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日 全体会议：香港经济新机遇

主持人：谢谢各位嘉宾，接下来有请我们下一环节的主持人，有请来自中央电视台的评论员徐慨先生。

徐慨：大家好，大家非常辛苦，已经听了一天的会议，我供职的那家媒体非常低调，这家媒体在去年下半年的时候满大街的追着大家问你幸福吗？有人知道这家媒体，我看有的朋友笑了。我在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做评论员，“你幸福吗？”这个报道不是我策划的，当然最后报道出来之后引起了很多社会的热议，最后首尾的那个评论是我做的，很不好意思。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我跑到香港去问香港的那些市民你幸福吗？他们会给我什么样的回答？说实话我也不知道。其实我也很好奇，为什么APEC这次增加了一个香港经济新机遇的环节？为什么要请我来做主持，我也很奇怪，因为我的评论领域是社会民生方面，不是关于香港经济的，为什么请我来？也许因为我的硕士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拿的，也许是这个原因，我是在香港回归之后，1998、1999年两年在香港中文大学，而且真的得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给我提供了全额的奖学金让我读完了学位。

在我毕业之后，每5年回一次香港，每次都感觉很大的变化，当然因为今天不是我的主场，我只讲一个很小的例子。我1999年毕业的时候，我曾经想是不是要留下来在香港工作，大家都知道那时候香港对大陆人还是有很大的吸引力的，但是那时候香港政府还没有精英吸引计划，所以像我这样的精英就只能回来了。但是今年我跟他们又去了那里，我跟他们讲了这事情，他们说现在香港变的非常开放，原来你想留下来结果留不下来，现在香港很开放，你多带两桶奶粉回去你就留下来了。

说到香港大陆人是很纠结的，就像说到大陆香港也是很纠结的。为什么会有香港经济新机遇的话题出来？为什么是新机遇？我们的问题在哪？香港还有没有机遇？这些问题我没有答案，但是今天我们请来了香港精英界的领袖，他们可能会给大家答案，而且访谈之后我们还留出时间来让各位能够与他们有一个互动，现在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嘉宾。

刚毅（集团）有限公司主席王敏刚先生；

香港著名导演唐季礼先生；

香港新华集团总裁蔡冠深先生；

太平洋盆地经济理事会（PBEC）主席王英伟先生；

徐慨：参加过APEC活动的有些观众可能知道我的主持风格，我是一向以提犀利的问题著称的，所以今天要提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给王先生，其实我这个问题对他们任何人都很有杀伤力。你给人带过奶粉吗？

王敏刚：没有。

徐慨：看来王敏刚先生内地的朋友不够多，你是不是内地的业务开展的不够好？

王敏刚：各位嘉宾，今天下午很难得有机会跟我们香港几个朋友、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香港未来有什么机遇，除了奶粉以外。

徐慨：除了奶粉以外，其它都可以说，我为什么提奶粉这事呢？因为在座的都是工商界的精英，对香港经济都有很多的看法，但是我想第一个问题不从这里开始。奶粉是其中一个问题，还有内地的孕妇到香港生孩子的问题，甚至SARS之后香港因为大陆的游客蜂拥而至，旅游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是也带来很多的问题，包括大陆人的行为不检点导致的一些问题。

我今年4月份在香港的广场等一个朋友，我亲眼看到一个大陆来的人指着广场服务台的一个人训斥，说这几年要不是我们在你这里买东西，你们活都活不下去，当然这样工作人员的表情是非常难看，我相信香港的奢侈品消费可能跟中国大陆游客的海外购物是有一定关系的，但是这样的话说实话是非常伤感情的，我为什么要在这提这样的问题呢？我在毕业十年之后，每次去香港，我渐渐感觉的是一部分香港人或者香港的一部分舆论造成了对大陆的某种梳理感，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同感，我想把这样的感觉提给王敏刚先生，你有没有感觉到香港人从回归之后，因为优势逐步的失去，心理上产生很多微秒的变化，以至于和大陆人之间有一种心理上的对立，而这种对立对未来香港的经济发展，包括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方方面面的融合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我想请问王敏刚先生。

王敏刚：先谈谈社会的问题，其实我们在座四位应该都是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大家假如回顾一下1949年以前，香港的人口不多，其实香港从来就是从内地移民过去，所以香港跟内地的同胞根本就是一块的，回归15年了，其实很多同胞在内地到香港7年就可以拿香港的身份证，所以15年应该有两个年代的国内同胞可以作为香港人，当然我们前段时间在社会上看到很多消息，比如说奶粉、有一些行为、在地铁的一些冲突，文化差异一定是有的，可是我觉得这些很多矛盾也可能是传媒的炒作夸大了一点。

徐慨：这是在批评我们吗？

王敏刚：是有一点差异，可是总的来说香港跟内地从来都是一条心的，我们要从几个角度去看。

另外对于未来的经济影响有没有呢？大家都知道香港回归15年了，可是15年以前我们经过150年的移民，大家都希望可以理解我们香港的同胞是对那个国家观念比较薄弱的，可是回归15年，慢慢的大家都比较熟悉，可能过去就是我们做生意的有较多的机会到内地各地了解情况，但是大部分同胞都没有这个机会，可是回归15年后，现在我估计每天有60、70万人来回深圳，所以其实现在香港的同胞跟国内已经连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大家不要把我们的差异看得太重，我觉得还是传媒炒作比较厉害。

