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认可搁置争议
王效贤是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一位亲历者和见证者。她曾在1972年9月周恩来总理同田中角荣的会谈中担任翻译。今年83岁高龄的王效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忆起会谈的场景。她说，会谈中，田中客气地问周总理，如果有人问起钓鱼岛问题，我回去怎么说。周总理说，不谈这个问题。
根据《日本经济新闻》7月28日援引的日方公开的外交文件，周总理还说，现在谈这个问题不好。因为发现了石油，这就成了问题。如果没有发现石油，台湾和美国都不会把它当回事。报道说，日方的会谈记录到此为止。但这份会谈记录是在1988年经过日方重新整理的，原来手写的会谈记录原件下落不明。
事实上，除了上述对话外，田中继续说：好！不需要再谈，以后再谈。周总理：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时间转移后来谈。田中：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王效贤说，1972年邦交正常化谈判，中方着眼于解决阻碍两国关系的重大问题———台湾问题。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方不想把它变成一个阻碍中日邦交正常化大局的问题。
前驻日大使徐敦信也是历史的见证者。针对日方公布的1972年邦交正常化会谈记录，他对本报记者说，当时会谈是各自记录，但是相当准确。安倍政府说两国在钓鱼岛问题上没有共识，显然是断章取义，想否认中日双方在钓鱼岛问题上有共识。徐敦信说，日本政府没有抱着诚实的态度，它的前提是否认有共识，所以不能把记录完整地公布出来。“日本说钓鱼岛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为什么田中先提呢？说明存在问题。对话只有几句话，不会记不清楚。日本的动机就是不想承认争端。”
邓小平再谈搁置争议
1978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访日，并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在这次访问中，王效贤担任随行翻译。她说，对于钓鱼岛问题，中方还延续了以前的思路，没有把它当成太大的问题。但在日本记者俱乐部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面对日本记者提出钓鱼岛问题，邓小平显然也是有备而来。邓小平回答：对于这个岛，我们双方的称呼都不一样。我们是叫钓鱼岛等岛屿，你们是“尖阁列岛”，可见双方立场不同。这个问题放一放没关系，我们这一代人谈不拢，我们下一代，我们下下代他们会比我们更聪明，会找出解决的办法。
徐敦信当时担任外交部日本处副处长，也在现场。他回忆说，记者会上邓小平提出这个问题先放一放，不要影响大局，在场的所有人包括日本官员和日本记者都热烈鼓掌。第二天的电视、广播、报纸都在很显著的地方报道了它的全部内容，也没见谁提出过异议。
1996年，日本右翼分子擅自登上钓鱼岛，徐敦信作为大使奉命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他回忆起当时日本自民党元老二阶堂进对此事的批评：“这些年轻人不知道历史，不懂中日关系之重要。当时我在场，是田中首相先提了这个问题，他跟周总理交换了意见，最后说放一放，以后再说。”
把可以放的问题放一放
在谈及1971年美国跟日本之间私相授受，将钓鱼岛“施政权”“归还”日本的非法性时，徐敦信表示，中国政府在当年12月30日发表的严正声明说明了中方的立场，即此等私相授受是非法无效的。
徐敦信还特别提及中日邦交正常化当年，中国外交官与日本外交官在联合国海底委员会上就钓鱼岛问题进行的激烈争论，当时的中方代表安志远声色俱厉地批驳了日本的态度和主张。由此可见，不管是通过政府声明的形式，还是在国际场合面对面的交锋，中日之间存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世人皆知。
目前，钓鱼岛问题成为横亘在中日关系当中的一段高墙。对于如何解决钓鱼岛问题，徐敦信认为：“关键是要回到建交谈判的共识原点上去，通过谈判和协商解决。我们主张 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主权可以放一放，油气资源可以共同开发。习近平主席7月30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重申了中国在维护海洋权益上坚持 主权在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 的原则，这是对邓小平解决中日领土争端原则的延续。”
徐敦信说，现在中日各自在钓鱼岛维权巡航，应该坚持“不能动武”的原则。中日双方应该针对现场的具体问题，商量一个共同遵守的规矩，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不要把能放一放的问题，突出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 （张滨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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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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