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生减负说起

刘远举

日前，教育部发布了《小学生减负十条规定》征求意见稿，其中包括，小学不留书面式家庭作业、低年级不统一考试、全面取消百分制等。和此前诸多减负政策相比，此次减负新规内容更全、力度更大。

学生减负一直是一个教育领域的老话题，可是，相关部门年年喊减负，学生的负担总没减下来。即使有些年龄段减下来了，以后却会出现报复性的增加。

其实，学生减负，要有有效的对策，首先要思考清楚一些重要问题。

负担的生理基础是什么？

现在有一种误区，希望学习是一种快乐的过程。实际上，除了小学低年级以外，其他阶段的学习对于适龄的学生而言，都是一种较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在生理上必然是不舒适的。大脑重量仅占人体重的2%，每天消耗的能量却达人体每天消耗能量的20%，由此可见，高强度的脑力劳动不可能舒适。

负担的社会来源是什么？

市场经济中的竞争带来经济繁荣，创新、技术进步，带动文明的飞速发展，而市场经济的竞争是由其中的无数人的竞争组成的。这种在市场中的竞争不但贯穿人的整个职业生涯，也不可避免地向青少年甚至幼年阶段梯次、边际递减蔓延。

那么，在教育系统中，传递社会竞争的制度结构是什么？

目前教育系统中的重点学校制度，也有助于传导这种由社会中市场竞争传递过来的压力。想在职场中有一个好的开始，必须要有高学历，除了高学历，学校名气也非常重要。上一个好大学，基本上需要上一个重点高中，而想考上重点高中，读重点初中的话，机会就大得多，这就造成小升初中的激烈竞争，使得竞争进一步下到小学阶段。

在这样的结构下，本来平缓的，以边际递减方式蔓延的社会竞争压力，就有几个关隘——考博、考研、高考、中考、小升初，甚至幼儿园。在每一次关隘前，都是一个竞争的高峰，一个负担的高峰，压力的传递不再平缓。

这种制度不但能较高程度地传递社会压力，而且，它也激发出了家长的焦虑，并进而激发出超额的教育需求。

这些关隘在时间上转移了压力分布曲线，比如，小学六年级，初中三年级压力都非常大，高三、大四考研压力都非常大，但是，初一、高一、大一却是快乐天堂。不过，这些关隘并非简单的搬运压力，它们本身也成为制造额外压力的来源。所以，这种传递体系本身，也增加了额外的学习负担。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就在于，为了考试大量做一些难题、怪题。

正是由于这种教育结构，此次“减负十条”也引起了家长的很大疑虑。规定中争议最大的当属“不留作业”。根据媒体记者的采访，家长们一方面希望小孩能没有负担地学习，另一方面，又担心课后不留作业，仅仅依靠课堂40分钟，不足以识记、理解知识，影响孩子的学习，一旦政策有变，自己孩子就落后了。正是出于担心小孩输在起跑线上的忧虑，多数家长表示，如果学校不给留作业的话，他们也会给小孩布置作业。如果顺着这个趋势，不留作业必然导致课外辅导班的兴起。顺着这个思路，有观点认为，应该同时禁绝课外辅导班，以彻底减轻小学生负担。另一种微妙的看法则属于那些天资更好的孩子的家长，他们希望能通过作业和考试，加强和证明自己孩子的能力。实际上，这些反映与做法都是家长在小升初、中考尤其是高考的竞争压力下的表现，而这些竞争压力的终极来源则是贯穿人一辈子的社会竞争。

负担的生理性的与社会性的特点很难改变，但是，对于竞争在教育体系中的传递结构，却大有可为。即便不能降低社会竞争带来的负担压力，但是，在年龄段上提到更高年龄段，让学生们足够承担这种压力的时候，再来面对挑战却是可能的。简单地说，必须消除教育体系中的几个带来竞争的关隘，抹平竞争波峰。让社会竞争压力平缓、边际递减地蔓延。

现实操作很明显，就是改变公立教育系统中的重点学校制度。只要有重点学校制度存在，制造负担高峰、制造额外负担的几次入学考试关隘就必然存在，学生的减负就是一句空话。

而且，公立教育系统中的重点学校制度虽有历史渊源，但并不公平。即使就近入学，同为一个城市的居民，为什么因为出生地隔了两条街，享受到的教育资源就有天壤之别？政府应该着眼的是公平，而非效率。至于重点学校产生的寻租、腐败更是司空见惯。除此之外，还产生出昂贵的学区房这种租值耗散方式。

另一个必须思考的问题是，既然学习负担的最终来源是社会竞争，而这又不可避免，那么，这种代价如何价值最大化？如何利用好这些负担，使每一份负担都能更快地转化为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于竞争的存在，现在的教育体系中考试的过程，更多地富有了竞争的色彩，是一个排序性质的系统，而不是一个资格性的系统。

在这个特点下，一个出自竞争的自发结果就是顺着人类的知识积累往下走，在同样时间内学习、积累更多的知识，以此增加自己的优势。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幼儿园小学化，小学高年级初中化，高中大学化本来是一种出自自然秩序的自发。但是，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的减负动机，这种自发的趋势被抑制了，幼儿园小学化等知识点下移的趋势被严厉禁止。而政府相关部门一再加强重点学校制度，激发竞争。于是，竞争就在一边激发、一边压抑下发展。

在现实中也产生了，学生的精力与汗水就消耗在了类似脑筋急转弯的各种题目中；当各类按规定是更高年龄层级的知识点通过各种扭曲变异的方式，犹抱琵琶半遮面地体现在低一年龄的学习内容中时，虽然，这训练了思维，但毫无疑问，这不是最佳的方式。

所以，消除竞争关隘、抹平竞争波峰，让竞争压力平缓地边际递减分布，自然可以还低年级学生一个童年，而另一方面，尊重自发的学习规律，不以知识点来减负，可以减少竞争中的租值耗散。

假设一个城市，一年有100亿元的教育投资，平均分配给100个学校，长此以往，学校的师资、硬件都会趋同，对于学生来说，随便进哪一所学校都差不多，这个时候，教育系统的官员也无所谓权力。但是，变换一下，这100亿元不是平均分配，学校的师资、设备出现了巨大的分化，对好的学校、学生争先恐后，这个时候，教育系统官员的权力就有了变现的空间。从另一个方面看，较好的学校也更能体现出提升当地教育的政绩。从这个意义上看，制造竞争波峰、激发教育需求，是符合地区政府教育系统内部人的利益的。

所以，对于教育部而言，真正的减负不是装模作样地规定不准布置作业，而是在宏观上制定教育资源分配均等化的考核目标。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项目研究员。专栏编辑吴英燕，工作邮箱：wuyingyan@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