回过头来说我们今天香港的机遇很难得，APEC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我们香港的朋友跟大家分享一下香港的一些看法，我就说说我的看法。一国两制提供给我们香港很好的机遇，改革开放30年，开始的时候前20年我相信香港在经济方面起了一些不可替代的作用，可是过去十多年其实过得发展的好，综合国力提升了，回过头来也给我们香港很大的支持，几个金融风波不是国内给我们一些支持我们也很难过的。今天我们的未来就是转型中的中国：新领袖，新愿景，其实对我们香港来说，除了我们社会7、8万人也有很多矛盾，而且是一国两制，包容了很多不同的意见，社会的争议很多，可是作为经济发展，从国内的角度，我们从外面怎么样看呢？30年的改革开放已经发展下来了，可是近几年西部大开发以及欧亚大陆桥的新建，因为我从国内在西北、丝绸之路等各方面都有参与，虽然我的企业是一个中小企业，但是对这方面的信息还是有一些了解的，过去我们西北地区新疆、西藏、内蒙是我们的大后方，近几年已经转为一个大前方，因为围绕着我们西北部的国家都变成新兴的经济体，有很大的市场。同时西部大开发这几年国家倾斜了很多基金，每个地区的基建、铁路等等都已经倍增，交通很方便。

在西部的开发过去我们特区政府就比较看那么远的地方，除了西北部以外还有欧亚大陆桥，从连云港到新疆直接过去的欧亚，以及到欧洲，这条大陆桥铁路提升、加强了我们中国从远海到欧洲运输的能力，这就把东北亚韩国、日本整个市场货运都改观了。

所以在这样的大结构上，我们国家整体改变的情况下，我觉得香港有原来的优势，就是我们本身的经营环境、法律环境还是比较完备，有了这些无论是外国的企业、国内的企业也可以运用香港的优势。所以我可以说，香港在现在新领导、我们的新愿景就是可以跟国内的发展连接在一起。

徐慨：谢谢王敏刚先生，其实还有很多问题可以提给他，王敏刚先生实际上是最早回大陆参与港口建设的港商，也是第一个以巨资投入西部开发的港商，也是第一个参与南海探油项目的港商，所以他有过人的敏感性、先觉性，但是其实所有的尝螃蟹的人或者想拔头筹的人都隐藏着非常大的风险，比如去新疆开发，大家都知道新疆发生了什么。

我的第二个问题想要提给唐大导演，其实我是看着他的电影长大的，只不过20多年过去了，有的人风采依旧，有的人头发已经掉光了，所以这就是差别。唐季礼就不用我多介绍了，他在香港获得了电影界最大的成功之后又去了好莱坞，在好莱坞又为华人电影获得很大的成就之后，13年前回到了上海，现在投入做他的上海国际电影城，我相信他有一肚子的话想跟大家说，但是我不给他这样的机会，我不让他说他自己的成就，我想问的是这样的问题，我们很多人是看香港电影长大的，但是你们现在还看电影吗？我们都知道可以说过去时间，香港电影一直在走下坡路，无论是每年新拍电影的数量还是票房，还是它贡献给我们的那些非常可爱的、非常值得追随的电影明星都越来越少，所以很久以前，王敏刚先生刚才批评的喜欢炒作的媒体，很早以前就有一个说法叫做香港电影危机，我觉得某种程度上这样的说法也不能完全算炒作，可能也是实际的情况。但是另外一面，中国大陆的电影这几年特别是今年，怎么样？井喷式的票房井喷式的爆发，现在都说如果你的票房不上3、5亿你都不好意思说这电影是我拍的，那么作为唐季礼，香港最著名的电影人之一，他怎么样看待正在日益萎缩的香港电影市场？怎么看待日益崛起的中国大陆的电影市场？而且在这个危机背后或者在中国大陆电影业繁荣之后，香港电影还有没有起死回生的机会？

唐季礼：首先感谢主持人从小看我的电影，他刚才问我的这个话题其实是非常大的，我尽量把更多的信息告诉大家。其实我入行是1979年底在香港邵氏公司，无线电视刚刚开始的时候我入行的，然后我再到嘉禾电影公司，我因为在那里与成龙才有机会走向国际，因为那是由三个非常专业的电影人主导产业，李小龙、成龙、吴宇森、徐克打进国际，没有一个没跟嘉禾打过工的。香港80年代是全球工业排第三，第一是好莱坞，第二是印度，第三是香港，生产量我们排第三，只有700万人口，可以出口第一位是好莱坞，第二是香港，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英国殖民地，我上学的时候也很奇怪为什么要看英国的旗，那我是中国人，我父亲也是上海人的。当我拍完《超级警察》是好莱坞一个买片的人来到香港说你这个成龙的电影非常好，又打又笑，故事我们听得懂，可是我们不放配音片，我们主流院线2000家以上对外国的故事不太感兴趣，你能不能用米的技术、演员来到我们美国用英语拍美国的电影，这样的话我相信是有前景的，那我就写了《红番区》，最后《红番区》整个故事的结构、故事、人物都是为了香港电影走进好莱坞设置的，所以对白特别少，另外就像黑白片一样以肢体语言为主说故事，最后我们成为第一步引进的国内大片。当时是5400万的票房，可是内地只上10天是8000万，在1994年的时候是5块钱一张票。我在那时候看到香港电影未来的远景是在内地而不是在香港，可是因为我拍了《红番区》，打进了好莱坞，那我就有这个机会去好莱坞。

