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西方民主的反思(十)

西方看不懂中国的民主

——西方对于民主的反思之三

提要：中国的民主一直受到西方的攻击，但西方也有些人在慢慢改变看法。要西方根本改变偏见很难，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我们自己要做好。西方现在很担心中国的成功会动摇他们的信仰。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受到西方的封锁、遏制、谩骂和攻击。改革开放之后，西方也一直是“遏制加接触”。他们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不知多少次宣布中国“即将崩溃”，可是中国不仅没有崩溃，反而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西方人就是弄不明白，“民主加市场”是唯一成功的模式这条金科玉律，为什么不适用于中国？如果中国成功了，西方的民主模式岂不是从神坛上跌落下来了吗？

西方这方面的言论很多，这里引用比较典型的一条略加分析。德国《南德意志报》2010年4月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很吓人：《铁丝网后的富裕》，它的原文提要是：“冷战中，自由国家保持着对专制政体的优势。但中国的崛起表明：经济没有民主保障也能增长。”作者显然是想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发展那么快，可惜戴着一副有色眼镜。

他写道：“今天人们知道，政治学家弗朗西斯 福山宣告的 历史的终结 其实是一个难以一览全貌的新格局的开始。今天有中国在，这个一党专政国家根本达不到公民权的最低标准，却不仅积累了世界最多的外汇储备，而且也蓄积了巨大的经济力量，令中国的需求足以左右全球市场活动。偏偏是一种如此古老的政治制度实现了与世界经济的一体化，并成功适应了意识形态敌人的经济制度。……作为与民主的市场经济国家截然相反的模式，中国的意义已无法抹杀。对发展中国家的那些半专制或完全专制政体而言，中国是个诱人的选项。”

他提到了福山教授的历史终结论。回想当时，西方是何等的得意，大有“看今日之寰宇，竟是谁家之天下”的神色。可是，事不遂人愿，世界的潮流并没有按照“新保守主义”派的愿望行进，在他们看来本应崩溃的中国兴旺起来了，而本应江山永昌的西方却陷入了危机。这使西方难以接受，更难以理解。于是，民主就成了他们仍可自居道德高地、居高临下贬损中国的最好说词。

处境尴尬的福山先生出来澄清说，不，不，你们不要误解了我，我的理论同布什打伊拉克没有关系。他在2007年4月就在文章中说：“所谓自由社会，就是一种以个人自由和法治为特点的政治秩序。想要生活在自由社会的欲望是日积月累形成的，这经常是实现现代化后的副产品。……民主转型需要民主的社会来驱动，而执政者要求一定的机制，因此这通常是一个漫长的进程。”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西方有两种观点：一种坚持认为只有实现了民主才能发展经济；另一种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某些具备一定条件的社会的民主制度会逐步成熟起来。民主是一个过程。民主虽是共同的追求，但追求的起点和道路各不相同，实现的形式也各有特点。如果非把西方的鞋作为标准，强使各国削足适履，那不是无知就是用心不良，也断不可能让别国就范。

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日渐增多。德国外交政策协会研究中心主任桑德施奈德教授2007年4月在一个集会上说：“按照我们的想法去改造中国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把西方的标准强加给中国，不得不改变的是我们自己。”那年他写了一本书，题为《全球的竞争者：中国不祥的腾飞和西方的昏厥》。他对中国的发展感到惊讶，对西方的不争气表示失望。不过，他还是认为中国是“不民主的制度取得了非常好的经济成就”，“向西方提出了特殊的挑战”。

中国真的没有民主吗？西方也有不少人不这么看。德国汉诺威的社会哲学家奥斯卡 内格特在2008年也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以龙作为形象标志的中国现代化与欧洲的现代神话》。他认为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验，“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 社会主义民主 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 孔子的公共伦理 ，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

事实胜于雄辩。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各国都好像面临一场“大考”。老百姓俗话说得好：“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这一遛，连福山先生也坐不住了。他在2011年1月17日写了篇题为《美国没有什么可教给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妥然应对经济危机，是因为中国能“迅速做出复杂的重大决定，而且……使决定得到较好的落实”。美国《时代周刊》1月20日一期刊登署名文章评论说，福山说得对，“中国能很快适应新形势，作出艰难的决定，然后贯彻落实。而美国人的宪法制衡原则虽然保障了个人自由，使私营部门充满活力，但现在已变得对立、分化和僵化”。文章还说：“在美国政治体系中，金钱已经成为选举的王牌，最高法院认可企业有权利用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有利于它经营的候选人和政策……中国恰恰相反，中国的制度不可能牺牲整个体系的需要，让企业参与政府的决策，从而满足它们的底线……福山似乎在警告，按达尔文的说法，中国的制度可能比自由国家更具适应性。”

说到适应性，美国外交杂志网站2010年10月14日的文章也有论述。它写道：“中国社会已经发生了变化，其政党政权也在发生变化。为了稳固权力，共产党变得适应性更强了。而且它也进行了一些重要的改革。这些措施并未使中国走上西方的道路。但它确实反映了一种进化的政权与社会之间的博弈——对国家权力的独裁使用受到了更多限制，个人获得了更多自由，社会行动有了更多空间。”

西方人能有这样的认识，实属不易，也还不普遍。这可以给我们一个启示，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你做好了，别人再有偏见，也难全盘抹杀。最近有一条新闻在西方引起了一阵震动，说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今年5月问了70名企业首席执行官一个问题：你认为世界上哪些组织最称职可信？他们把“跨国公司”排在第一位。把“中央银行”排在第二位。把中国共产党排在第三位，占总票数的64%。而美国总统仅获33%，美国国会只获5%。当然这些数字并不能说明很多问题，但却可以引起我们很多思考。

当西方攻击我们不民主时，我们当然要理直气壮地反驳。但我们同时也清楚，我们的民主制度仍有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时制度是好的，却执行得不理想，甚至走样，这都得不断完善。中国100年前才没有了皇帝。被皇帝统治了几千年的中国怎么样真正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走过曲折的道路，付出过巨大的代价，从历史长河看，这种探索只能说刚刚开始。路正长，但我们充满信心，只要从实际出发，融合中西之长，一定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来。

2012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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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连载]西方民主的反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