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是程序正义而非结果正义”

曹天元

科普作家，1981年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赴美国和中国香港读书，主攻专业为生物化学和电子工程，现任CCTV新科动漫首席品牌顾问、北京交叉点击文化传媒公司品牌总监。代表作《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被称为中国的《时间简史》。

早报记者 郑依菁

中国科普的理想与现实之间，落差巨大。对此，著名“业余科普作家”曹天元感受颇深。8年前，他写下《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这本至今仍然高居当当网科普类图书排行榜第二的科普书，却无法支持他成为专业科普作家的理想，“版权费估算每月仅3788元”。上周末，曹天元做客上海图书馆，在上图讲座开办35周年和《东方早报·上海书评》创刊5周年之际，探讨“中国科普的理想与现实”。

科普写作：

科普界缺少突破性作品

2003年，网络论坛方成气候，一批最早使用互联网的网络青年自发聚集在各个论坛上发帖灌水。“当时的网络氛围比较单纯，毫无戾气，每个人都是自备干粮，充满表达欲而开始写东西。”曹天元记得，宁财神、李寻欢、安妮宝贝都是那个时候出来的。

其中在新浪一个名为大话春秋的论坛上，热爱历史又百无聊赖的同学们热衷于以通俗的笔法来书写各种历史，曹天元的《量子物理史话》最早便是在那里开始连载。“量子物理的历史也是历史，但是有些别人不太熟悉的科普知识在里面，因此在各种历史题材中比较突出，看的人也比较多。当时的论坛不像现在起点网这种，一天不更新订阅量就少一半，我那个时候是一开始一天四五千字，后来一周四五千，再后来想到了才写，但始终也有人看。”

在连载了一段时间后，便不断有人向曹天元抛出绣球，令他一时为中国科普事业的光明前途沾沾自喜。然而事情并没有向着最美好的方向发展，当真正与出版商洽谈后，曹天元发现靠科普谋生的想法并不现实。“新浪原本和我说首印10万册，但后来出版人沈浩波说首印只能先2万册。我一算，书定价32元，版权费作者能拿8%，每卖一本书，我能拿到2.56元，扣掉11.2%的税，就是45465元，假设一年内都卖掉，那么我每个月就能拿3788元。当时我在香港生活，基本上无法满足生活需求。”曹天元的“职业科普写作生涯”尚未开始便已结束，之后他毅然投身金融事业。

然而2万册印量在今天已经算很多了，曹天元说，随着出版业日益不景气，如今只有畅销书才能达到这个印量，一般的图书只有几千册。“我也问过少年儿童出版社，他们准备出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还有果壳网等，科普出版的前景很不乐观。不管曾经多辉煌，现在都属于绝对的小众领域。”

另一个困境是，国内图书定价相比其他商品和国外定价都低得可怜。“8年后我的书再版，定价只涨了3元。”唯一有盼头的是，科普类图书属于细水长流型，可不断加印，比较有后劲，曹天元8年前的《上帝掷骰子吗——量子物理史话》，至今仍在当当网科普类图书排行榜的第二名，而第一名是霍金的《时间简史》。“这也从侧面说明这两年没有好的科普书出现。科普界缺少突破性的作品，什么时候出现科普界的易中天和《品三国》，科普赚钱能和《小时代》相提并论，就好了。”

除了科普写作之外，科普翻译也是另一条谋生之路，然而更加崎岖险阻。“因为翻译费太低，所以国内科普翻译水平很差。”曹天元说，他也曾接到过科普翻译的活，“理查德·道金斯的《上帝错觉》，这么有名的科普书，翻译费千字90元，也就是说20万字翻下来只有1.8万元，而要翻得好至少要半年到一年左右。”相比之下，或许为杂志报纸写科普专栏是最靠谱的选择，每个月写10篇左右的话，收入达1万元。“但是10篇的量其实很大，写科普要查很多资料，效率很低，体力要求大，只能说是青春饭。”

电视科普：

科学枯燥 电视娱乐

电视科普领域的情况并未比科普写作来得令人乐观。如今央视大型科教电视栏目“科技之光”的主编赵致正是曹天元口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一位“死硬派”的科技电视人。“他一生都在呼唤成立专业的科技电视台，直到现在对电视科普死心了，后来他开始担任《北京科技视频网》的负责人，但每每说起仍然很悲观，说随时准备倒闭，抓紧时间给后人留下一点遗产。”

成立专业科技电视台的想法胎死腹中后，各个电视台成立了一批科教栏目，然而收视率很低，科普节目一度被称为“收视率杀手”。“只要一放科普节目，收视率就掉下来，一放电视剧，收视率马上高起来，不管是怎样的电视剧。”曹天元说，“百家讲坛曾经邀请过物理学家杨振宁、丁肇中、霍金，然而再大牌也没人看，直到后来学者易中天、阎崇年来了，才火爆起来。”

