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逸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副院长
第七，借鉴国外“旋转门”经验，推进外交人员来源和决策咨询的多样化。
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一个国家的国际化程度越高，国际责任越艰巨、越复杂，外交人员本身的素质要求越高，其来源变得越多元。美国和欧洲一些国家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众所周知，美国的政府、企业、学界、军方、大型基金会和重要咨询机构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交叉任职、互相渗透又相互支持的人事现象极为普遍。大学著名教授可以到白宫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或者国务卿，政府部长和阁僚退下后回到高校任教更是常见；驻外大使里面既有职业外交家，也不乏总统直接从社会、企业或国会挑选的代表；华盛顿各个游说集团、智库和研究机构那里，有关当下某个重大事态或政府决策的批评、研讨，不仅有这些机构的常务和专家，还有很多来自高校学府、政府部门和外交一线的相关人士，会上的讨论与国会相关的听证会一样，多半是面向社会和媒体公开的，公众能够知情和监督的。
反观中国的外交人员构成、来源情况和外交决策咨询过程，不可否认的是：一、以往很长一段时间，实际工作与外交的教学研究基本上是“两张皮”，最近十几年，情况有所改善，政府（包括外交部门）开始建立与研究界的咨询联系，有了越来越多的项目课题、定期研讨和通气会，学者和教学人员通过多种渠道开始了解了实际政治和外交运作的知识。但比较而论，这方面的相互联系与深入沟通依然不够，外交咨询很多时候形式多于实质，缺乏高水平的互动。
二、外交部每年新招人员，均来自外交学院或重点大学的外语院系。这样做的好处是年轻外交官的外语条件较好，学习进步热情高，较快进入外交部的程序和要求；不足的一面是，外交人员的知识结构相对单一，特别是在缺乏在职培训和“回炉打造”的机制下，外交官对于其他领域的进展、特点尤其是国内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很难真正熟悉。尽管最近十几年间，外交部门根据中央领导的要求和地方政府的需求，筛选了少量非外交系统出身的干部担任驻外使节，但总的说来数量很少，谈不上机制化的多元渠道。笔者的判断是，基本上，在中国，公众、各部门和各级干部虽然对于国际事务有很大兴趣，却很少真正了解外交的难处与苦衷，而外交官在繁忙的日常事务之外，也不太有时间和兴趣认真追踪国内变革或问题的由来及走向；双方的理解和支持是不够的，或者，用更加学理化的说法，中国外交的社会政治基础有待增强。
上述不尽如人意局面的形成有很多原因，改进的途径同样不止一种。中国有自身独特的政体和国情，不会也不可能照搬他国模式，但从世界各国外交发展历史比较，外交人员来源的适度多元，外交决策过程的适度公开，是不可避免的大趋势，也是增强外交的国内支持和社会基础的有效方式。
第八，提高外交人的学习自觉性，保持与国内变革大势的对接。
从中国总体的变革趋势看，十八大之后接任的中央主要领导属于建国之后出生的第一代政治家，也是改革开放进程的直接受益者和参与者。他们明了继续改革开放对于中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实现民族复兴梦的重要，也会有更大力度推动一些内部难题的解决和外部挑战的克服。就国内发展和改革目标来说，从现在的各种探讨可以得知，比如，消除收入差距和城乡差距所需要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户籍制度改革、福利保障制度改革等正加紧研讨，有的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和拟定行动计划。在未来五到十年，与这些社会经济变革相适应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意识形态调整重大措施，也将逐步稳健地推出实施，从而使社会和民众关注的反腐败、监督机制、权力制衡的有效性等等方面得到落实。在未来几年，我国民族边疆地区的政治稳定、经济社会加速发展和多民族关系的摸索调节，也将是一个艰巨而必要的改革方向，对于新一代领导人智慧与能力同样会有大的考验。
可以说，鉴于中国的规模与政治特性，上述领域的每项重大改革，必然产生强烈持久的冲击波，其进展或遭遇的困难将产生广泛的国际影响。外交是内政的延续。外交工作最重要的使命，便是保障整个民族国家在世界的地位得到维护和尊重，为国内既定议事日程的稳步推进争取尽可能良好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在这种大背景下，新阶段上中国外交人的工作，包括外交体制机制变革和整个外交转型，必须有新的思考与做法,以便适合国内新的氛围与要求。
例如，外交人应当理解和学会说明下述现象：中国社会层化的趋势，收入分配调节等机制的变化趋势；党和国家高层反腐败的意志决心及其效果，政治体制变革的稳定性与持续方向；民族政策及现有某些矛盾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未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与思路；“海洋强国”目标如何确定，大部制改革赋予了新的建制哪些权限，外交上怎样为落实这一目标、建立起与“睦邻友好”方针的平衡做出努力；面对国际上形形色色的“中国威胁论”，我们如何据理驳斥，同时加强公共外交，用各国及其公众和媒体容易接受的方式改善中国形象；外交人如何更好了解国内外的相关学术争论与理论命题，理性看待“中国模式”、“北京共识”、“亚洲价值”、“东亚共同体”、“普世价值”或“中国例外论”等有争议的说法，从而在国际辩论过程中更有自信和说服力；什么是国际公共产品，如何量力而行提供有中国特色的更多国际公共产品，包括改进我们的外援体制，增加整个国民的国际主义意识；如何既大力弘扬中国独特的一些精神和特色，如“抗震救灾精神”、“北京奥运精神”、“中国奇迹和中国速度”、“孔子学院宗旨及中国文化精神”、“中国志愿者精神及特色”，又冷静看到我国发展的某些初级阶段特点（包括问题和不足），承认改革与学习的必要，坦率真诚地和富有说服力地向世界解说中国发展中世界一员的定位。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墨守成规或日常办案的官僚习气，或许适合应对常规任务，但肯定无法适应中国政治社会变革的要求，无法适应中国成长为全球大国的需要。
上述八点，仅仅是外交体制变革、外交机制转型的部分内容，是笔者个人感受的较为急迫又缺乏答案的一些方面。当下首先需要的，是把这些问题议论起来，广泛争鸣和征求建言。只要各方面重视起来，朝着更高目标方向所需的步伐是能够逐渐迈开的。（完）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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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