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道衣冠：1934年上 海统一校服运动

赵玉成

一说起民国的学生，大家脑中多少会闪现出长衫款款蓝衣飘飘的一腔文艺范。不过，真要说清民国的校服样式，恐怕也挺复杂。

就大学而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圣约翰大学之类的毕业照上，学生都是金丝眼镜，西装笔挺，头发一丝不乱，一派商界精英的模样；而“金牌子”交通大学，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则肯定是一水的中山装，时代气息浓郁。据清华大学1928年《清华周刊》上对本校服装形式做的统计，在北京号称“洋气”的清华学子，穿长袍的有63人，西装有34人，马褂有4人，学生装有6人。

上海作为近代教育的发源地，中小学学生制服引领全国。早期工部局西童学校沿袭英国公学的校服传统，必须为学生制装，穿着统一校服，而上海的这类校服采用进口毛呢料，与当时英国校服并无差别。辛亥革命后，出现了日本式学生装校服，还有中学小开混迹各大公园和舞厅，当时称为“礼拜六西装派”。而幼儿园（幼稚园），则更加混乱。1931年《新家庭》杂志介绍上海情况：“某幼稚园教务主任，校中有幼生三十人，而一加调查，则穿开裆裤者，竟达二十二人。”有学生穿僧服，因为过继给菩萨，还有脚上套二个铁圈的，形同脚镣，家长说“不如此者，恐将逃去也”。

从“长袍”到“阴丹士林”

在1930年代之前，上海各校校服可以分为几大体系。南洋模范中学及其附小，由于其童子军著称于世，童子军军服也成了低年级事实上的校服，童子军运动的勃兴也带动其他不少学校规定学生必须有一套童子军军服可参加会操。位列工部局四大华童公学之列的格致公学，学生普遍穿着马褂，并无硬性规定统一校服，不过其校内按照英国公学制所划分的四大学院却都有自己色彩不同的院帽。而另一所育才公学，在其《上海市工部局育才中学校规》第一条为：“凡本公学学生须备校帽，在操场上必戴之，途中设遇师长，须脱帽致敬。”育才公学的校帽帽前有鸭舌，上面配有校徽，毕业班的帽子顶部还有一个红圈，作为标识，称为学长帽。学生一旦戴上学长帽有许多“特权”，在校园里就算是个小先生了。老牌教会男校圣芳济学院与徐汇公学即使到1940年代，学生依然是一身长衫，一副传统读书人的做派。至于教会女校，郁仁方在《圣玛利亚女校学生生活》中回忆：“本校没有一定的制服，平时所穿的都是朴素的家常便服，不过上体操的时候，就都换上了白色的运动衣，胸前制有蓝色的记号，下面穿了黑色的操裤。赳赳武夫的样子，正是巾帼英雄。”在毕业典礼等大场合，中西女塾学生都会统一穿上白旗袍，不过，这与平日里作为上海各大报纸杂志流行焦点的形象有点不符，1926年有人公开叫板：“北四川路某广东女校，规定国货蓝布旗袍为校服，女生来往路上颇为注目，深能表现贞静朴素，诚可风也，中西女塾之姐妹以为如何？”

这“颇为注目”的国货蓝布，指的是随即于1930年代起在上海乃至全国大为流行的阴丹士林布。阴丹士林原本是一种德国颜料名，由于蓝色的阴丹士林布可以历经我国传统甩砸捶打等原始暴力洗涤而“永不褪色”，更加上国货的称号，被极为推崇，也成了制作学校制服的“基本料作”。

1936年，一位叫赵良的无锡老师为学校整齐美观起见，学上海学校，特给全校做一色一式的校服，“就仿效华童公学的大体学生，以 阴丹士林 色布做秋冬咸宜的长衫。”他派人赶到上海去购布十五匹。因为民国《服装条例》规定长衫的下摆距脚踝只六寸，实在太费布料，回来发觉没买够，就偷懒在本地买了普通蓝布，而这类蓝布，被学校裁缝愤怒地视为山寨货：“新的时候，虽颇美观，但一落水就走色了。”“所以我们要买不落色的真正阴丹士林色布。”

1935年，另一位江苏中学生薛汉民给母亲写家信，除了汇报新入学的兴奋外，还要钱做校服：“现在男要做校服了，我母亲前云，须用普通色的布做好，男今见同学中的校服都是那阴丹士林色布做的。”阴丹士林色布“不褪色，虽经皂洗日晒，他颜色光彩，依然不变”“不比其他的布，还没有破，色已退了”，所以“穿这样的阴丹士林布最经济”。他在文末大做软文：“请记住一边丹日为晴，一边雨淋作阴，合二为一叫做金印 晴雨商标 ，烈日晒之，暴雨淋之，还是 永不褪色 ！”