“《走近科学》以前也不是现在这个 反科学 的样子。”曹天元说，“实在是因为之前收视率太差了，以至于2002年差点被枪毙掉。直到制片人张国飞来了以后，保证收视率，才没有被枪毙。而保证收视率的方法很简单，就是设置悬念和疑问，有数据显示，悬念疑问每多一倍，收视率可以上升40%多。因此，各种怪圈、恐怖、灵异悬念被设置，而谜底通常是胖子睡觉打呼噜这种。”曹天元说，事实上中央十套也很无奈，“不是他们不想做科学，而是一做科学收视率就下降。科学的本质是枯燥的，而电视的本质是娱乐。”

现阶段的事实表明，人类不喜欢科学。“科学在人类历史上出现不过400年”，在此之前人类都是没有科学思维的。而这正是科普的意义，克服人类惰性而使科学思想后天植根在脑海中，从而改变人类的命运。

科学教育：

迷信科学也是一种迷信

全人类都对科普不感兴趣，而在相同教育程度下，中国人对科普感兴趣的程度比欧美国家还要低，这在曹天元看来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按道理，我们国家对科学教育是非常重视的，比欧美还重视。科教兴国，科学是第一生产力，小时候很多人的理想都是长大要当科学家。我们国家还有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科普法》。”

事实上，国人对科学一词的误区损害了科普事业，“如果仅仅把科学当作是正确的，不科学等同于不正确，塑造成科学神圣不可侵犯的形象，那对科普来说无疑是不利的。迷信科学也是一种迷信，对科学坚信不疑、不假思索的态度，本质是迷信而非科学。”

在曹天元看来，科学是一种方法论，是获取知识的程序，“知识是学无止境的，而科学方法掌握了就能广泛应用。如果每个人都学会这种方法，至少就有共同的对话基础，而如今大多数时候人们在网上争辩科学问题，都是鸡同鸭讲。”

曹天元举例说，有人问，上海有可能地震吗？科学家说，有可能，结果第二天报纸上写，“上海可能地震”，这就不科学了。“科学家的话要按照科学方法理解。一个骗子说，明天有可能地震，科学家说，明天基本不可能地震，但不排除地震的可能性，而方舟子会说，明天不可能地震。两者的回答一个是从科学的严谨性立场，一个是从科普的效用性角度讲的。如果能达成共同基础，理解 明天不可能地震 的意思是，没有证据表明明天可能地震， 明天预报下雨 的意思是明天很大可能会下雨，而不是一定下雨，那么传达出的科学信息才不会被误读。”

曹天元说，“正因为缺乏对科学理解的共同基础，缺乏对逻辑证明规则和理念的共同阐述，所以网上才会有那么多无知的争论。”

科学讨论：

全民参与建立对话基础

作为一个科普作家，曹天元目前最希望的是发起一场全民科学大讨论。“最好全民参与，讨论科学究竟是什么，建立共同的对话基础，接下去科普的工作就好做了。”

在曹天元看来，科学至少包含着以下三种含义。

第一，科学是程序正义，而非结果正义。也就是说，科学结论不一定百分百正确，但是科学方法必须正确。只有通过科学方法获得的知识才是科学知识。“假设两个人都预言地球是圆的，但是一个人经过了观察和证明，比如阴影变化、北斗变化、海上帆船等，而另一个人说，这是做梦的时候黄大仙托梦告诉我的，这样的话只有前者的结论才是科学的。而至于地球是圆的这个结论科学不科学？无所谓，重要的是获取结论的方法。”

曹天元认为，科学方法更像是法庭。“新的证据有可能推翻法庭的结论，但是不能说法庭第一次判定是错的。而科学史上，新的理论也总是推翻旧的理论，但不能说旧的就是愚昧封建落后的，只是新的证据出现了。如果穿越回去，在托勒密的地心说和哥白尼的日心说之间，我或许会认为还是前者更加有道理，因为日心说有几个致命的弱点在当时没有解决，比如视差问题。直到后来提出了新的科学证据，才能证明后者更有道理。”

第二，所有科学结论都是或然性的，而不是必然性的。在哲学领域，苏格兰哲学家休谟提出“不可知论”，即使太阳在之前的每一天都是从东边升起的，我们也不能推出太阳明天一定从东边升起。科学如何来解决这个难题？“贝叶斯（英国数学家）推理。”曹天元解释，“简单地说，科学是从过去的经验通过归纳和总结推出将来的经验，而贝叶斯推理通过概率计算来提出概率性的结果，如果前一万天太阳都从东方升起，那么明天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概率就更大。当一个概率很大，而另一个概率很小的时候，就没有必要把小概率推测说出来。因此科学结论都是概率性的结论。”

第三，科学认同是小圈子民主，科学结论和大众民意无关。“科学是民主过程，但不可能让每个人投一票，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正确不正确。但如果有人说科学是完全客观的，也不对，科学是主流认同的问题。任何客观判断、客观证据都不一定那么 客观 。”

曹天元说，唯有把这些基本问题都梳理清楚，中国科普的春天才有可能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