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虚无：被建构的金庸武侠世界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以假乱真地混进剑桥史的队伍中，却是为了从几个层面展开对剑桥史的反讽。

黄 平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不仅是一本金庸爱好者之间会心交流的奇书，还是当下优秀的后现代写作范本。作为天涯社区“仗剑江湖”近年来的大神之一，该书作者新垣平（已出版有《剑桥倚天屠龙史》）的写作往往被自然而然地纳入武侠文化的范畴里理解。故而本书在今年7月正式出版后，很多资深读者盛赞之余有些不满足该书和金庸无关的部分，比如作者一本正经地考证春秋战国的游侠所代表的武术世界的军事起源，以及钩沉作为武侠世界最后一战的义和团。毫无疑问，该书首先是写给狂热的金庸爱好者的，带有强烈的圈子化的气味，一个惨痛而又让人莞尔的例子是：作者在该书导论中假意考辨“金童、全庸和金庸新的一些作品”，这被显然是圈子外的编辑改为“金庸一些新的作品”，反讽需要作者与读者之间分享一种类似的共同体文化，而编辑显然不解风情。

但有必要强调的是，《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是双重的反讽：既反讽小说之所谓虚构，又反讽历史之所谓真实。该书的写作策略是将小说写实，以学术研究的方式梳理武侠史，构建的还是仿照剑桥中国史的历史结构主义的模式（比如少林-武当的轴心政治），在这种貌似客观、深入的学术书写中，历史反而沦为一片虚空。故而，《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有两种读法，从“金庸武侠”的角度读，读其谐趣；从“剑桥史”的角度读，读其虚无。第一个角度已经有大量优秀的评论在前，笔者从第二个角度进入这本奇书。而且，笔者觉得第二个角度，可能更接近作者的深意，我们在后面会说到，作者在后记中狡猾地用一句拉丁文（ex nihilo）掩藏了他的用意。

且回顾作为本书反讽对象的剑桥史以及中国读者最熟悉的《剑桥中国史》。最早的剑桥史源自剑桥大学历史系教授阿克顿勋爵的编撰，这位阿克顿勋爵是西方世界响当当的学者，其有一句名言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 absolute power corrupt absolutely.）可惜他1902年中风逝世，未能亲见十六卷《剑桥近代史》于1902年至1912年的出版。以此为起点，《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剑桥英国文学史》陆续出版——在笔者写作本文的同时，刚刚看到孙康宜、宇文所安编撰的《剑桥中国文学史》，名山事业，不绝于缕。1966年，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费正清教授（John K. Fairbank，1907一1991)和剑桥大学中文系崔瑞德教授（Denis C.Twitehett，1925-2006，唐代历史研究专家）主编《剑桥中国史》，按照剑桥史的体例，广邀海外名家，专章论述，荟萃成书，先后出版有十五卷，自秦汉史起，到共和国史结束（共和国史分为两卷，1949-1965部分为第十四卷、1966-1982部分为第十五卷）。这套恢宏的史学丛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已经陆续在大陆出版，笔者所见已有中文版十一卷。自冯秉正（Joseph de Mailla，1669-1748）所著的西方语言中的第一部中国通史《中国通史或帝国的纪念》（1777-1783）以来，《剑桥中国史》无疑是这一脉络的集大成者。

诚如《剑桥中国史》总编辑序的第一句话，“在英语世界里，剑桥历史丛书自本世纪起已为多卷本的历史著作树立了样板。”由于该书在学术水准上的体大精深，更由于大陆历史写作种种人所共知的框定，《剑桥中国史》很容易被大陆读者视为“信史”：不仅在历史写作的专业性上，更是在可信性上来理解与接受。比如豆瓣剑桥史小组的题记：“虽然是中国问题，但是却要借助外国同行的视角去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这样的态度自有其代表性。国内学者有的肯定该套丛书，也有的激烈抗议，表示“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剑桥中国史》各个方面自然有种种纰漏，但包括剑桥史以及近年来的海外中国研究丛书在内，海外的中国研究以蔚为大观之势在大陆传播，流行的程度超过国内学者的著述，这一点自不必讳言。

