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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胡苏敏 是冬冬
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关心中国问题,但终其一生都没来过中国。令人遗憾的是,今年10月的中国之行本已排上他的日程。
“2010年在芝加哥的时候,科斯就告诉我, 岁数很大了,老年人非常不容易,生活太难了(life is very difficult)。 他没有子女。”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韦森昨日告诉早报记者,“我们原来计划9月底和10月初,把科斯接到中国来。只要来了中国,我们就不想让他回去,大家能照顾,还能经常看望一下。”
2008年,芝加哥大学,科斯在由他牵头举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作闭幕词时说,年轻的时候只因看到马可·波罗的游记,就对中国梦萦魂牵。中国在近代突然衰落,在近三十年又再突然崛起,这戏剧性的起起落落都让他迷惑不解,却又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重大。为中国而奋斗,就是为世界而奋斗(原句是“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
“会议闭幕的时候,科斯说了为什么要开这个会,他从没来过中国,却在98岁高龄时举办这么一次会议,我们很多人都感动得流泪了。他平时生活很节俭,一双鞋穿了十几年,但这个会议花销不少,据我所知大部分是他掏钱的。”曾任温州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马津龙告诉早报记者。
马津龙说:“5天的会议,上下午都有议程,他几乎全程参加了,我们在上面演讲的时候,他都坐在下面听。”他透露,科斯对温州经验很关注,看了马津龙的稿件,专门请自己的助手、现任浙江大学科斯经济研究中心国际主任王宁从美国飞到温州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
中国上世纪90年代
掀起制度经济学热
“很少有中国经济学家没引用过科斯的话。这一点科斯也知道。”马津龙说。
韦森认为,科斯的影响力,主要是通过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五常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带入中国的,“在上世纪90年代有个制度经济学的热,每个人都在读。”
韦森说,大约在1988年-1989年,他去澳大利亚读博士,住在经济学家杨小凯家中。韦森出国前一直在研究中国改革,杨小凯就建议韦森可以看看新制度经济学的东西,于是提到了科斯。“之后我都是在沿着科斯的东西在做。科斯对我,像是长者一样。”韦森说。
2010年12月,科斯百岁诞辰,中国的经济学家在北京举行了“科斯与中国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周其仁这样解释科斯对中国的影响力:
科斯认为,市场的运行是有成本的,通过形成一个组织,并允许某个权威(一个“企业家”)来支配资源,就能节约某些市场运行成本。那么是不是企业越大,节约的交易费用越多,经济就越有效率?科斯的回答是,节约交易费用的行为同样也要受到经济力量的制约。这是因为,市场运行不免费,价格机制不免费,企业连同企业家下达命令、行使权威的协调方式,也不免费。用企业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无可避免地要支付出另一种成本,那就是科斯本人命名的“组织成本”。
在中国开始知道科斯的时候,中国面对的经济难题不是市场的“交易费用”太高,而是笼罩整个国民经济的计划体制的“组织成本”太高。因此,中国改革的出发点,是如何解决国民经济的决策权力过于集中、计划命令的信息成本过于高昂,以及个人、家庭、单位和地方的工作积极性过低。
“这样看,最早触动中国经济学家的科斯经济学,重点并不是怎样通过企业组织来节约市场交易费用,而是怎样发展市场经济来节约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超级公司那极其高昂的组织成本。”周其仁说。
周其仁表示,中国在实践中趟出来的改革路子,即分权、重新承认并界定产权、发挥价格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功能、确立市场经济的法律秩序、给企业和企业家协调更大的舞台,可以在科斯提供的分析框架里得到最简洁的解释:重新在产权、合约、市场的基础上协调国民经济,花费的代价当然不菲,不过只要改革的成本低于原先国家超级公司运行的成本,经济还是因此而获得增长。
“实际上,(科斯说的)社会成本理论,就是清晰界定的产权,才能有完备的市场运营机制。实际上中国的这几年,国有企业的改革,都是沿着这个路子在推进。虽然科斯本人没有来过中国,但他写了《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科斯与其助手王宁合著),为中国市场化改革奠定了深层的理论基础。”韦森说。
“中国需要思想市场”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史晋川表示,“科斯教授的研究方法,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用案例研究来研究真实的世界”,“此外,科斯对中国改革一直非常关心。而且他认为,这种中国的实践,不仅是经济发展的一种伟大事件,可能也会对经济理论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周其仁同样提到了这一点。“科斯的方法论坚持也是他的中国影响力日增的一个原因。这是因为,遵循科斯的方法论原则去从事经济研究,中国的经济学人就有更大的机会进入经验科学——而不是神学——的殿堂。”周其仁表示,在方法论上,科斯坚持的是“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他批评现代经济学的一个流行特征,就是分析的日趋抽象化。
今年1月,科斯在与王宁对话时曾肯定中国在商品市场的改革做得很不错,但他直言“在 思想市场 的研究和分析上,中国并没有发生变化”。
“商品市场服务于每个人,思想市场服务于一小部分人,但却非常重要。这就是我觉得中国缺乏的地方,也是中国未来会发生改变的地方。”科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