这种阴丹士林布做的蓝色长衫，作为清代私塾书院里读书人的传统服装，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最早的学校校服，“长衫党”之历史源远流长，可谓国粹。在鲁迅先生的小说里，阿Q、孔乙己尽然落魄，那一身长衫是断不可脱的。1936年吴用九于《进修半月刊》一文痛陈中小学学生穿着长衫的弊端，“新生活运动中，首重生活纪律化，对于服装自非注意不可。”“衣服可以变易一个人的外形和精神：着上某种制服，则姿势优美，精神充足；着上马褂长衫，则老成持重，举动笨缓。”“如欲儿童有活泼之精神，马褂长衫，实不相宜，应加改革。”“如能一律穿短衣，读书人宜穿长衫，长衫党之陈旧观念可以消除，学校中贫富阶级，形式上亦可打破。儿童现出劳动之身手，教育现平民主义的精神。”

学校服装关乎德育乃至影响学生精神，这点早在1915年教育部制定的《学校制服规程》中已经体现，而当时仍属江苏的上海也曾郑重其事地公告：“此项制度之规定于学校行政，所以养整齐严肃之风于生徒起居，并以杜放荡奢靡之弊，至于便利作劳有助训练，非独为形式之观瞻，实有关精神之陶冶。”另一方面，基于推广国货的理由，上海的诸多民间社团也曾开展过轰轰烈烈的统一校服运动，1931年，上海中华职业教育社、中华妇女节制会、家庭日新会等社会团体发起会议，邀请各中小学校长与会，讨论统一校服问题，其间还自己设计小学女生校服以求大力推广。不过，这些运动由于各种原因，对实际校园中校服并无多大影响。

爱国的统一校服

1934年，国民政府开始在全国轰轰烈烈地推动“新生活运动”，这场运动以学校成为中心和基地，统一校服成了一个能迅速改变学生面貌的举措，既兼思想教育又兼国货宣传，遂被重视起来。

最早推动校服统一运动的为各省“服用国货委员会”，其后由教育部统一指挥，各省教育厅用行政命令强力推进，制定时间表及实施细节，以求两年之内将学校面貌一新。中国既有清末以来“爱用国货，抵制洋货”的传统，又有日寇日益逼近的危机，1934年第二卷《我存杂志》刊载《教厅订颁中等学校服用国货办法》其中谈及统一校服的目的，就是拿爱国作为口号：“（浙江省）教育厅鉴于我国经济衰落，洋货输入日增，非提倡服用国货，不足以资补救而推进生产。”而浙江教育厅在浙江省服用国货委员会制定办法之外，“现复订制浙江省中等学校服用国货办法一种。”“一、教职员及学生服装，一律采用国货；二、学校一切用品，除万不得已外，均应采用国货；三、各学校如设有商店或消费合作社，应一律经售国货，四、教职员及学生应共同组织服装用品检查委员会，规定检查及处罚办法；五、演讲关于国内外工商业情况，以激发爱国观念;六、随时揭示国货与外国货不同之点，或参观国货工厂及国货展览会，以增进对于国货之认识;七、征求或调查新出之国货名称、种类、商标及其样品，以资介绍用。”

相比之下，上海对于推广统一校服，虽理由所有侧重，但力度照样强硬。1934年9月9日《申报》刊载《本市中小学生制服统一办法 市教局令各校遵照办理》云：“上海市教育局训令，公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云查本市公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学生制服，其已制备者固属甚多，而尚未制备者亦复不少，即已制备之式样质色，又复参差不齐，为求整齐兼壮观瞻计，殊有统一之必要。”“（一）上海市教育局为统一本市公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学生服起见，特依照教育部颁行学生制服规程，参酌本市地方情形制定本办法。（二）本市公私立中等学校、及小学学生自二十三年度起，均应遵照部定学生制服规程、一律穿着制服方得入学。（三）中小学校学生制服式样、颜色、应依照左列各款之规定。”“中小学校二十三年度第一学期，新生及插班生制服均须依照，本办法之规定制备，旧生原有制服未破损者，仍准穿着，重制时亦应依照本办法办理。……（十一）本办法限期二年完成自二十五年度第一学期起，各中小学校学生制服概须划一不得参差。”

8月25日，上海市教育局：“日前曾召集中小学校校长开会征询意见，大体均已决定，惟高中男生制服，用学生装抑中山装，军帽用硬顶抑软顶，业由市教育局电部请示，一俟得到复电，即可决定，公布施行。”9月12日《申报》刊载《中小学统一制服后 各厂号竞送制服样品》：“市教育局颁布本市中小学生制服统一办法后,各厂号多到局索取该项办法,赶制制服样品,以便送局审查,惟此项样品,必须绝对采用国产质料。”

