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书评圈的“犀利”和“恶毒”

上海国际文学周的第二天，书评的话题仍在继续。文学周首日曾出席“书评时代”主题论坛的英国作家诺曼·莱布雷希特、托比·利希蒂希及荷兰作家伊恩·布鲁玛再次聚在思南公馆文学之家，就“英国报刊书评传统”展开对话，作家、评论家恺蒂担任主持，《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主办。

比起前一场讨论，这次对话更像三个文化圈老朋友之间唠家常，他们用自己写书评、编辑书评和挑选书评人的亲身经历勾勒出英国书评圈的“恩怨情仇”。

早报记者 郑依菁

“英国的文学圈更小气，普遍对八卦感兴趣。而美国的文化视野更加大气，一般对事不对人。”

英国书评传统和美国相比有何区别？曾为英国《观察家》杂志、美国《纽约书评》等报章撰写书评的伊恩·布鲁玛一针见血地说，“英国的文学圈更小气，作家和评论家之间的关系更加纠葛复杂，大家普遍对花边新闻和八卦回忆录这些题材感兴趣。而美国的文化视野更加大气，一般都是对事不对人。”不过也因为如此，“英国书评比美国更加有趣”，毕竟作家八卦几乎是人见人爱。

担任《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小说编辑的托比·利希蒂希同时为《文学评论》、《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多家媒体写评论，他认为英美书评传统的差异源自英美报刊定位的差异。“《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偏重记录文化领域中的事件和动态变化，是记录性的杂志；而《纽约书评》是专业性更强的小型杂志，所以文章的篇幅都比较长，内容也更加深入。”

古典音乐评论人诺曼·莱布雷希特为《泰晤士报》、《每日电讯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多家媒体写音乐评论。在他看来，写评论前必须做一个重大的决定，“你想成为一个屠夫还是砧板上的肉？”毫无疑问，诺曼自己的选择是“屠夫”。

这位音乐界著名的老愤青拥有一枚炮弹般的“大嘴”，他曾痛骂莫扎特和卡拉扬，预言古典音乐唱片公司Decca会倒闭，还多次称“古典音乐已死”。他的大放厥词常常引来口水仗和争议，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评论仍然是古典音乐领域最好看最专业的评论之一。

“他们宁可收到一篇非常恶毒但也非常精彩的评论，也不要一篇温和但语焉不详的评论。”

不过即使是诺曼也会沦为砧板上的肉。1991年一位学者对他的书评让他至今“怀恨在心”。在他11岁的女儿小学毕业的那天，心情愉快的他随手买了份《泰晤士报》，结果看到一篇对他新书《大师神话》的评论，第一句话就是“这是我看到的最讨厌的一本书”。诺曼描述那天的心情：“我很伤心，因为那位书评家是研究德国的学者，说明他肯定读过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史》，在读过这些书后他居然还是觉得我写指挥大师的这本书最糟糕。”不过有趣的是，出版方后来将这句评论印在了平装本书籍的封底，结果这本书一下卖出25万册，至今畅销。

英国书评人中以犀利恶毒闻名的不在少数。伊恩说，“如果《纽约书评》想找恶毒的评论，一般都找英国书评家写。”英国书评界甚至专门设立了“斧头奖”，以奖励那些“愤怒、有趣而犀利”的书评。今年的获奖者是英国女书评家卡米拉·隆（Camilla Long），她将另一位女作家蕾切尔·卡斯克（Rachel Cusk）的新书《后果：婚姻和分居》评论为“一个脆弱的女施虐狂和无与伦比的自恋狂”所写的“恶心、古怪的回忆录”。

在诺曼看来，英国的书评传统继承了英国的政治传统。“英国议会的政客经常互相谩骂、互相攻击，但还是能保持一定友谊，骂完还能一起喝酒。书评界也是如此。”相比之下，他们宁可收到一篇非常恶毒但也非常精彩的评论，也不要一篇温和但语焉不详的评论。