从香港当导演最早的一部戏是120万，到拍《超级警察》，后来嘉禾给我最高450万港币，我去好莱坞给的钱更大。我去好莱坞之前说能不能给我5年的时间去学习好莱坞的电影制作，我希望我学完回来能代表嘉禾公司到中国内地发展。去了好莱坞我发现确实人家的技术、人家的市场、人家的国际视野观、人家的创意、人家政府在科技上对于文化产业的支持，是跟我们香港无法比拼的，在这样的我们不具备条件的情况之下，而美国拥有权世界单一市场北美洲最大的市场，而它的语言是全球69个国家通用的，而我们讲广东话连内地都听不懂，那我们在这样的城市发展电影我们的前景是什么呢？所以在那时候我就跟嘉禾的老板说将来的前景一定在中国。

所以我从好莱坞回来没回香港，回了内地，不是我不爱香港，我在香港出生，我所学的是香港带给我的，可是市场说明了一切，我们要培养我们产业的人才，他必须要在本土市场成长了以后，占领了本土市场以后，他才能有能力学会怎么走出去、怎么把自己国际化，如果本土的土壤、本土的条件不符合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合适的地方，而且其实我个人的意见，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我们香港回归了十多年，香港割让是因为战争的背景，是我们无法避免的，我们是一个中国，香港电影应该是我们中国电影，不应该再分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一个中国我们就是中国电影。（掌声）

徐慨：我能理解你的话吗？你的意思是说，香港电影今后就不存在了是吗？香港电影以后是不存在了吗？香港电影的产业是没有明天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唐季礼：我告诉你一个数据，在1999年的时候香港拍的电影大概是156部，当时的合拍片是10部，我希望你们记得由香港的制作人（姜至强）所兼职的电影，一些大片都是香港人主导、投资做的，所以其实到今年，今年香港从100多部到今年只有50多部电影，可是我们的合拍片已经达到35部，这已经从原来不到10%变成超过60%，所以其实这个融合是必然的，香港电影已经成为中国电影的一部分，这是必然的，等于50年逐渐回归，一定是必然的，这是历史的必然。

徐慨：唐导演还在跟我打太极拳，但是答案我已经很清晰了。上海国际电影城是一个建筑、院线还是什么概念？为大陆的电影市场或者用你的话说对中国的电影市场带来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唐季礼：其实我是去年上海市千人计划香港的影视人才，我在香港做的国际电影城是上海“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点文化产业项目，这个项目内容其实就是像苏州工业园、原来的新加坡工业园，是一个文化产业工业园的概念，因为我从香港发展到好莱坞学习，到我回到祖国发展，在过去33年的电影人生路上，我发现香港这一套要来内地发展必须要融入内地，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接地气，我们要走出去美国，我们也要接美国的地气，可是这相当于两个线条，这两者是不对口的，必须要把它的整合起来，我现在在上海做的就是建立一个人才培育的生产中心，等于是中国文化产业的海军陆战地基地，我们文化产业要走出去，就像我们打仗有海军陆战队，这是一个特种部队，我在打造的就像我们的汽车工业一样，我们有内需需要好的平台、好的汽车，可是我不要进口，那我们的设置、我们的国际化我们怎么样做？我们不是很简单的把题的平台引进来在这里生产，你进来必须本土化，你人才本土化5年、10年你的人才就是我们的了，你们的技术就是我们的了，所以文化产业的海军陆战队的概念就是我们现在国际上海电影城的概念，谢谢。（掌声）

徐慨：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现在大陆电影这么火，其实这之中隐藏着很多的危机，不知道您怎么看的。另外去好莱坞发展的导演可不止一个，比如吴宇森、徐克导演，为什么有的人成功了？有的人失败了？

蔡先生我们都知道它是新华集团的主席，同时旗下还有新华基金几十年一直致力于国内的教育机会，但是我不给他机会讲他的丰功伟绩，我们知道香港过去都是以国际化的大都市自居的，那么它在整个的金融服务业、各方面的服务都有很多它的优势，但是在过去的15年，香港这方面的优势可能在逐步的丧失，相比之下比如说新加坡无论是在高科技产业在人均GDP方面都大大的超过香港的发展，有人甚至说过去15年香港错过了15年，那么我不知道蔡冠深先生你是致力于香港的国际化，希望香港能够发挥APEC区域性经济当中龙头的作用或者关键性作用，但是我看到的很多的报道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我不知道你怎么样看待香港在未来、在区域经济当中究竟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蔡冠深：首先非常感谢大家还留在这里，因为这本身是最后一个环节，另外大家觉得香港的感觉已经慢慢淡化了，所以很多人觉得香港没那么多机会，对大家还这么重视香港非常感谢。

刚才主持人一开始就问了一个问题，香港人幸福吗？我看不同人有不同的回答。

徐慨：您觉得幸福吗？

蔡冠深：我没有说香港人怎么回应，我就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回应。我感觉作为香港的工商界，我们感觉我们是幸福的。（掌声）

徐慨：我觉得您的回答基本可以做我们外交部的发言人。

蔡冠深：为什么我这样讲呢？我2003年、2004年的时候去印度，跟国家科技部的代表团出去，推动内地跟印度软件的合作，原来我想说我是来自香港的，那人就会想来自香港700万的人口跟我们印度来谈根本就是不对接的，根本就不理我，我后来演讲完记者问我，你来自哪里？我说我来自中国的北京，平常住在香港，那个反映就不一样了。（掌声）那我们就成立了中国跟印度的软件协会。