国民政府重点建设的市立中学乃为运动的标兵，《新上海》写道：“上海市北中学学生穿了笔挺的制服，来杭州游览，在闹街上排了四行的队伍慢慢地走，杭州的警察竟看他们走，也不管他们妨碍交通。最滑稽的是那位军训教官，全身美式配备，手里拿了根棒，嘟起了嘴唇，看去有些趾高气扬的样子。”

统一校服的经济问题

不过运动刚开展，就碰到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钱。1935年上海立达学园制定《限期完成统一学生制服办法》。“各级学校学生须穿着规定之制服，教育部早有明令。近日上海市教育局又严令所属各校限期完成统一学生制服，本学园决自下学期起，厉行统一学生制服。”按照这份规定来看，初高中男女生都需准备三套制服。比如高中男生需灰色呢学生装一套（连帽），六元，灰色呢大衣，骆驼绒里子，价约八元。黄布学生装两套（连帽），六元，而当时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就是五元。“以后高初中女生之外衣，除用制服外，不得穿着其他任何衣服。至高初中男生，则长袍长衫等便服概不得带至学校。”

而在校园外，对于统一校服的费用质疑成为了主流，吴用九于《进修半月刊》提出，统一校服，根本没有考虑城市一般平民和广大乡村实际：“贫苦人家，兄衣弟穿，父衣子穿，大小相袭，补衲修改，非至毫无办法，绝不舍弃。”制式校服不如在乡村改为中国式短衣。他总结其一共有多点好处：其一是做工比制服易得。其二是学生装价格昂贵，乡村儿童多贫困，“如再令其出钱购买制服，是无异拒其子女之入学。”

上海出版的《教师之友》杂志是多次校服问题讨论的阵地。1936年第二卷第3期开辟专版讨论校服问题。其中，有朱鸿翔、秦启文、陆天三人合著《做校服》一篇，设计一门课程，在做校服中，教会学生认识尺等单位的度量，计算布匹剪裁。易观光《普及教育声中的学生服装问题》一文采取了怀疑的态度：“在我们这个国度里，尤其在这个年头儿，天灾人祸，两相煎迫，农村破产，百业萧条，我们在普及教育声中，应该要解除这条锁链，不要做校服。”在他看来，做儿童校服，不过是形式上的齐整，“要做冷天的黑制服，热天的白制服，黄色童子军服，女生加条黑裙子，一口气拿出十几块钱来，是毫不费周折而且情愿。”第8期卢素新一文认为统一校服确有必要，但是方法要细化：“有钱的儿童，穿起鲜艳的新衣服，耀武扬威，自炫傲慢。穷困的儿童终日终年穿着破旧的衣服，相形见绌，未免要发生自卑自鄙的心理。”“没有钱的，便不送儿童进校。”“我们中国人，对于儿童的服装一向不注意的，如臃肿不堪，紧狭难着，或是过长过短，这不但没有美的观念，而且是不卫生。”“有些学校往往因为不做校服，碰到开运动会，童子军大检阅，也不去参加了。”“我们做校服为提倡国货，培养中国人穿中国货的这种爱国理念。”

1937年第三卷，又有校服问题的讨论。任福山《校服问题的讨论》将问题分为两个立场，一个为大众的立场，另一个为经济的立场：“儿童的服装，对于身体的发育卫生和心理健康，的确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在大多数的经济破产的乡村儿童家庭，不合于身体的发育卫生和心理健康的设施，又岂止服装问题一项。”“他们那种惨苦的生活，简直不是中产以上阶级所能梦想到的。”“敝校的制服标准算是很低了，本地染的蓝色细布裤褂一套，旧式便装即可。为什么不叫校服而叫制服呢？因为学生不能制备多件，四季服用。”“若云学校代垫代做，恐怕也不是大多数乡村小学所能办得到的。”“在乡村经济问题没有解决以前，还是不要强制的求消费方面的整齐划一，而要求生产建设方面的整齐划一，精神振作方面的整齐划一。”所以校服问题，最好按照地方情形。王桥写道：“乡村的民众们，在整个受教育的领域中，他们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失掉读书的机会的，我们尽量的收纳他们的子女到学校里去受上几年的义务教育，已经就是矮子里拔将军的选出来的。”“我们在办普通的义务教育，是求一般农家子都可以入学，假如，我们用经济条件来淘汰他们，结果不还是办成贵族化的教育和形式化的教育吗？”“即使孩子们自己来做校服，也只仅限于家道尚可维持的孩子们身上。一年一身，已是精疲力竭了，一年两身，真是宰了他们也无法应付。”所以，校服的制作“要因地制宜的来定标准。”杨潜莱建议：“如儿童经济实在不可能，那末由校备制若干身，在远足、运动、体操时借给他们用。”

