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普”对话吴方言：什么叫故乡

早报记者 石剑峰

西安作家贾平凹写西北农村，讲一口“陕普”；上海作家金宇澄写上海都市生活，满篇吴方言。两人有太多的差异，但贾平凹和金宇澄各自的近作《带灯》和《繁花》都获得了好评，各自拥有不同的读者群。昨天是上海书展开幕第一天，贾平凹和金宇澄的读者一大早就来到思南文学之家，参加两人在上海书展上的对话“城市，从传统到现代”。

贾平凹：

站在城市看乡下

位于复兴中路重庆南路上的思南文学之家，昨天从早到晚，多场文学活动轮流上演，参加的读者多为年轻人。在昨天的一系列活动中，尤其以上午10时的贾平凹和金宇澄对话最为火爆。9时不到，会场就已满员，上百读者最后只能站在会场的各个角落。

贾平凹和金宇澄，两位作家的生活背景、经历和写作呈现太多的差异，而这也正构成了中国文学写作的多元性。贾平凹的创作大多与农村有关，但他个人其实从1972年起就进入城市，“到了城市以后解决了吃饭问题。”虽然写农村，但他其实是站在城市的角度来写，贾平凹说，“我基本上是站在城市看乡下。后来在城市过了几十年再去看农村，那些困难、落后、田园、朴实的东西，还是能看得比较清楚。”其实在1990年代后，贾平凹也写了很多城市题材的小说，“那也基本上是农贸集市形式的城市，写的人也是从乡下到城市的一群。” 长期担任文学编辑的金宇澄也敏感地觉察到，贾平凹虽然本质上是个城市人，“但他的感情最敏感的地方是在农村。”

随着中国社会的变化，贾平凹对农村的写作也已不同。“当时写作的时候农村就是农村，城市就是城市，但是现在写农村肯定会牵扯到城市。”最近这些年，贾平凹每年既会抽一段时间呆在北京上海这些现代大都市，也会花时间去西北龙曲等偏远小镇。城市的繁荣、农村的危机，在贾平凹看来，机遇、文化不同，就造成看到的景象不同，“这就像我们乘飞机穿过云层之后看到的都是阳光，云层之下却有的地方下雨、有的地方下冰雹。创作也是这样，尽管骨子里都是阳光灿烂的内核，外表却千差万别。”

金宇澄：

把无意义城市生活写出来

金宇澄是上海人，但他因为插队离开城市8年，“你一离开上海这个地方，户口没有了，就没有了粮票。按当时规定，你就没法再回来。”金宇澄说，很多人摧残自己的身体，造假，只为了能回到上海，“这就是故乡。农村成长的人对农村的感情，与城市出生的人对城市的感觉，其实是一样的。”什么叫故乡？贾平凹的回答是，“父母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如果父母去世了，那个地方一般不会再去了，所以说，故乡是以父母的存在而存在的。”

对于上海，金宇澄说，它有点像罗马，“罗马是一个承担了相当多骂名的城市，我觉得上海也是这样。上海也是很多人来，很多人走。”金宇澄的《繁花》，为人谈论最多的就是方言写作，“但我写东西的时候从来不用母语来思考。所以写《繁花》时，30万字，每天自己对自己说上海话，我经常觉得耳边有一个苏州评弹先生在说话。”

贾平凹与金宇澄在谈论各自小说《废都》和《繁花》的时候，不约而同地提到两部小说的女性问题，“女同志对《废都》有一些不太喜欢，后来我也反思了。因为当时写的角度是从男性，中国社会还是男人世界，但这是中国社会的现实。”“我这个也是。”金宇澄说，“很多女读者想了解男人的生活，男人怎么看女人，所以去看（《繁花》）。但我自己觉得很多女作家写的男人是不正确的。”

金宇澄在对话中感慨自己“已经很老了！”“我只不过是把过去大部分作家没有提到的，一些毫无意义的城市生活写出来，我觉得这也是蛮有意思的事情。” 金宇澄说，“现在的生活转变太快，我想写这快速转换过程中城市生活一些对我有意义的琐碎事情，就像文学允许一朵花慢慢打开一样，我想将那些有质地的琐事写下来。”

年过六十的贾平凹感慨的是，“一个人的命运坎坷一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启发。在这个艰难的时代度过也是一件幸事。”贾平凹回忆《废都》出版之后引起非常大争议，“给我带来的压力也特别大，那时候还比较年轻，四十出头，经历的事情还不是特别多。很长一段时间受到压力，如果是一般人肯定就压垮。我表面上还是比较胆小，但是骨子里面还是比较坚强的，你说我不行的时候，我还干一下。后来一想，人生也就这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