《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以假乱真地混进剑桥史的队伍中，却是为了从几个层面展开对剑桥史的反讽。首先也是最直接的是对文体的反讽，全书惟妙惟肖地模仿着学术体的翻译腔，这类文体的一大特征就是逻辑清晰，不过对于汉语的特性而言在多数时候显得煞有介事。全书充斥着大量“但”、“然而”、“不过”、“另一方面”、“另外”、“相对于”之类连词，几乎每一段都是由此展开，段落内部句与句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很清楚。就具体的句式而言，也都在模仿翻译体，比如这一句：“在诸如剑术，轻功等技巧性活动中，女性并不逊色于男性，如果不是更有优势的话。”这种补充说明在汉语句式中很别扭，但在翻译腔中习以为常。

这类文体反讽产生了一种十分滑稽的陌生化效果，比如对金庸小说名字的翻译，刻意地将我们熟悉的这些小说译得十分学术：《绿色血液之剑：袁承志与明清政治》《射雕的英雄：一部传记》《天之剑与龙之刀：元代武术世界与地下宗教》《江河与湖泊上微笑而骄傲的漫游者：明代中期武术门派与教派的战争》等等。《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这种写法暴露了这类学术翻译腔的程式化，貌似严谨，实则可疑。作者甚至征引了真实的将孟子翻译为门修斯的例子（1998年大陆出版的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有此著名错译，类似的例子还有常凯申、毛昆仑等），还将孔子称为贡福修斯、老子称为老西乌斯，活脱脱一群罗马元老院里的人物。

学术话语的程式化让人疑虑这是对于客观真理的探寻，还是一种自洽的话语体系？1996年在西方学界发生过著名的“索卡尔事件”，纽约大学量子物理学家艾伦·索卡尔看不惯流行的文化研究学术腔以及背后的后现代主张，模仿这类文体写了一篇《超越界线：走向量子引力的超形式的解释学》（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里面充斥着大量的科学错误，只是作者用编辑熟悉的文体包装得像模像样。索卡尔将这样一篇“诈文”投给了文化研究领域最负盛名的《社会文本》杂志，居然得以发表，还得到主编真诚的来信赞扬。索卡尔带着坏笑随即发表了《曝光：一个物理学家的文化研究实验》，激起巨大反响。无论文化研究界有怎样的辩解（该事件引发了一场大论战），“索卡尔事件”揭示的学术话语从自我繁殖到最后走向自说自话，值得引以为戒。在《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中，作者认真地讨论作为次声波攻击的狮子吼与六脉神剑，讨论富于诗意的《春与秋》得名于春天与秋天的祭祀活动，言之凿凿，令人啼笑皆非。而且，作者将鸳鸯饶有意味地译为“满大人鸭”（Mandarin Ducks），熟悉好莱坞电影的朋友都明白，满大人、傅满洲、陈查理等等一系列例子，暗讽着跨文化交流中内在的认知障碍。

不仅是对文体以及文体代表的话语程式的反讽，《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更指向着对历史可信性的反讽。读过《剑桥倚天屠龙史》与本书的读者，恐怕会发现钓鱼岛与金庸的武侠世界纠葛颇深：这座岛先是在宋代见证着张无忌与四位女友的爱情，又在清代收留了韦小宝与他的七位夫人。这是一个明显的“吐槽”点，真正动摇可信性根基的，是《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的叙述者与材料都是虚构的。和费正清、崔瑞德联合主编剑桥中国史类似，《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虚拟了一位叫让-皮埃尔·希安（Jean-Pierre Sean）的学者作为“新垣平”的合作者——以叙述学的视野来看，这儿的“新垣平”只能被视为和作者“恰巧”同名的一位学者。就该书引证的材料而言，作者以十分规范的注释引证着任我行著的《小明王飞升记》（《日月教资料选辑》第2卷）、《醒世名言》卷四“张教主四美姻缘”、《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等等。这里的三个例子，分别是虚构的、半真半假的和真的——《巴蜀道教碑文集成》确有此书，引用的那段明成祖致张三丰的信也是确凿的史料（《赐张三丰书》），但历史中的张三丰和金庸的张三丰不能等而视之，这段材料无论怎样真实在这里依然是虚假的。毕竟，《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所考订的金庸武侠世界是虚构的，在虚幻的根基上，以历史考订小说，一切尽为虚空。

