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藏八年露出冰山一角聂案卷宗里藏了多少秘密

130余页的卷宗看了26页，但不包括最关键的聂树斌供述。更重要的是，聂是在什么情况下供述的。

8年复查没结论也没说法。学者建议公开卷宗，“肯定有不理解的，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能看明白”。

2013年6月27日下午，律师朱爱民被引入河北省高级法院的一间法官办公室。办公桌上摆着一本用土黄色硬纸板装订的卷宗。纸张的陈旧程度显示，这本标注着“聂树斌”名字的档案材料，已被太多人翻阅过。

卷宗有130多页，朱爱民获准阅读了其中的26页，这一部分材料，已在6月25日王书金案二审第二次开庭时由检方当庭出示，当时只是复印件。应律师申请，这次河北高院拿出了卷宗原件。

从法庭出示到律师阅卷，意味着王案对聂案起了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这是8年以来，律师——疑似真凶的律师，第一次接触到聂案卷宗。王书金至今仍然坚称自己是聂案真凶，他的辩护律师朱爱民也以此作为重大立功请求法庭轻判。

多年以来，聂家已换了数拨律师，但谁也没能够看到卷宗，而这意味着申诉工作几乎不可能展开。7月1日，杨金柱等多名律师加入聂家申诉队伍中，他们的首要诉求依然是，查阅全部卷宗。

围绕聂案卷宗，是一场持续8年的争夺，以及绵延19年的追问。聂树斌被判处死刑的理由是否充足，为何八年复查没有结果，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冤案，或许都只能从卷宗里找到答案。

申诉律师阅卷难

如果没有在案发十年后曝出“一案两凶”，聂案卷宗也许将永远在法院的档案柜里沉睡。

自2005年起，曾代理过聂树斌案申诉的律师李树亭、张思之，现任代理律师刘博今等，都多次提出阅卷要求，但均无果。

有知情人士称，自2005年3月，疑似“真凶”王书金被捕，聂树斌案的卷宗曾被河北省成立的联合调查组调走。

2011年3月，刘博今驱车到石家庄中级法院，要求查阅卷宗，法院档案室工作人员告诉他，该卷宗早已于2005年被石家庄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蒋正治借阅。

据刘博今转述，蒋正治告诉他，聂树斌案卷宗不在自己手中，而是被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四庭法官曹雪刚借走。

此后两年，河北高院仍拒绝刘博今阅卷，理由是，刑事案件再审申请后到裁定再审前，这段时间没有律师阅卷的规定。

申诉阶段律师是否能够阅卷？聂案新增的申诉代理律师陈光武认为，法律确实未对申诉阶段律师阅卷作出具体规定，但是律师法中对于律师代理业务的范围就明确包括了刑事案件的申诉，而刑事诉讼法对于律师代理案件后的阅卷权利也有明确规定，“两个法条联系起来，律师申诉阶段的阅卷权是没有争议的，实践中也都没问题”。

2012年，某省高院给下级法院的一份“关于已结刑事案件卷宗查阅范围的答复”称：案件被告人及其委托律师可以查阅和复印法院公开审理的刑事诉讼卷宗正卷中的起诉书、庭审笔录和裁判文书等内容及不公开审理案件的裁判文书；法院调查材料和死刑案件中与执行命令有关的材料则属不宜公开的内容；公安侦查卷宗、检察卷宗仅对公安、检察部门开放查阅，经上述部门批准也可查阅。

聂树斌家人甚至一度连死刑判决书也未能拿到。直到2007年4月，律师李树亭从被害人康某家属处复印到这两份决定生死的判决书，发现总字数不足2700字。

朱爱民获准查阅的26页卷宗内容，正是6月25日检方在庭上用投影仪放出的那些材料——为了证明王书金不是真正凶手。26页之外的部分，已被鱼尾夹合上。朱爱民说，他没注意看卷宗的封皮。130页卷宗是否就是此案的全部卷宗，也无从得知。

那个下午，卷宗只在朱爱民的手上停留了很短时间，待朱翻阅完被允许阅读的部分后，等待在一旁的书记员迅即将卷宗抱走。

清华大学教授易延友不主张轻易启动聂案再审，但他认为，如果法庭坚持此案不是冤案，应当公开卷宗，包括合议庭及审委会的讨论情况，“肯定有不理解的，但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能看明白”。

看不见的“突审”过程

朱爱民所查阅的内容，主要与公安机关的侦查有关，他认为应当是公安卷。按照公安机关的刑事案件卷宗装订规范，供给律师查阅的刑事案件卷宗被称为“正卷”（以区别于包括侦查工作卷等“副卷”）。

