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堀田与当时以笔名路易斯闻名的纪弦认识，在日本战败之前的上海曾有些交往。在堀田的文字中第一次出现路易斯记录的是他1945年8月11日的日记，“诗人路易斯张开双臂走了进来，神情兴奋，仿佛要和在座的每一个人拥抱似的。一走近我们，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了《中华日报》的 和平号外 分发给我们，一边大声呼叫道：和平！和平！和平啦！坐在那里的我们这些日本人，人人都面色凝重，同时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涌上心来，眼睛不知往哪边看好……”
徐静波
清晨在《东方早报》上读到了诗人纪弦以101岁高龄在美国去世的消息（2013年7月24日B1版），不禁令我想到了以他在上海沦陷期间与日本占领当局合作的史实为题材的日本战后派代表作家堀田善卫（1918～1998）的小说《汉奸》。
一
在堀田的文字中第一次出现路易斯记录的是他1945年8月11日的日记。
堀田与当时以笔名路易斯闻名的纪弦认识，在日本战败之前的上海曾有些交往。1945年3月，对频频遭到美军空袭、已是一片风雨飘摇的日本感到绝望的堀田通过关系坐了日本海军的飞机来到上海，在日本官方的国际文化振兴会上海资料室供职，其间除了与在上海的日本文化人武田泰淳、石上玄一郎等经常在旧法租界一带的小酒馆等买醉外，也与跟日本当局合作的少数中国文化人有些往来。在堀田的文字中第一次出现路易斯记录的是他1945年8月11日的日记。那天日本准备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通过日本同盟通信社的对外报道而被苏联塔斯社大幅度地转播，通过外电获得此讯的国共双方的地下力量又通过传单等迅疾地传达给了上海市民，上午在南京路一带就陆续挂出了重庆的青天白日旗，街上到处是涌动的人群，堀田的日记中记述道：
“与赤间在四川路桥堍分手后，再次回到了会田的中央书报社，发现武田已经来了。过了一会儿，诗人路易斯张开双臂走了进来，神情兴奋，仿佛要和在座的每一个人拥抱似的。一走近我们，立即从口袋里掏出了《中华日报》的 和平号外 分发给我们，一边大声呼叫道：和平！和平！和平啦！坐在那里的我们这些日本人，人人都面色凝重，同时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涌上心来，眼睛不知往哪边看好。武田睁大了眼睛，全身心地读着号外。我也读了根据十日夜东京广播，日本天皇陛下切欲世界和平……我的心胸觉得一阵难受，不过路易斯却以十分喜悦的表情大声说道： 今晚我们喝酒吧，我虽然很穷，但可以请大家喝这么一点酒吃这么一点菜（一边用手比划着一点点的量），大家都来吗？ 在场的主人会田含含糊糊地回答说，今晚不行，明天和后天也有安排了，如果星期二左右的话也许……”（堀田善卫《上海日记 沪上天下》第18页，东京集英社2008年，此书乃堀田去世后由红野谦介编注出版）
我想这段日记非常真切地记录了路易斯（纪弦）当时天真、单纯、幼稚的诗人一面。在座的日本文化人大都也厌倦了战争，但他们明白，所谓“和平”就是意味着祖国日本的战败，堀田也很清楚，日本的战败，意味着路易斯等与日本合作的中国文化人的末路。路易斯当时在汪伪系统的《中华日报》内担任文艺部的编辑和记者，与在上海的日本文人池田克己（1912-1953）交往颇为密切，池田曾有一首诗作《诗人路易斯》，表现了他对路易斯的感觉，路易斯那部收录了38首诗作的诗集《出发》1944年5月由具有日本军部背景的太平出版印刷公司出版，1944年11月他还作为所谓“中国”的代表去南京参加了由日本军部主导的第三回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上述所举，虽不能说劣迹斑斑，但也绝不是光荣的履历。
二
堀田在1951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汉奸》，其中心人物，就是以路易斯和柳雨生为原型而塑造的“安德雷”。
在与日本合作方面比路易斯的表现要积极得多的柳雨生（战后以柳存仁之名在学术界享有盛誉，1998年曾被母校北京大学邀请讲学，并有多种著作由北大出版）和陶亢德（编辑）后来遭到国民政府的抓捕，各被判处三年徒刑，1949年初出狱后各奔东西。相对而言，路易斯未受到严厉惩处，在遭受冷遇之后悄悄去了台湾。
堀田在战后被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对日工作委员会留用，在上海一直呆到1946年末，其间他屡屡目睹了当年与日本合作的中国人作为汉奸的悲惨下场。而其时以侵华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为首的在华日本军人几乎都未被追究战争责任，这一截然不同的境遇使堀田感到震惊和痛苦，当时他这样记录了自己的心迹：
“在留在上海这个特别的都市、也就是我在这样的地下室内陷入沉思的日子里，对我内心触动最大的是阅读中国称之为 汉奸 审判和有关对汉奸判处死刑的报道。……今日称之为 汉奸 的人，……说到底，是与我们日本人一起行动的人。……今天被列入 丑名 的各个汉奸中，我自己并无一个知己，即便如此，作为一个平凡普通的日本人，每当我看到被枪毙的人的血腥的照片，我还是感到强烈的愧疚之心。……今天我们必须彻底明白，将这种惨烈而又极为残酷的命运带到亚洲各地的，完全是我们这些日本人。”（堀田善卫《在上海的所思所想》，《堀田善卫全集》第12卷，第125-126页，东京筑摩书房1975年）