徐慨：根据我对北京户籍政策的了解，你这种情况可能不算北京人。

蔡冠深：所以现在的情况是很多北京人喜欢到香港当香港人，而香港人很多希望到北京，当北京人。为什么香港回归以后工商界感觉幸福呢？因为有很多的优势，香港回归以后最重要的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我们有13亿人剖的后盾支持，同时香港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我们跟纽约、伦敦是，所以香港又有国家后盾的好处，又有外面世界的好处，这是我们永远不变的优势，所以我希望大家理解香港优势就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以大家不要光看新闻，有不同的声音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一个多元的社会。

谈到香港可以有什么新的机遇，那我要说一说，我是一个企业家，可是我有不同的职位在担任。我是香港跟日本经济的对接，我还是香港与越南商会的会长，跟约旦的商务我也在推动，我有这些职位等。香港是国际的金融中心，我们的现代服务业还是比较强的，这是香港的强项，我们不足的地方也不少，可是我们有我们成功的地方。因此，我感觉香港的未来一定要两方面，背靠祖国不需要多说，改革开放30多年，我们是改革开放的推动者与参与者，香港是小地方，但是那么多年来到内地投资香港来的资本大概有香港的50%，我们现在还是内地最大的投资来源地。国际化我们还要继续加强，所以我在这段时间希望国家支持香港加入多边跟区域的合作，所以香港就加入东盟10+1的自贸区，原来是一国两制，国家感觉香港应该自己办，我不参与，李克强总理两年前到香港的时候宣布香港可以加入多边的合作，所以现在非常高兴，香港加入东盟自贸区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一点。

另外我们的优势是现代服务业、我们是金融业，所以我们国家以前走进来的时候发挥作用，现在我们国家有钱了走出去，走出去是跟香港联合投资，所以香港将来的机遇是比较多的。除了东盟的合作，东北亚的情况我也比较了解，现在大家也知道及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第三大是哪里呢？还是日本，我跟新加坡的朋友开玩笑，整个东盟里中心肯定是新加坡，看地理位置，可是你打开整个地图，整个亚洲中心点还是香港，所以我开玩笑说东盟是中心，亚洲地理位置还是香港。关于香港我们当然不起作用，可是我们的后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我们的优势就在整个亚洲里发挥作用。

具体说有什么？比如我们在商言商，香港是一个经济正式，我们不谈政治跟外交，我去了日本，很多日本感觉现在新的政策就是中国+1，我跟日本对接的时候他们找我说我们很多中小企业不太了解他们的情况，你们能不能帮忙？我说没问题，我们正好是自由贸易区，我们是自由经济体，你到香港来，我们把你待到东盟去，你去越南、柬埔寨都可以，因为东盟跟香港是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我看很多新的增长点在冯里？就是亚洲的背面譬如日本、韩国走到东盟香港可以对接，很多东盟的国家到内地香港也可以对接，走出去的企业我们香港也可以对接，所以机遇还是非常多的，我就说这么多，谢谢。

徐慨：蔡主席刚才的回答我有两个回应。第一，他不应该做外交部的新闻发言人，他应该做香港特区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大家同意吗？（掌声）爱港之情溢于言表，而且他是国际化的视野。这当中特别牵扯到日本事务的负责人，一会儿大家都可以问问他。

你看回答完问题的人都坐的很舒服，你看王英伟先生平时镇静自若，现在他的坐姿已经说明了他内心的紧张，其实王英伟先生是一个“官商勾结”的人，怎么回事呢？一会儿让他自己来说，他有20多年在政府服务的经验，又有20多年商业的经验，大家知道上海新天地吧？上海新天地就出自王英伟先生之手，他有非常大的成功。我不想让他在这里说新天地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十八大、两会都一直在说中国未来经济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是城镇化，加强我们的城镇化，中小城市的建设，特别是包括基础服务设施、公共服务要跟上，要缩短或者缩小这种发展不均衡的差异，那么在商业地产开发方面，王英伟先生有非常丰富的经验，那么中国大陆的城镇化会给香港未来的发展、未来的经济带来什么样的机遇？香港的经验如何应用在中国大陆的城镇化发展上？

王英伟：首先我不是紧张，主要是这个椅子太宽了，我长的矮，坐上去就好像躺上去了。我身上也有很多的职位，所以我对自己的仪表要求很高，所以坐的端正一点。

徐慨：我看主要是坐给唐季礼导演看的。

王英伟：在没有回答你的问题之前，我想补充一下唐季礼导演说的那一点，就是香港电影还有没有前途？如果你只是说一定要在香港拍电影，那我们的产量一直在下降，但是刚才也说了合拍片一直在上升，我一直在鼓吹一个名词叫，（May at  hongkong），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在香港拍呢？香港跑到大陆来拍片是很自然的，也是经济上非常有效的，重要的是香港的电影人还有没有工作可以做？唐季礼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现在忙的不得了，我去横店看徐克的时候，三组电影都是香港导演在拍电影，你说香港电影还有的做吗？（掌声），所以这个名词我一直在推，如果继续要做May at hongkong，你要做什么？那就是输送人才，我们有新的导演、新的演员才有希望，所以过去的几年、十几年，我们是因为开拍电影数量低了，所以有些电影出不来，所以香港就成立了香港电影发展基金，我也是出席，50部电影里大概有十几部是我们出资拍的，我们是为了给年轻导演机会让他们拍第一部电影、第二部电影，这样我们希望源源不断的输送人员，他们可以到大陆来、到好莱坞，这是我们的家当，所以这是香港政府针对香港电影的做法。

