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蒙太奇

丁雄飞

《繁花》和《日夜书》写了同一代人，尽管，写法很不一样：因为前者的背后站了个文人，后者的背后站了个知识分子，只不过，这个文人住过曹杨新村，当过工人，而这个知识分子上过山，下过乡。

文人的凝视下：阿宝不响。沪生不响。小毛不响。文人瞩目的女子：黯然、怅然、蔼然、媚然、怫然、讪然、施施然。小说中人依然是文人：包括卖大闸蟹的小陶，张口就是清朝人写的《春兰秋蕊》；包括住在大自鸣钟的小毛，喜欢武打套路，古代名句。《繁花》之所以能够似锦，依凭的是：气味——人的、环境的，声音——人的、环境的，此外，男女的穿着打扮，身体的小动作，桌子上的食物，上只角和下只角，当然，还有职业身份，阶级地位。比如，写沪西的“工人阶级”：市侩、天真、保守、骑墙、俗气、下作、自私、贪心、计较、拉帮结派，但是，重义气，讲情分，心肠热，技术硬，尤其，心里全懂。又比如写“文革”：红二代沪生胆小怯懦，说辞空洞，华东师大萧条恐怖，恶心不堪；可也有沪生的同学那一句：“最受不了有人骂我穷瘪三……我不掼这只凳子还算男人吧”，有祖父一度说过的：“资产阶级确实不像样”；而苏州河上那具“相貌如生”、“几乎是仰泳运动员”的死尸，老式马路上密密麻麻的钢琴，则或许是阿宝所谓：“文革”最难得镜头，是静，是真正雅静。

如果说《繁花》之为《繁花》，不可或缺的是方言俗语、民歌戏曲、中外诗句，那么《日夜书》用来标识自身的，便是那些议论说理的长句，便是诸如创伤、语法、内容、形式这样的论文词汇了。不得不说韩少功野心勃勃：小说一方面触及“母亲-根-大地-自然-存在”，另一方面牵涉“人-时代-共和国”，且以“身体”为中介来联系二者，探究其中种种横向的关系、纵向的连续性，乃至变与不变的辩证。是的，一谈这小说，就不由自主地要拿出写论文摘要的口吻了。不过，我尤其同意的是，在《日夜书》的众多内容中，对知青一代的反思和辩护，做得最到位、最动人：知青是革命之子，经折腾的生命力是他们的本色，而这一生命力或可异化为对抗的快感，或能塑造成肩负责任的担当（见刘复生文）；知青又与下岗和退休同义，此时，“抱怨是相互温暖的一部分”，为的是“把一天天的日子填满”，即便那使人宽慰的理由只是“一枚假伤疤”。

其实，看似不同的两部小说还有着更深刻的相似：它们多少都是现代主义的。虽然，《繁花》一章六十年代，一章九十年代，每章内部又成块，而《日夜书》也呈碎散结构，但不难看出，二者都在并置的背后寻求着某种理想形式。初读《繁花》，小说前一半，大段古代小品文绘景句、饭桌上信口闲谈，都如赏鉴一般从容不迫，而后一半，故事渐渐贯穿连续，节奏加快，比如19章结尾小珍爸爸发作、23章结尾春香难产而死，皆有峰回路转、一气呵成之感；但若再读《繁花》，引子部分就已处处显现那些赴重要约会前的郑重考虑了，仿佛小说的伊始便预谋了最终悲凉的结局。因此，即便《繁花》里的闲话可以无尽延宕下去，可小说整体还是单子般封闭的。此外，“一只野猫穿过”、“几盆花叶动一动”的反复出现，包括第7章第一次露面的“金鱼”、24章小阿嫂的“水芹”，还有许多如语言自我生成机器般的对话，都让读者犹如身处迷宫解谜一般。《日夜书》则始终散发着存在主义气息：“人生是一部对于当事人来说延时开播的电影”，这句话在第5章和42章各出现了一次，叙述人陶小布作为见证者和反思者，总在思考偶然与宿命的关系，充满深度，充满解释不完的意义。是的，一定程度上，这两部小说都在谈电影，谈蒙太奇，或者说，谈时间性，谈历史感，谈乌托邦。

值得注意的是，两部小说多少都把八十年代给一笔带过了，《繁花》到九十年代，男男女女天天吃吃喝喝，时间停了似的，而我不禁发现，小说的主人公都没有下一代，除了汪小姐怀的怪胎。估计新世纪后出生的人，都不大会用上海话读《繁花》了吧。我想，这部小说最令人动容的地方，乃是作者始终面对苏州河，而非外滩抒情，这是在告诉我们，上海绝不仅仅是“海上传奇”，不是那样的漂浮，没有根基，所以，我相信金宇澄必是心存小毛的，正如韩少功同情着郭又军，正如我们深爱着我们的父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