政治对书评的影响不止于此。英国的报纸杂志大多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比如《卫报》比较左翼，《每日电讯报》是右翼，而托比所在的《泰晤士报》也是右翼。不过托比说，《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由于是下属报纸，因此受政治干预较小，或者说尽量取消政治倾向的影响，基本做到中立，左中右的文章都能发表。布鲁玛认为，相比之下还是美国政治对书评影响更大。“《纽约书评》是左翼，基本不会刊登保守右翼的评论，而《纽约时报》就像中国的老夫子，不愿意得罪任何人，因此他们的书评很无聊。”诺曼说，“书报界的政治性主要体现在报纸的归属权，比如默多克自己是右翼，他总是试图影响旗下的新闻集团也变得右翼。但英国记者往往是很顽固很有反抗当权的意识，因此老板越右，文章越左。”

“评论的目的是挑战读者的品位，但谁来挑战评论家呢？他们应该互相挑战。”

作为一个老到的书评编辑，如何挑选正确的书评家？诺曼的意见是，编辑应该了解每个评论家的偏见和口味，如果评论家对某个作者有明显的厌恶或偏爱，就不该让他来评论他的作品。“比如，我对安德鲁·韦伯的《剧院魅影》就有极大的偏见，一个负责的编辑绝不会要我来评论这部剧。”然而布鲁玛透露，也有例外，《纽约书评》为了卖杂志往往故意找来带偏见的评论家评论以博取眼球。布鲁玛说，“我的唯一原则是，永远不要去评论那些你不感兴趣的东西。”

托比在为《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挑选书评家时遵循的原则是，“如果我知道这个批评家肯定会说什么，我就不让他来写，要保持悬念。但是我也不会把书评交给一个毫无把握的批评家。”“具体来说，如果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英国著名小说家）出新书了，你会避免哪些批评家呢？”诺曼问托比。“我不会找一个初出茅庐血气方刚的批评家来写，因为年轻人会以打倒有名的作家为荣，也不会给曾经批评过马丁的劲敌来写——不过这样做很诱惑，我会犹豫。”

此外托比说，他对那种每周都写批评的专业评论家比较有顾虑，“水平不高，没有新鲜感，粗制滥造”。因此他所在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有1000多人的评论家备选，这样每人每年写3-6篇，以保持书评的质量。而诺曼则认为，这对日报来说实现比较困难。他的建议是，在每个领域比如电影、建筑、视觉艺术寻找几位专业的评论员，最好他们的文化品位和意见往往是相左的，这样能够擦出火花。“评论的目的是挑战读者的品位，挑战作者的实力，但是谁来挑战评论家呢？他们应该互相挑战。”

至于读者应该如何区分好书评与坏书评，布鲁玛说，“不要太相信书评人，因为他只代表他个人。”而诺曼则说，“我读了很多垃圾书评后才知道什么是好书评，在读了很多好书评后才知道什么是伟大的书评。”

“人们在有了网络以后更加保守和固执，因为无论什么观点都能在网上找到小圈子。”

英国《独立报》把所有文艺评论家全部解雇，在新媒体的巨大压力下，传统报刊危机四伏，而其中境遇最险恶的莫过于报刊中的评论家，因为“他们往往被认为是最没有必要的”。布鲁玛说，新媒体令报刊生存环境日趋恶劣。“人们在有了网络以后更加保守和固执，因为他们只关心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无论什么观点都能在网上找到与他们同样观点的人和小圈子。”

诺曼则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新媒体至少带来了两个好处。他举例说自己的朋友被报纸解雇后成立了古典音乐批评的独立网站，十分兴旺。此外，新媒体令评论的民主化成为可能，也就是人们可以对批评家本身进行批评，对评论本身进行评论。

有读者提问说，网络发表评论的底线在哪里？诺曼认为，评论民主化确实令评论参差不齐，但好的一面是，即使在政治高压的国家也能较为自由地发表自己的观点。网络评论的底线在于“要以评论一个人的某部作品为主，而不是看作者之前的功绩、他的为人和个人名声等。比如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美国作家）成名后水平一度下滑，但他后来的作品《美国牧歌》很好，可惜很多评论只记得他之前的下滑”。而恺蒂说，比起英国书评传统，中国的书评更多是书话随笔和文学理论式的书评传统，“中国书评习惯于把作家的全部作品读一遍评一遍，回顾作家人生，而英国书评以书论书，更轻松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