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南华早报》网站8月7日文章】题:中国为国际秩序的塑造增添正当声音(作者马克斯·普朗克比较国际公法和国际法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菲尔·陈)在中国否决联合国安理会对叙利亚问题作出的决议后,时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苏珊·赖斯对中国妨碍保护平民、纵容大规模屠杀的行为表示厌恶。在泄密者爱德华·斯诺登设法从香港前往莫斯科一事上,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指责中国多管闲事。由于对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提出主权声索,中国同样被指控侵犯邻国。
这些指控的核心是国家主权原则。在西方学术圈和政策圈,主权几乎变成了比战争还要肮脏的字眼。
事实上,主权和以往一样重要。
美国在国内和国外的行为一向是以自身的利益和法律为基础。英国在处理与欧盟的糟糕关系时,强调的是英国的利益、法律和主权。与中国一样,日本、菲律宾和越南也提出了自己的领土主权要求。
但是,许多人都想当然地以为,中国在行使主权时会无视国际法、甚至会威胁国际秩序。这种想法忽视了国际法对中国行使主权构成的约束。
在评价中国对待国际法和国际秩序的态度时,必须考虑到中国的历史。中国在1842年鸦片战争战败以来发生的军事事件及签订的国际条约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态度。
中国人确实一直抱持中国是国际法受害者的心态。鉴于曾经差点沦为殖民地,中国将国家主权视为抵御外国侵略和干预的堡垒。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传统和主张。完全不顾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无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这种做法还使国际法永远无法摆脱以西方为中心的本质。
中国在影响、塑造并造福国际法方面的潜力通常被忽视或误解。
不遵从国际法被视为中国是威胁、是不愿维持现状的大国、是执意要修改国际法的大国的证据。中国的不服从有可能会给这些准则以及国际法本身带来积极变化,这一潜力被贬低了。
想当然地认为西方制度、价值观和行为准则更优越的想法否认了“局外人”在国际讨论中的合法地位。
“局外人”对“局内人”的缺点作出的任何批评都被自动摒除。无论对西方制度、价值观或行为准则遵守与否,都被认为体现并再次证明西方制度的合法性。
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的角色说明了它在与当前国际秩序互动过程中的潜力和局限性。
中国以自身声望为代价否决安理会的叙利亚问题决议,这种做法非但没有削弱安理会,还阻止安理会成为学者理查德·福尔克所说的“使不合理的法律合理的地方”——这种地方是为使强国的单方面意愿合法化服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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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学者:中国重塑国际秩序潜力被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