正卷主要由两部分组成：诉讼文书卷和证据材料卷。诉讼文书卷里装订有立案、强制措施、结案等法律文书；诉讼证据卷则装订侦查取证的法律文书、各种证据材料，如聂树斌的口供。

聂树斌案卷宗的第一页，是一份“重大刑事案件立案报告表”。该文书显示：聂树斌案在立案之初，被称“8·11杀人案”，案发地：孔寨村西玉米地。领导批示栏写的是“同意立案侦查”。侦办此案的侦查员一栏，写有包括石家庄郊区公安分局刑侦科长谷铁盈在内的5个人的名字。

受害人康某是在1994年8月5日失踪的。据受害人康某家属回忆，家人曾前往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报案，警方要求康家人先登报，登报无果再立案。康家人遂前往石家庄市委上访，要求立案，与门卫发生了口角。1994年8月11日康某遗体找到，康家人8月12日再度上访，石家庄市委主要领导下令限期破案。

从立案到宣布破案，花了近2个月时间。警方的侦破过程，只能看当时的媒体报道：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警方查访了8个村庄、12个工厂企业1000余人次，先后摸排出了13名嫌疑人，但经过核查，这些人都被一一排除了。谷铁盈带着一班刑警，连续4个星期未能归家，破案之艰辛可见一斑。

按照顺序，在立案报告表之后，依次应该是：立案决定书、拘留证、拘留通知书、提请批准逮捕书、批准逮捕决定书、逮捕证、起诉意见书等法律文书。

律师朱爱民未能获准查阅上述材料。聂案判决书显示，1994年10月1日聂树斌被刑事拘留，羁押于石家庄市看守所；10月9日以涉嫌故意杀人、强奸妇女，被正式批捕。与之相对应的法律文书，必然存放于卷宗里。

值得注意的是，聂树斌实际上是1994年9月23日即被警方抓获，并经历了“突审”，到9月29日交待“罪行”。从9月23日被抓到10月1日刑拘的这一个多星期时间里，对聂树斌采取的强制措施究竟属于什么性质，需待卷宗公开方可考察。

从当时公安机关操作的惯例看，警方有可能对聂树斌实施了“收容审查”。这是一种行政强制措施，可规避刑事拘留的期限约束，因被滥用于1996年刑诉法修改时被废除。

证人证言和现场证据

更核心的部分在于证据材料卷。按照装订规范，这部分一般依次收录：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证明、前科材料、现场勘查记录和勘查图、现场照片、对犯罪嫌疑人的盘问笔录、讯问笔录（按时间顺序排列）、犯罪嫌疑人亲笔供词、被害人陈述材料、报案材料、证人证言材料、扣押物品和文件清单、随案移交的物品和文件清单。

朱爱民获准查阅的证据材料，包括了被害人之父康某的报案材料、对被害人丈夫侯某的询问笔录、被害人的工友余某和王某的询问笔录等。

被害人之父康某是在1994年8月10日报案的，接待他的是石家庄市郊区公安分局四科的两名干警付某和谷某。康父反映，他的女儿8月5日下班后一直没回家。

被害人丈夫侯某的笔录制作于1994年10月27日下午，地点是石家庄市公安局预审处办案科。侯某回忆，8月5日中午吃完饭后，“差5分钟1点的样子”，康某骑自行车离家。警方问，被害人一般带什么东西？侯某答：带一串钥匙，钥匙上有皮筋，她有时候用皮筋将钥匙套在手指上，有时候套在手腕上，“除钥匙外别的什么也没带”。

这份笔录制作的前一天，聂树斌案侦破的消息已经在《石家庄日报》上予以刊发。

被害人工友余某的笔录制作于1994年10月21日，她回忆称，最后一次见到康某是在8月5日下午4点半左右，她陪着康某去车间给自行车打了气，康骑着车出了车间，从此一去不返。警方问余，那天康某手里拿着什么东西？余答：“没拿别的东西，就是手上用皮筋套着一串钥匙。”

被害人的另一工友王某的回忆显示，她是在8月5日下午5点10分左右在工厂澡堂见到了康某，因为水太凉，她先走了，康某还在。

在2013年6月25日庭审现场公开的聂案材料，还包括了尸体检验报告、现场勘验笔录、现场勘查图、6张现场照片、1张现场提取的物证照片（一件花衬衣）。

因为被害人尸体发现时已经高度腐烂，法医并未进行解剖，保存在聂树斌案卷宗里的这份手写的尸检报告，将主要篇幅花在了对尸体表面特征的描绘上，只是在末尾提到：康某除了颈部有衣服缠绕外，全身未发现明显创口及骨折，结合案情分析，康某应为“窒息死亡”。