作者写作的快乐，读者阅读的快乐，都源自这一虚空。新垣平博士自己已经说得足够好了，他在《剑桥倚天屠龙史》的后记中曾经讲过，这种写法是“用最严肃的历史叙事笔调去叙述最荒诞不经的虚构情节”。他自己十分明白，“这种相对于小说和历史双重的陌生化手法大概是其受欢迎的原因之一。最终，我们处身于这样一种想象力的林菩界（limbo），既不在想象力的轻飘飘的天堂中，也不在历史性沉重的大地之上，而是悬浮在二者之间的 无何有之乡 。” 这种写作堪称举重若轻，新垣平的剑桥史极富质感，倘若金庸的武侠世界是史实，那么他出于玩笑所勾勒的武侠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实则言之成理；他的细密的分析，实则钩沉出风神飘逸的江湖背后冷酷的权力博弈。比如他对五岳剑派的分析，“首先是以剑法为武学主体的门派，这使得它们的武术造诣有共通点；其次是大都属于新兴的小门派，这使得它们有结盟的需要；再次是位于中国本部的不同方位，彼此距离相当遥远，这使得它们更容易结成联盟而非争夺势力范围。”这种犀利实在让人击节赞叹，但同时由于这种冷静缜密的历史分析骨子里是一个玩笑，这一切又被解构为一场无所拘束的智力游戏。

历史与小说界限模糊，真实与虚构的对立不复存在。不无反讽的是，几乎在《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出版的同一天，各大新闻娱乐版爆出笑料，少林、武当、崆峒、昆仑、峨嵋、青城、崂山、梅花螳螂拳、苌家拳、形意拳、武氏太极十大门派的掌门人要携弟子赴天山论剑。这已经不是文学来自生活，而是生活来自文学，就像张爱玲的妙喻，“像我们这样生长在都市文化中的人，总是先看见海的图画，后看见海；先读到爱情小说，后知道爱。”这正是现代人的处境：我们进入了一个“拟真”的社会，一切依赖于符号的运动。

晚年的金庸已经触及这层意味了，在金庸的早期作品中，还是昂扬的“侠之大者”的气象，江湖的侠义秩序，矫正着不良少年，杨过一定要被纳入郭靖所代表的“父之名”的秩序，亲爹杨康、干爹欧阳锋都是“邪路”。《射雕英雄传》的结尾，叙述人还要来上一段不入流的咏古诗：“兵火有余烬，贫村才数家。无人争晓渡，残月下寒沙！”而封笔之作《鹿鼎记》结束于韦小宝追问母亲韦春花父亲到底是谁，韦春花冥思苦想，但还是一笔糊涂账，最终汉满蒙回藏都有，沦为一个“五族共和”的局面。当之无愧的当代解构主义大师周星驰更是把金庸的潜台词讲得酣畅，在电影版《鹿鼎记》中，韦小宝被告发为天地会党羽，皇帝令其脱袜查验，看看脚底板是否依惯例刻着“反清复明”。一只袜子被扯掉，露出“清明”二字，情势岌岌可危，但另一只脚底板却是“重阳”，此前的“清明”由此变成清明节。周星驰加上去的这个情节堪为绝妙：概念的确定性不再取决于本身的客观特征，而是取决于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的网络。一只脚上的“清明”毫无意义，它的性质需要在词语的关系网里来获得。和“反复”关联，就是杀头的大罪；和“重阳”关联，就是节日的能指。周星驰是韦小宝的知心人，作为最后一个“大侠”，韦小宝不承担什么本质性的意义（比如“为国为民”），他的本质只有在关系网里才能获得。在清廷系统里，他是康熙倚重的红人；在天地会系统里，他是青木堂堂主；在神龙教系统里，他是白龙使……另一只脚的“反复”永远缺席，因为“韦小宝”就是“反复”。

《鹿鼎记》和武侠世界一样，结束于现代人的出现，对于意义虚空的现代人而言，最合适的艺术是反讽的艺术。尤其是在高速现代的社会转型期，由于剧烈的意义悬置，反讽尤其受到欢迎。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作者最隐蔽的意趣，《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后记讲道：“《剑桥简明金庸武侠史》是以史学书写的方式，将十五部金庸武侠小说嵌入中国历史脉络的尝试。这是毫无实际意义的工作，但笔者试图从中创造出一些意义：ex nihilo。”ex nihilo是一句拉丁文，看其谐趣的读者估计以为作者写堆乱码开玩笑，看其虚无的读者如我开始老老实实查词典。请读者诸君猜一猜，ex nihilo是什么意思？ 答案可见《圣经》的第一页，或者回到本文的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