回到正题，我为什么是“官商勾结”，因为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去了港英政府工作，所以在还没有回归之前我就下海了，我做了17年的政务官员，政务官员就是现在的很多局长、司长的位置，由那里训练出来的，我的资历是很深的，所以我的头发都是染的。

1992年我是香港工业署的署长，那时候等于是中国的经委主任，那时候我不到40岁，那时候我经常带团到中国考察，我自己是念经济的，我觉得中国的发展是没办法走回头路的，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往上走，所以我觉得如果留在港府，我就是一个700万的小市场，如果我能打开这道门，我有13亿的市场在前面，我就毅然下海。我下海的时候还有5年就回归了地香港的电视台都追踪我，是不是有什么内幕消息对香港不利，所以连港英用意栽培的接班人都要跑掉，其实不是，我只是对中国的发展很有信息。

所以我下海以后第一战就是上海，因为1992年是上海刚刚开放的时候，因缘际遇我在上海做第一笔买卖，新天地的时候我差不多每周4、5天住在上海，我一般周末才回香港，因为办公室都在上海。因为我有官员的背景也有商业的背景，所以媒体喜欢这种爆炸性的说法。（）

徐慨：大陆的媒体喜欢用高雅一点的词叫潜规则。

王英伟：刚才讲到城镇化，我在大陆做房地产做了20多年，我是从大陆改革开放、房地产改革，当时我在上海拿地的时候是没有招牌，只是我跟区长谈一个价钱，那么究竟是100还是300其实没有标准，都是大家谈，多喝两杯酒就降下来了，所以我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到今天我非常高兴，我看到潜规则都没有了，房地产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良性循环，我们的政府对这方面的监管非常严，所有的地都要招拍挂。我想说为什么我现在会在二、三线城市发展，我现在在中国比较大的城市做一个项目，知道哪个城市吗？铁岭，赵本山不是说这在中国是比较大的城市吗？所以我在铁岭做一个300万新城的发展。

我为什么要做这事呢？20年前我到上海，1992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去浦东发展办公室，我见副主任，他说王先生你现在站的地方叫陆家嘴，十年后就是我们上海的金融中心，你如果要发展我给你一块地，我说好，我看了他的规划，然后我到现场看，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1992年全是农田，我说你跟我开玩笑，从我的经验金融中心不是这样建起来的，金融中心有很多条件十年建不起来的，所以我就没有拿那块地，你知道那块地现在建了什么？君悦酒店，那块地本来是给我的。从那时候我开始我学乖了，中国政府说能做的我就依着他做，因为他会倾全力做这件事，我跟他对着干没有好处，做生意嘛。

我过去一直在研究房地产有一个规律，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我开始的时候是在一线城市做房地产发展，那时候动迁非常容易，新天地搬4000户，3个月搬完，政府很容易，派400个工作人员每人到10家安排他们的工作、学校，这就解决了。现在我如果要搬4000户，我可能要搬几年，因为大家不走了，也知道怎么做钉子户了，所以没办法做，一线城市现在没办法做。我在重庆一个地方叫（化隆桥），在嘉陵江边上，我在这里发展一个重庆天地的项目我搬了1万人，那时候我身前有一个“勇”字，不怕，我有的同事被人砸了，很难过，但还是去，因为那是最穷的地方、房子是最破的，现在你看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环境。我当时想这样发展下去，一、二弦城市的市中心发展已经是很难、很难再有一个大的地块让我施展我的所长，我可以全面的总体规划，我最喜欢画大的图，如果一、两栋没有兴趣，因为盖一、两栋楼是盖房子，我要做的是做一个社区，做社区必须要有生活的配套设施，而且是全部要全的，我在想如果中国政府支持城镇化的发展，而且二、三线城市也轮到他们发展的时候，他们起点比较低。我在新天地2000年卖的第一套房子是2000美元/平米，等于1.2万人民币/平米，现在新天地13年后是16万元/平米。所以我看二、三线城市，当然我不觉得它会像上海或者北京这样猛涨，但是它的上升空间还是有的。现在铁岭最好的房子4000/平米，如果几年后能翻一番已经不得了，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说不要太贪心，够了就好了，钱太多是罪恶，钱多的时候要做好事。所以在新天地我的房子涨价的时候一直增加我给买家的东西，先是毛坯房，然后我给他们精装修，最后我送电视、冰箱、空调，因为我觉得我赚了，我也没想到我从2000美元可以到2.5万美元，那么这中间的差价我可以回馈一些给我的顾客，这就是品牌的作用。现在我自己出来干，我自己收购了一家75年的香港最老的老牌建筑公司叫（新昌营造集团），（新昌）以前只是做建筑，很少做物业投资，如果说新昌的历史，澳门威尼斯就是我们建的，我们从0开始一直到现在，这就是说香港一半的医院是我建的，（新昌）就有这样的历史，所以我到了以后就看这个公司，我说做建筑是有周期性、有循环的，它5年、10年很好，到了一定时期之后必须要有第二春，我的第二产业在它低潮的时候可以支持它往上走。我有了这样的经验，看到中国政府支持城镇化发展，我就拿了铁岭的这块土地，我准备做一个示范区，我想城镇化的发展往下走必须要解决几个瓶颈。一个瓶颈是就业，只盖房子没有用，这些人去哪里工作？这是教育，这些都是瓶颈。所以我现在做的项目，我第一期的开发住宅同时开发的是一个大商业配套，大概有17万平米的商业同时建，我引进了香港最好的国际学校到铁岭开，在东北他们没有开过，不敢去，他们不知道怎么做，所以你说香港人有什么机遇？因为我在大陆做这些大规模开发，其实我带了很多香港的商人介绍到中国，（腰中）如果没有我他不会去东北，我们又多了一所国际的学校，这个国际的学校是从幼儿园一直到高中，高中毕业之后直接可以进哈佛和牛津，不需要再考试的。我们为了培养中国的下一代，这个学校光投资就有4亿，学校一分钱不给，这是我给，这是没有回报的。而且我还要担保它前5年如果亏本我要贴给它，我照做，为什么？我认为取之社会，用之社会，如果这个模式能成功，我自己相信会有很多二、三线城市来找我，就像当年我做了新天地，每个城市都让我去做新天地，所以现在我有杭州天地、重庆天地、武汉天地，这就是先要种树它才会长出来，所以我现在是埋头苦干，明年5月份，铁岭的新月南岸隆重推出，请大家参观执教。

