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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上周日，当全华班出战的辽宁男足在主场1比3不敌深陷保级泥潭的天津队后，辽宁队老帅马林只抛下一句“祝贺天津队取得比赛胜利”就愤然离席，外界不免怀疑这是为还此前足协杯辽足5比0大胜天津的人情，“默契球”的疑云再次笼罩了中国足球的天空。
与司法介入打击“假赌黑”不同，在世界足坛范围内，判断默契球存在取证难等一系列问题。但在NBA和英超赛场，就有针对球队未派主力球员上场，涉嫌不尊重球迷而遭到处罚的案例，NBA甚至将“未派主力，涉嫌伤害球迷”的条款写进了联盟规范中。但对于中国足球长久以来存在的畸形文化，“投桃报李”不仅是对球迷的不尊重，更是对体育竞技本身精神的亵渎。
颜强
经过伪职业足球在中国二十年的教育，我逐渐学会了辨析“假球”和“默契球”这些专有名词之间的细微差别，乍一听到都感觉不可思议且义愤填膺，对于那些骗子掮客，绳之以法是刻不容缓的。然而这样的场景一再重现——十多年前，“渝沈之战，绝对假球！”这样的标题，让我无比震撼，可是震撼完了之后，哪怕我们都没忘记这样比赛的存在，我们也只能在无可奈何中继续承受着。
所以社会公认：球迷是中国最苦逼的群落。现实的不堪与肮脏，或许你还能找到一些办法排遣和缓释，可足球本来是给大家一个闲暇时聚众的机会、让社会群落在聚众的环境下找回部分心理平衡，然而中国足球显然只有让你心理更严重失衡的作用。
如此的弄虚作假，光天化日之下进行，手段拙劣嚣张，所以有人说天津辽宁这样的“默契球”，“比 假球 技术含量低多了”。在严格的职业足球环境里，这样的职业比赛，呈现给观众的就是一种具备观赏价值和地域归属感的产品，从而换取观众支付的门票现金、通过电视观看的收视率，并且将这些关注度在第二级市场上形成转化，得到广告赞助收入。社会契约关系，是职业体育商品化的属性组成。天津辽宁的比赛，倘若被认定是“默契球”，那么就是对所有观看这场比赛的现场观众、电视观众以及中超乃至足球所有观众的一次欺骗。
因此对待这样的问题比赛，早已不是一个中国足协风纪问题，而应该是对违背社会契约关系嫌疑行为的深入调查。这是公检法机构应该承担的责任。一个像中国足协这样的行业管理机构，假如注重行业的规则建立，势必会有相应的条文，来针对这种“默契球”或者“问题比赛”，而不需要一旦发生丑闻，总是被媒体或者球迷推动，最终在迫不得已情况下做出应对。倘若像天津辽宁这样的比赛确实洁白无瑕，中国足协也应该第一时间主动应对，来控制失实新闻的传播，维持行业以及自身形象。
我相信对于类似嫌疑问题，中国足协的各种条文和管理规定里，肯定有相应的调查乃至惩处措施，否则这几年打假杀赌扫黑反腐的风暴，等于白刮了。另一方面，基于对中国足协的认识，有这样的管理规定，能否执行，绝对是疑问。现在的情况是，中国足协能否对这场“问题比赛”有及时反应，都是个大问号——卡马乔和6·15丑剧的阴云，还远远没能揭过去，这个管理机构在应对这样的危机问题时，毫无公关手段，遑论拨乱反正的能力。
和一些国际体育管理机构相比，类似危机发生时，不是没有可以参照的先例。NBA有明文规定，对消极比赛的惩罚，上赛季打进总决赛的圣安东尼奥马刺，就因为联盟赛程安排不合理，背靠背比赛球队精力不济，波波维奇安排了非最强阵容出战，结果被罚。此外，2010年4月，丁俊辉在欧巡赛对梁文博时，被认定“消极比赛”，罚款2000英镑；田径自行车等项目都有过先例。最著名的，莫过于2012伦敦奥运会羽毛球的“消极比赛”，如今仍然是中国羽球界及媒体界的一段公案。
有规定可以遵循，有案例可以参考，只是中国足协有规定怕也难以执行。
不过从一个更大视角看、在公众层面上，对于“默契球”的认定，尤其如何惩处“默契球”以及“消极比赛”，伦敦2012留下的阴影，折射出的更是社会文化差异——“默契球”、“消极比赛”以及“假球”，实际都是利益驱动，如果伦敦2012的中国羽球选手不应该受罚、受罚不公平，那么中超或者CBA出现“默契球”，是否就该受罚？
我们很容易上升到一种自以为是的道德高度，去审视职业体育中的欺骗行为，却没能用社会哲学去分析这些现像。倘若为国效力的国际舞台上出现的欺骗行为，遭受惩罚就是“不公平”，规则倘有漏洞、规则制定者愚蠢，那么去利用规则就是有理的，凭什么国内比赛牵涉到的并非国家利益时，这些职业体育人的行为就“道德败坏、唯利是图”？
谁又比谁高尚？抑或为国争光，可以成为体育欺骗的一种道貌岸然的幌子？非黑即白的绝对二元对立分析问题，造成中国体育没有继承，只有不断的推倒革命。但是在诚实与欺骗的体育道德问题上，我很难看到游离其间的灰色地带。体育是直指人心的普众行为，体育不能容忍欺骗，不论利益有多么崇高伟大。
（作者系网易副主编）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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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