在车中挨过一夜。
授之以渔:
建仔猪繁育点降低售价
5个小时后,郑佐华抵达了繁育示范点。
以往,生猪养殖扶持项目操作方式大多为,给每户村民每年发放800至1000元,以帮助他们购买生猪。“项目跟踪过程中,我们发现,很多村民直接杀猪吃肉。帮扶的价值体现不充分。”郑佐华说,通过与翁嘎科乡当地干部交流,双方设想用建设繁育示范点的模式,满足当地村民的生猪需求。
去年,上海援建资金拨款27万元,示范点承包者岩木自筹40余万元,启动了繁育示范点。示范点的主要作用是,向班弄村村民提供培育出的小猪。村民每购买每头小猪的花销中,有50元来自上海援助资金。另一方面,由于免去了运输成本,示范点的猪价远远低于市场售价。“市场价650余元一头小猪,示范点的售价大致为400元一头。”岩木说,示范点每年培育800头小猪,便可以满足班弄村的需求。“超出的部分,还能向其他村销售。”他说,眼下小猪已经销售一空,“订单”却源源不断。
西盟县的第一个仔猪繁育示范点名声大噪,很多其他村镇,都提出要求,希望仿照此种模式。
类似繁育点这种“授之以渔”的帮扶方式,在云南其他对口帮扶的项目中也有尝试。“比如,向农民发放农作物种植资金,远不如为他们找到一条农产品生产加工体系影响深远。”上海市嘉定区区级机关工委副书记、时任迪庆藏族自治州州长助理的严伟中坦言,引进相对成熟的生产模式过程中,需要援滇干部进行大量沟通和解释工作。“这实际上是帮助当地干部群众生产思想观念的转变。”
今年4月,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奔子栏镇夺通村在200多亩荒地上,种植了9300多株葡萄苗。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种植,是以集体经济合作社的模式展开的。“在此之前,我只在电视里听到集体经济合作社这个词。”夺通村村支书达瓦回忆,当援滇干部第一次提出这个模式时,所有村干部都“一头雾水”。将农民的土地整合,由村合作社统一管理,种植内容、销售渠道都由合作社全权负责。这种在沪上已经成熟的生产模式,对于夺通村而言,太过“新鲜”。
“虽然这些土地原本处于荒废状态,但很多村民仍不愿交出土地,参与合作社模式。”达瓦回忆。有人担心,一旦合作社决定的种植作物无法产生收益,一切都是白费力气。一些村民主张,集体种植前景不明,还应该继续传统的自行决定耕种作物多少和种类的方式。即便之前村民们主要种植的青稞和玉米常年处于基本甚至无法保本的状态。
在遭遇“瓶颈”状况下,严伟中等援滇干部变成了“解说员”。相比传统的以户为单位分散种植,集体合作社的优势在于,农作物占据产量优势。由村集体寻找农作物的销售渠道,在农作物尚未成熟时,便有机会与社会公司签订销售协议,甚至可以实现农作物的“保底价”。村民获得的收益能得到满足。而在日常维护过程中,村民的角色又由“股东”变为“打工者”,参与种植维护的村民都可获得工资酬劳。
几经“推介”,夺通村村民小组60户村民自愿加入到葡萄园的种植计划中,成为迪庆地区首批“尝鲜者”。为了让项目尽快启动,严伟中从云南其他地区的幼苗培育企业“挖角”到9300株葡萄苗。“这些幼苗之前已经被订购,基本上是我们 抢 来的。”
按现有预期,葡萄园将在5年后产出,主要向葡萄酒酿造企业销售。200亩的葡萄园,每亩收入约为4000元。这些收益中的80%将直接分配给村民,其余部分由村合作社所有。“20%的收益资金就可以满足一年的村级行政支出。”达瓦说,如此一来,村政府就无需再向上级部门申请行政拨款。
这个项目的180万元启动资金是由上海市合作交流中心援助的。资金是由“借用”的方式提供。也就是说,取得收益后,合作社需要返还资金。“情况顺利,预计会在15年后,归还这笔上海的援助资金。”6月16日,达瓦与严伟中告别时作出了这样的承诺。而严伟中回应说,虽然自己的帮扶期满,但仍会交接后续援滇干部跟踪支持这个项目。
见缝插针:
玉米地种1万棵坚果树
从去年开始,西盟县的百姓便对一处特殊的田地满怀期待。在仔猪繁育示范点不远处的山地上,一大片澳大利亚坚果正沐浴着阳光。“坚果树是在玉米田里见缝插针地种植的,最终产生的收益却可能远远大于玉米。”西盟县扶贫办主任李鹏程拉着郑佐华进了田地。为了这个项目,郑佐华从扶助资金中“挤”出了30万元,树苗种植在班弄村541亩农田中。
正常情况下,即便活7年后进入丰产期,目前种植的1万棵树苗也仅能满足本地市场的需求。“这就已经很好了,种植的收益和百姓的生活需要都能兼顾。”郑佐华回忆,去年年初,当李鹏程拿着东奔西跑调研来的项目申请书向他描述未来的收益时,自己几乎没有犹豫。“每棵树年产值800元,远高于玉米。”他计算着,坚果上市后,每斤售价可达20元。即使种植规模较小,也能让农民看到效益。
“现在还处于试种植阶段,如果情况良好,后续可以增加种植面积。一切根据实际情况决定。”郑佐华甚至希望,8年后,李鹏程能把一些丰产的坚果寄到上海,以此作为项目后续的跟踪。
自然村重建:
生活水平向前迈了20年
西盟的众多小微项目中,让援滇干部引以为傲的是自然村重建。“从四面漏风的茅草房,到格局一致的砖瓦房,村民们的居住水平一下子向前迈了20年。”挂职迪庆藏族自治州州长助理的严伟中坦言,当自己负责对口帮扶的县有此项目启动,援建干部都会津津乐道地向其他同事说上几天。
也正因为如此,郑佐华把自己向西盟县告别的最后一站,锁定在翁嘎科乡垄坎村戈斗下组。这个仅有57户村民的寨子,即将盼来乔迁新居的一刻。淡灰色的瓦片屋顶,还预留出了悬挂牛图腾的位置。每户住宅面积大致为60平方米,建造工程还包括房屋内部装修。从今年1月起建至今,57幢民居住宅已经完成主体工程建设。
“相对于其他项目,重建村落所需资金较多。不过,它也是能让百姓受益最快的。”郑佐华说,在拥有50余个自然村的翁嘎科乡,上海帮扶的同类项目已超34个。“目前,仍有诸多需要后续完善的内容。”他说,除了新建房屋外,村落中还应为每户村民配备猪圈、伙房,甚至淋浴间。这种规划,已在援滇干部中达成了普遍共识。“未来,家家户户门前果树飘香,绿草茵茵,甚至还有各自的独立车库。”站在村口,郑佐华描述着他心中憧憬的寨子模样。
上海各区对口援滇(第九批)
迪庆:嘉定、闵行、宝山
文山:浦东、闸北、松江、虹口
红河:徐汇、长宁、青浦
普洱:杨浦、崇明、金山、黄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