徐慨：你可以在这里做广告，但是必须有一个条件，所有在座去的提我的名字就享受VIP的待遇。

王英伟：给你们VIP待遇，我的发展里除了特大的商场，里面有一个四季如春的水上世界，零下30度你可以脱衣服游泳玩游戏，还有很多娱乐的设施，也有特别的电影酒店，我道路要让唐季礼来帮忙，成龙现在跟我们谈要在那里开电影院。

唐季礼：我也有电影院，我们大家在那里买房子可以七折八扣再打一个对折就好了。

徐慨：我建议王英伟先生要请大家吃饭，因为你讲的时间最长，而且你在现场做广告，这非常不符合我们CCTV的风格。其实我刚才只是一个引子，我真正的问题还没开始提，但是大家也不能饿着肚子听这些人在这卖广告，所以现在我的问题放在一边，我想把提问的机会给现场的观众。

嘉宾1：现在因为这几位嘉宾敏刚是老朋友了，都是在文化旅游和对社会作贡献方面做出了很多的业绩，现在是这样的，中国你研究宏观的时候，在拿地拿1000亩以上的原来有三个内容，文化、旅游和养老，那么在最近一、两年，旅游不行了，你不能到处都是（方特）这种，因为你要做一个比较大的社区，我这个问题是针对几位都有文化产业的背景，就是在这个大的社区的综合利用方面，可能和香港能够对接的非常多，包括养老的部分，实际上中国的养老院自称有几十家，我不针对谁，但是实际上服务、各方面还是不行，所以在整个建设一个三级城市，建设这个城市以文化和养老为主题，其中有旅游的话，我觉得特别需要香港的帮助，那么作为敏刚我很了解，能够在丝绸之路，在新疆、在西藏、在敦煌这样的地方盖民族风情的旅馆，实际上我们都是做商人的，这赚不了太多的钱，但是你有这心，你有对中国文化传承的延续，我觉得是可以留到几百年之后赞扬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可能跟香港方面对接的会非常多，因为中国现在拿的文化地做的都是假的，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文化内容，也没有什么真正的养老内容，所以我觉得这些方面可以对接的可能很多，不知道各位嘉宾是怎么想的。

王敏刚：刘会长刚才提到的文化产业是这样的，我从1992天的时候就开始在国内投资文化产业，现在朋友就说了，我其实就是一个老城区的开发商，主要是围绕着古建这方面，现在我们谈到转型中的中国，我们新的领导对我们的文化产业还是很注重的，而且文化产业跟刚才刘主席提到的旅游、环保都很有关系，20年前我们造的时候比较早一些，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文物的重点都是在边远的地区，可是它的生命力是不可替代的，那不是我们讲，你看欧洲、日本的文化产业、老城区都保护的很好，现在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情况呢？你看我们今天唐导演、迎伟主席、蔡冠深会长都参与了不少项目，尤其是蔡会长是新疆协会的第一届主席，我当然进去的比较早，我刚才提的担心是什么呢？20年前我做的时候就担心国家当时关注的不够，总是说两手都要硬，可是文化这一手比较软，这几年应起来了，但是硬起来我又担心了，因为我们看到作假、破坏的情况有很多。

我1992年就在敦煌建了敦煌山庄，很高兴的告诉大家，刚才唐导演说的《英雄》、《卧虎藏龙》用的都是我的酒店，同时在丝绸之路方面，英伟的搭档罗先生，我们就在丝绸之路跑了一个多兴趣，我觉得除了在座的各位以外，国内的文化产业发展着实可以给我们香港的各位朋友提供很多机遇，在国内我们就担心我们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是在整个当中还是要注意保护的问题。因为刚才我们徐主席没有提到，在座有两个人大代表、一个政协委员，我相信我们都没有白当，唐导演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当上。

在这方面刚才提到香港未来的愿景也是除了在经济这方面，在文化发展上也是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意见的。

嘉宾2：非常感谢，刚才谈到香港经济新机遇，我是大陆的企业，在北京，我们做了一个平台叫沟通世界，要走出世界刚才听台上的几位香港同胞说在大陆发展的很好，发展的这么好，我想我做大陆的企业可不可以到香港去？前不久我就在香港注册了一个公司，因为叫互动世界，香港应该是比较好的窗口，在这个时候让科技与文化融合，把我的企业换一个旗帜到香港去，你看香港经济新机遇会不会给到我？谢谢。