出于这样的自责和忏悔，1946年他甚至偷偷地带了生活日用品去看望已经入狱的柳雨生的妻子、老母和儿女。
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在1951年发表了短篇小说《汉奸》，其中心人物，就是以路易斯和柳雨生为原型而塑造的“安德雷”，在人物外形上，则完全以路易斯为描绘对象。
三
当年有些污迹的路易斯（纪弦）和柳雨生（柳存仁），后来在现代诗的发展和中国古典的研究上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当我们就这些功绩向他们致敬的时候，也不必去遮掩历史的真实。
安德雷是一个有些潦倒的诗人，38岁，留着怪异的八字胡（从现存的照片看，路易斯或者后来去了台湾的纪弦确实一直留着八字胡），“天真无邪，作为中国人而言，可谓不通处世之术，”与妻子和六个孩子挤住在上海老城区的一家名曰“福生油厂”的三楼，一间没有窗户的堆杂物的小屋子就是他的创作室，屋内一口棺木是他日常起居的基地。出生在上海的他，学过一点日语，通过相关日文书籍的阅读，他热狂地迷恋上了法国超现实主义的诗作，在四面板壁的小屋子里创作了旁人难以通解的所谓超现实主义的诗作，还撰写了《诗和诗论》等著作。他对外部动荡而险峻的形势一直有点懵懵懂懂，“安德雷沉溺于读诗写诗的状态，对妻子儿女的生活也无暇顾及，也不听少数的几个诗人同伴对他发出的善意的忠告，也没有想到要参加到抗日运动中去，只是便于读到日本的前卫诗杂志，便当了由日本方面管理的《大华报》的文艺部记者。”当他获悉战争结束的消息时，天真地表现出了手舞足蹈的欣喜（小说中的这部分文字，几乎完全依据了堀田《上海日记》中的记述），但是，在场的日本人却根本无法欣喜起来，“莫斯科的广播，确切地说，拿着印有广播新闻的号外蹦跳进来时见到的日本人的沉重表情，才使得天真的安德雷受到了震撼，时髦的八字胡，一下子垂落到了嘴唇边。”走出屋子与在《大华报》文艺部当顾问的日本人匹田（明显具有作者自己的影子）来到街上时，安德雷大概也意识到了自己处境的不测，打算把自己的文稿交给匹田保管，匹田表示：“我们的命运，随着战争的结束，将听由重庆政府来处理了。也就是说，今后我们将要由重庆政府来管理了，所以……”这时安德雷终于明白过来了：“手持号外、迅速奔到自己认识的日本人那里、希望与他们共同庆贺和平的他，这时才意识到，对日本人而言，这一号外并不意味着和平与解放，而是意味着战败，他知道了他们的失败也就意味着自己祖国的胜利，而如今祖国的胜利，也意味着他自己灭亡的开始。”他在街头拾到的传单中，有一张写着“消灭一切奸逆分子，欢迎我军收复上海”。
“安德雷手里拿着这张传单，在纷纷飞落的传单中，呆呆地站着，一动不动。要是在平常，这异样的风景，应该会使这个超现实主义的诗人欣悦不已。……（匹田跟他握手告别，）一开始安德雷那瘦骨嶙峋的手毫无反应。当匹田要松开手时，他仿佛醒悟到了此时的分别所包含的某种意味，他突然紧紧抓住了匹田的手，又把左手也一起紧紧握住，嘴唇在上下翕动着，虽然没有说出话来，那睁大的眼睛，却分明显露了他内心强烈的不安和挣扎。……匹田在街上行走时蓦然将眼光落在了自己的手上。日本的、贪婪的、卑劣肮脏的手，在这双手所伸向的所有地方，制造了成千上万的祖国和人民的敌人。当然，其中不乏借助日本人的力量来迫害自己的同胞、为自己谋取巨大利益的恶棍，但也有像安德雷那样的、恐怕没有做过任何实质性坏事的人吧。……（造成了大批汉奸的罪魁祸首）难道不是以军部为首的大东亚省等的那些鹰犬吗？特别是那些号称对重庆工作、和平工作而来到这里、实际上却是汉奸制造业的那些特别调查班等，才是最应该承担责任的。”（堀田善卫《汉奸》，收录于《堀田善卫全集》第1卷中的第363-393页，该小说的各处引文不再注明页码）
8月15日，匹田在上海听到了天皇的停战讲话，“天皇在广播中，对于在各占领地造成的巨大牺牲的责任，只是淡淡地用了不得不表示遗憾之意这种双重否定的句式。他所关心的，只是朕自己和自己的臣民。匹田在这里看到了所谓国家和政治在根本上所包含的利己自私的一面，不觉感到一阵战栗。”
安德雷入狱以后，为减轻作为日本人的愧疚感，已经被国民党的一家机构留用的匹田，带着食物和鲜花去看望了已迁移到郊外的一处垃圾堆积场边的安德雷的妻子和孩子，六个孩子中两个已经死去。当他的妻子看到匹田衣领上别着的国民党徽章时，在惊讶之后，眼神逐渐转为了愤怒，那目光似乎是在说：“如果她的丈夫是汉奸的话，这个东洋鬼子难道不是战犯吗？这个战犯，这个东洋鬼子，难道他不就是使得这个母亲和四个孩子沦落到垃圾堆积场的元凶吗？”
堀田对于日据时期的汉奸尤其是文化汉奸的认识，在这篇作品中已经非常充分地表现出来了。时至今日，为汉奸鸣冤，自然完全没有必要，汉奸本身的罪孽，是无需掩饰的，但汉奸的形成因素，却是相当复杂的，作为日本人的堀田善卫，能有如此的自责甚至愤怒，实在是出于其知识人的良知和理性。当年有些污迹的路易斯（纪弦）和柳雨生（柳存仁），后来在现代诗的发展和中国古典的研究上都做出了卓越的成就，当我们就这些功绩向他们致敬的时候，也不必去遮掩历史的真实。
（作者系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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