作为一所农村短期小学的教师，张晓光建议：“我办的是一所新设的短期小学，一年来我遇到的最大而不容易解决的难题，就是一个 学生难以入学 。因为他们都穷的不能自愿地送他的孩子们入学，所以我的学生们的来校，都是官方强迫的。强迫不到，那就只有罚办或拘禁之一法了。年来我遇到许多被罚禁的父母，然而我只是可怜同情这般做父母的。”“一般乡村儿童，最普通的是一年只有三件替换衣服，冬天拿了夏天的单衣，着点棉花缝成棉衣。”“秋天的时候，穿上两件单衣，变成夹衣”。在这种现实之下，主张以儿童的生产储蓄来做校服。“我们不反对做校服，我们需要的是整齐谁都无异的。不过我们体念那些经济无着的父母，是绝对地要抛弃一般学校要叫学生一口气拿出十几块钱来的校服费不革恶病。我们抱的原则是要经济，我们要注重实质，而不只顾外表的形式。”接着，他拟定了一个做校服的方法，一是衣服全部由家庭负责的原则，从缝纫、料子的购买或规定学方合作社整发，随着各个学校环境而定的，但是必要在乡间习惯的缝衣时节，将校服的质料、颜色审慎地规定划一。“在缝衣节前，实行家长恳谈会或家庭访问等，和他们详细的研讨这个意思。”“访问儿童的母姐，给他们讲解不卫生衣服的弊害”，再将长短尺寸和方法告诉他们。

划一的校服，划一的精神

尽管1934年后，上海全市至多只有三分之一学校实行了新校服制，然而，在抗日救国的高涨环境下，统一制服之下，学校急速地开始了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的培养。与新生活运动相结合，升国旗、晨会课制度、三民主义党课乃至洗澡须用冷水都成为学校教育的内容，这种“朴素”作风与意志的磨练成为学校对学生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的必然表现。1934年，南京市市长石瑛签署公告，明令规定首都学校服式：“中小学学生一律须穿本国粗布制服，女学生须穿本国粗布褂、粗布裙。女生不得烫发擦粉，男生须剪平头或剃光头。男女教员须穿本国粗布衣，女教员不得烫发擦粉。如有违者即惟校长是问，轻者警告，重者记过，或撤职。”

而当时位居江苏中学之首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堪称典范。张根法于1936年第3卷第3期《青年月刊》《“教”“训”“军”合一的江苏省立上海中学》一文记叙道：“学生的制服都崭齐一律，高中生全体是草黄色学生军制服，女生全体是 青一色 的旗袍；初中则全体童子军制服，别的杂色衣服不但不能在校中穿，而连在寝室内挂在衣架上也是不容许的，不然就有 吃大菜 的危险。”“全校学生一律实施严格的军事训练，因此在生活上所表现的都是严肃整齐，男生全体是剃光头或平顶……校长及导师以身作则，不穿洋装，改成光头，完成（全）与学生打成一片，除年龄能断定这是先生外，其余完全是学生化。”

文章介绍道，学校的普通一天是这样开始的：“学生一律早睡早起，在五更鸡啼，天刚发白的当儿……以短促二十分钟时间作为学生洗漱，整理内务及打扫寝室的时间之总和。 考美 的运动，由各常务导师值日检查，清洁。”“接着很快的集合号又大大地吹着，以三分钟为集合的标准时间，在一个大操场上先行举行升旗仪式，接着练习体操，再跑完三大圈。“态度是严肃的，就没有谈笑风气的情况，只能得到一二三四或大家努力的口令从近二千个青年男女喉咙中所发出的雄壮”。等到跑步停止，用高亮的声调唱“我校所特有晨会歌，最后大家咬紧着牙齿，捏紧着拳头拍掌嗔怒地喊一声 不要忘了九一八 每天的晨会才算结束。”“吃早饭，总务长的口令 挨次序，目标饭厅，便步走 。再等执星官吹一声警笛的声音，大家方努力加餐。几位训导先生虎视眈眈地监视着，决不能讲半句话。”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扩大纪念周上讲演《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拼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所以，一位王桥在《教师之友》写道：“我们尽可以规定同一色调的，用最便宜的国布做的普通衣服来做校服，不必求其新，只求其清洁就可以。穿上整齐一色的普通清洁衣服，一样的有精神可以划一服装。”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