徐慨：我的立业是他有一个科技公司叫互动世界，想放到香港去，那么在香港会不会获得他发展的机会？

王英伟：我想蔡会长回答最好，因为刚才他发言的时候我一直感受到他好像是香港财政司司长讲话一样，所以他有这个能力回答这个问题。

蔡冠深：我想说的是什么呢？我每次推荐香港同来没想到推荐自己，所以我讲的就是香港整体的优势，刚才你提到科技的发展，其实我感觉香港最强的是金融，科技的发展一定要跟金融结合，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看美国的硅谷为什么发展那么快？现在新的机遇在哪里呢？我的看法是浅海，深圳和香港应该结合在一起，现在浅海的优惠条件我不说，大家都知道，现在推的是科技、物流等，这是一个机遇，假如把深圳跟香港的优惠结合起来，我觉得创新、文化都是机遇，我感觉这样没有金融的结合也是不行的，所以香港这个地方一定要把金融结合起来，这就是你们的出路，谢谢。

嘉宾3：我来自中国女企业家协会，刚才王总的铁岭建设让我非常兴奋，因为我觉得中国的城镇化必定是香港的新机遇，因为过去困惑我的一件事，现在我一说城镇化，许多官员脑子里就是城市化，而且是大城市的城市化，一讲就是现在的农民工怎样给他们更多的房子、盖更多的经济适用房，解决他们的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的问题，我就一直在困惑，现在大城市已经不堪重负，我觉得现在有这样的示范，我就想下一步您怎么样能通过你的示范和你们的影响，让我们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都来明确这样一个观念？中国的城镇化应该是我们的小城镇享有和大城市一样的教育、卫生的条件，这才是我们未来城镇化的方向，谢谢！

王英伟：这是为什么我冒一个很大的险，因为我很多朋友说王英伟你是不是疯了，你投那么多的钱在中国比较大的城市，而且我很多朋友一直问我，什么是铁岭？是不是产铁的地方？因为香港人不认识。但我跟他说，沈阳你知道吧？知道，沈阳跟铁岭是连在一块的，你知道吧？铁岭电话的区话跟沈阳是一样的，你知道吗？那不一样了，现在铁岭高铁开通了，从铁岭到沈阳市中心17分钟，它就具备了最好的新城镇的条件，我想做的是大家不需要每天都要跑回沈阳，有些沈阳人住的条件不是很好，因为沈阳楼价也贵，市中心也很拥挤，如果看我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而我们在这里是要不断引入很多产业，刚才我跟主持人在开始的时候讲，香港最能干的就是服务性行业，我们在这方面也可以让铁岭的服务行业的水平提高，我现在做的是什么？我已经不是一个地产发展商，我刚才说我是一个社区的建设者，我是自己要经营，我不是说我的店铺租出去你自己经营，这是不行的。我现在在意大利引进很多名牌客商，有些从来没到过中国大陆，他不敢来我说你不用怕，你来了整个商场的售货员我统一招聘，我训练，你都不用管，我帮你管店，你把货送到，因为我是上市公司，你可以相信我，到时候货款结帐以后大家分，很安全，所以我的商场十几万平米，现在才刚打完桩，因为不高只有3层，我基本上已经租满。我的做法不是建了楼再招商，我是建的时候就跟这些商人谈你要什么条件、你的设计有什么要求，这样我才可以那么快就招满，这也是对公司来说的一个保证。那前面有很多补贴的事情我们要做，要不然怎么引人家进来？比如说酒店现在在铁岭肯定酒店前期要亏本，那我还是要做，要不然你们去铁岭住在哪里也是一个问题。

现在我要做到的是一个时尚生活体验中心，不再是一个商场，因为那是一个你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我要做到周五你从铁岭周边10个城市，每个城市开车过来都是1小时，你们来了住一个周末，你可以玩的很开心，因为里面购物、娱乐、各种设施，更重要的是有很多家长希望把孩子送到国际学校，这样我把这个城市打造成为东北的一个新的时尚体验中心，所以我的句号叫星级生活，你来了这里就可以享受国际一流的生活，那么这个服务水平必须要慢慢的提升。

我现在是到职业训练学校直接招聘，找香港的导师教这些学生怎么做售货员、酒店管理人员，包括我大厦的很多保安、管理人员，我们都是从最低开始训练他。

徐慨：时间已经大大的超过了，但是我还想利用一下主持人的特权，毕竟我们这是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再开放两个提问的机柜，我觉得四位讲的非常精彩，看来是大家的问题刺激了他们。

嘉宾4：台上的嘉宾你们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我姓马，我有这样一个机会，既是信息经济又是环保经济，这样一个项目，那我们在座的各位每人都有名片，中国人有2亿人用名片，全世界的人用10亿人用名片，但还是纸的，我现在可以把它装在手机里，最终的电子化取代纸质名片，那这样的项目请问香港的嘉宾，以香港的嘉宾对这个项目如何看待？

徐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他认为我们用纸质的名片他觉得是浪费，所以他用科技的方法倡导一种环保的概念，用手机包含所有的名片上的信息，用手机来传递，他有这样的项目，你们以工商界领袖的眼光怎么样评估他的项目？

蔡冠深：因为我们也搞科技，我的看法是这样的，这个概念很好，第一是环保的，第二是一个科技的项目，可是我感觉这个科技的含量不一定是很高的，很快别人都会学到，所以你要推出去的时候一定要尽快占领这个市场，人家都认你的时候你就成功，如果还没认你，大家做的时候可能就不容易了，我简单给出这样的回应。