现场勘查笔录显示，1994年8月11日上午11时50分到当天14时5分，石家庄市公安局法医王某带着郊区公安分局的3名技术人员，进行了持续两个多小时的现场勘查。

笔录记载的附件包括：1.现场照片一套；2.现场平面示意图；3.现场提取衬衣一件；4.现场提取塑料凉鞋一只、钥匙一串；5.现场提取自行车一辆；6.现场提取连衣裙、内裤各一件。

现场照片和示意图均在卷宗里，其中现场示意图为手绘，现场照片从不同角度、景别呈现了受害人遗体和玉米地。蹊跷的是，6张现场照片均为黑白照，唯有作为物证的花衬衣的照片却是彩色的。律师朱爱民在7月10日的庭审中质疑：勘查现场到底有几台相机？花衬衣的照片是什么时候拍的？

据律师转述受害人康某家属的描述：现场提取的物证中，自行车和一串钥匙最后发还给了康某家人，其余物证则不知其踪。6月25日、7月10日庭审出示的唯一物证就是那件花衬衣，但只是一张照片，不是实物。

律师们普遍怀疑，在聂树斌案的卷宗中，仅有聂树斌的口供，没有在现场提取的指纹、脚印、精液或其他痕迹，缺乏认定聂实施犯罪的直接物证。但由于卷宗始终未能公之于众，这一推论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

供证是如何一致的

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06条规定，根据被告人的供述、指认提取到了隐蔽性很强的物证、书证，且被告人的供述与其他证明犯罪事实发生的证据相互印证，并排除串供、逼供、诱供等可能性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

根据聂案卷宗公开的部分，可见现场的物证应当包括一件花衬衣、一串钥匙等，但聂树斌究竟是怎么做的口供，并且如何与警方的现场勘查和相关物证、证人证言相吻合的？

这取决于卷宗最重要的部分，即聂树斌本人的供述是否能公开。目前，律师尚未能查阅到对聂树斌的盘问笔录、讯问笔录和聂树斌的亲笔供词等核心内容。

在聂案判决书中，仅有如下字句：经查，有被告人聂树斌多次供述，且与现场勘查吻合，供证一致，足以认定。

2005年，聂树斌辩护律师张景和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3次会见，聂树斌都承认是自己所为，没有一次喊冤。张景和还说，聂树斌交代的作案细节和现场十分吻合，包括尸体最后摆放的方向、自行车样式、内衣颜色等等。

一位河北政法界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因工作需要，调阅过聂树斌案卷宗，其中聂树斌本人的口供有十多份，“一次比一次说得详细”。这一信息目前无法核实。

在6月25日的庭审中，检方出示的那张被认为勒死受害人的花衬衣的照片，引起聂家原申诉代理律师李树亭的注意。他发现，此案目前已出现了五件衬衣：1.现场勘查发现一件；2.案发后警方从受害人康某家中拿走了一件；3.案发后警方曾拿着一件衬衣给聂树斌母亲辨认；4.警方也曾拿着一件衬衣给受害人康某的家人辨认；5.6月25日庭审出示的照片中的那一件。

李树亭判断，在聂树斌的供述中，必然提及那件衬衣。问题是，“这五件衣服，是不是同一件？”

对于那串钥匙，聂树斌是否提及，则是未知数。案发后，那串钥匙很快发还给了康家，李树亭猜测，聂树斌的口供中可能没有提到钥匙，因为“根据规定，有当事人供述的证据，应该记录保存在案”。

关于一串钥匙，疑似真凶王书金的供述很具体，他说：“还有一串钥匙，我觉得没有用，就没有拿，钥匙放在女的西边，自行车东边的地上”。王书金是在2005年1月所作的供述，距离聂案已十余年之久，细节的吻合度之高让人惊讶。

换而言之，聂树斌可能供述了花衬衣而没有提及钥匙，王书金供述了钥匙但没有提及花衬衣。

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到，与外界不同的是，在法院系统，认为聂案不一定是冤案的意见不在少数，这种判断的依据是，聂树斌本人的口供前后变化不大，且无明显证据证明此案存在刑讯逼供。

比聂树斌供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聂树斌是在什么情况下供述的。聂树斌申诉代理律师提出疑问：既然聂树斌是经过“突审”、在被抓一周之后才供认，那么，这一周之内发生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