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年前的9月2日，泊于东京湾的美国战舰密苏里号上，在包括中国在内的9个受降国代表注视下，日本在投降书上签字。之后的9月3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视历史是为了维护和平——这，是全世界发出的正义之声。图为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仪式在东京湾密苏里号军舰上举行。新华社发
新华网北京9月3日电（记者 朱永磊） 在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迎来68周年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并没有对犯下的战争罪行进行深刻反省，而是马不停蹄、接连不断地通过强硬言行企图修改和平宪法以恢复所谓“正常国家”。面对日本接连公然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国际社会该作何反应？作为二战受害国，我们又该如何最大限度地阻止日本在右倾化道路上渐行渐远？本网专访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解读如何应对当下以首相安倍晋三为代表的日本政坛的这股历史翻案妖风。
新华网：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您如何看待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您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如何正确面对历史和现实？
刘江永：我们有必要重温抗战胜利来之不易的历史，也有必要对中日关系目前存在的问题，特别是日本未来发展的走向予以高度关注。抗战胜利是中国人民，还有世界各国反法西斯阵营共同抗争的结果。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进行了顽强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1945年9月2日，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宣告抗日战争取得彻底胜利。战后，整个国际秩序和国际法的规则，都是世界人民根据两次世界大战沉痛的教训，以及人类社会未来前进的趋势和潮流共同创建了联合国，并制订了《联合国宪章》。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对外侵略扩张所侵占的邻国领土，通过战争建立起的殖民帝国，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也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清算。因此，战后的国际法和国际秩序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以世界人民和中国人民反法西斯胜利这样一个结果来得到建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做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也为战后世界秩序的建立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就是具体的体现。
当前形势下，二战已胜利结束68年，但是我们看到日本的一些右翼势力继续存在。最近几年，日本政治右倾化进一步抬头，一些右翼势力在日本找到了在决策层的代理人。日本安倍内阁出现了令人十分担忧的趋势，在历史观方面严重倒退，包括在今年“8·15”讲话中，没有提及日本军事侵略亚洲国家所负责任，也没有超越国界向所有战争的遇难者表示悼念，而唯独只是向战争中日本的阵亡者表示哀悼。安倍“8·15”讲话的方式，表明没有继承村山富市首相谈话的精神，实际上是取代“村山谈话”的第一步。这种倾向非常值得关注和警惕。
新华网：作为二战战败国，日本安倍政府上台后，不断在历史问题上挑起事端：鼓励阁僚参拜靖国神社，鼓吹“侵略未定义论”，质疑“村山谈话”精神，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更有政客公然为强征慰安妇等罪行唱赞歌。这是否表明日本安倍政府要决意否定二战胜利成果？其背后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刘江永：在历史观和战争观问题上，日本右翼势力从来都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成果耿耿于怀。他们一直企图改变战后的秩序，摘掉战败国的帽子。针对中国、韩国，以及战后各国认定的历史事实，他们认为这是战胜国史观、是共产史观、是自虐的史观，要推翻。他们不正确认识历史问题，是否认战后秩序的一种表现。
在领土问题上，日本和中国、韩国还有俄罗斯之间，不同程度上都存在领土争议。和中国的领土问题，主要涉及到在1894年日本发动甲午战争之后，利用战争胜利的背景，秘密窃占中国的领土钓鱼岛。所以，钓鱼岛问题既是领土争议问题，也是历史遗留问题和历史认知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日本一方面没有正确的历史观，一方面又企图利用《旧金山和约》，1971年日美两国“归还冲绳协定”，来取代《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这样一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所形成的战后秩序。这也是日本天皇和政府曾经承认和接受的国际法和基本国际秩序。拒不承认对领土问题的规定，并且在这个问题上不断地一方面强调不存在领土争议，不存在搁置的共识，同时又加强在安全保障、军事领域的部署和投入，并且谋求变相地修改宪法，通过对宪法的灵活解释，突破战后的种种禁区。所以日本未来的发展方向，实际上是和历史观、战争观，以及日本的战后秩序观紧密相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目前的钓鱼岛领土争议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涉及到深层次的问题，也就是三观之间的较量。中日两国关系的走向，也和这些问题紧密相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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