嘉宾5：唐导演我想问一下，您刚才有提到国际电影城的概念，但是我知道现在全国都在做文化地产，实际上文化地产到底是有这个壳重要还是有这个鸡重要？也就是说是内容重要还是壳重要？就像您说的从海外带来了很多的管理、技术，包括您也可以主导内容的产生，可以带动产业、产业园区的发展，但其实更多的是没有内容的，那作为您这样的专业人员来讲，您觉得可以给那些没有内容的人什么样的建议？

第二，另外，您讲到了城镇化，讲到了您在城镇化当中的大手笔，但其实中国的城镇化一线城市是数得出的几个，二线城市也只有几个，那实际上在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中有三线城市、四线城市，在这样的进程中您的模式是否可以复制？我知道即使是万达也不可能做到在四线城市一次性招商完，更多的还是本地想从事商业开发的投资客买来以后再去引入低端的一些商业，所以万达才会把它甩出到万达的模式之外，假如您的模式可以复制，您给出什么样的复制建议？假如说您的模式不能建议，您对那些在三线、四线投资商们有什么样的建议？我是做创业投资、新媒体和艺术品的，我之前做过7年的地产，13年的金融。最近我也投了一个电视节目，现在正在录播，8月2号到10月17号在中央电视台进行播报，我算是他的一个小字辈。

唐季礼：刚才你提问的非常好，因为我来到内地13年了，我发现有一个现象就是当政府一扶持某一个产业的时候，都会一窝蜂的去做。我记得全国有超过100个说文化产业电影城的项目，可是我了解到绝大部分其实是地方政府很积极，想要发展，响应中央政府的号召，发展文化产业，所以给出很多的条件，我的土地零地价、很低的补偿，给所有的条件，非常积极的请你做，最后大部分请来的就是有能力开发的开发商，他懂规划，文化人一般不懂规划，所以开发商夹着文化人忽悠政府，做完建好，招完商之后，房子卖完他就撤了，连管理公司都没有，那些文化产业的公司开始大部分没有考虑这么多，而且比较重承诺，你跟他说完这个你以为题是真的，他就真的进入你的产业园区，进去之后拿一个比较好一点的租金，租了以后人家撤掉了，剩下来的是没服务、没配套的。因为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很需要配套，谁都会建5星级酒店，建完了有没有人管？能不能同时容纳这么多的五星级酒店？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人才做这个？所以每个地方政府做文化产业的时候首先要了解你的自身条件能不能做这个项目。

因为我所做的上海国际电影城曾经去过无数的地方，也曾经去过云南，我也曾经去过指环王、阿凡达最先进的公司私人飞机到香港接我看地方，北京电影学院也派人看地方，看完之后觉得外景拍摄很好，但是不具备做文化产业园区的条件，而且那时候国务院还没有出台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因为你要做一个国际电影城需要有保税政策，高科技的东西进入中国非常贵，如果没有保税政策的话这个市场进来也用不了。第二，外国人才准入政策，我们要打造国际兵团，我们要文化产业升级、创意走出去，我们必须接受人家的经验，人家的经验进来外观的高管人才，他来到这个城市能移民、能住下来吗？有些地方政府给你免费的土地让你去，那些公司的主管一去，3天他就走了，他住不下来，这城市本身从政府、环境、居住、生活各方面的条件都必须要符合你这个项目的内容，他能够承接得了，不是中国每一个城市都能承接APEC、能够承接世博、能够承接奥运会的，所以地方政府一定要了解自己的实力，那我们按我们自己的能力跟实力来做，而且千万不能说以这个为旗号最后开发房地产，这不是真正做内容。

因为每一个项目谁是主导人？主导人的碑碣是做文化的还是做房地产的？这也是一个重点，谢谢。（掌声）

王英伟：我觉得很感谢APEC给我这个机会，会议结束以后我马上跟唐季礼接触，他应该找我作为地产发展商，我不撤，我会一直做下去。

回答你的问题，这个模式一定能复制才有价值，为什么它能复制呢？因为我们先要做很多研究去接地气，所以我不是盲目的引一些外国的品牌到中国来，我是筛选，我的商场里面不一定有这些一线品牌，但是大家要知道在意大利有3000个二线品牌没有来中国，它的出品质量非常高，但是价钱因为它不是国际品牌，所以很好。我会把一些国际品牌跟中国大陆一些很的品牌一起放在这个商场里面，这个商场必须要有特色，就是说以卖什么为主，现在因为网络的发展，比如说一些影音的东西、一些书本，这已经不需要去商场了，因为这些东西哪里都一样，现在唯一商场还有价值的是个人体验，看电影、吃饮食、衣服，因为衣服再漂亮，在网上你也不敢买，因为你要穿上去试一下才可以决定买不买，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做很多研究。我的目标不是针对铁岭，我是针对整个大沈阳2800万人口，我才会做这个大手笔，所以以后在二、三线城市我也会在选商圈的时候研究这个商圈能辐射多少的人口，如果只靠一个中国比较大的城市撑不起我这么一个项目，但是如果一个城市群里有这样一个明星项目，那么中国城镇化就会走的更快。

我现在的做法，我的理想是用一线城市的设计、质量，因为我用的都是国际一流的设计团队，全部讲英文的，所以我们沟通上很困难，但是我还是坚持要做，我们用一线城市的品质给三线城市、二线城市的居民享受，因为我认为中国的中产冒起了，他们是要新生活的模式，而我们作为地产发展商有这个责任给他们带来新生活的模式，所以我希望它可以不断的复制下去。（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