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必老是抱怨“列强”

本书通过建构对“东亚”的整体认知与一体感，获得了某种超越其内部国境的视角。然而，这种相对的“成功”反而将本书致命的缺陷暴露出来：它所呈现的世界认识充其量仅为东亚三国所共有，而未能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国境。

李永晶

《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全二册）

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年2月第一版

704页，98.00元

对世界的误解

就试图叙述东亚共同史这一主旨而言，眼前这部《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有名副其实之处。这么说，并非因本书著者打着“中日韩三国共同历史编纂委员会”的旗号——读者可能质疑这个“委员会”的代表性——而是因为，在“西方-东亚”的对比图式中，本书通过建构对“东亚”的整体认知与一体感，获得了某种超越其内部国境的视角。然而，这种相对的“成功”反而将本书致命的缺陷暴露出来：它所呈现的世界认识充其量仅为东亚三国所共有，而未能超越一般意义上的国境。其原因在于，对作为整体的“东亚”视角的问题性，本书的编纂委员会竟毫无知觉。

由于这种严重的缺陷，在本书编者所建构的“超越国境”的历史认知框架当中，现实存在于东亚的诸多问题很难得到解释。比如，在许多人看来，日本政治家近年在事关历史认识的问题上一再挑衅，甚至到了执拗的地步。这对于饱受侵略与杀戮之苦的人们而言，无异于疯狂之举。对日本民选政治家的相关言论及行为的憎恶，导致日本成为另类的存在。本书编者之间就如何叙述同样作为受害者的日本民众而产生的对立（参见下册第八章），并不难理解，因为本书未能在普遍的原理层面对历史认识问题形成共识。日本独自的近代世界认识，就是本书未触及的棘手难题。

此种世界认识在文艺评论家林房雄出版于1960年代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中得到了完全的展现。在这部广为流传的著作中，作者提出了“东亚百年战争”史观，将1863年的“萨英战争”（英国与萨摩藩）与1865年的“马关战争”（英、美、法、荷四国与长州藩）视为这一延续百年的动乱的起点。其间，日本的所作所为俱源于西方列强的压迫、源于列强对日本的发展所进行的围追堵截。这种在丛林世界中谋求自保以及遭到不公待遇的观念，在二战期间日本用于进行自我正当化的“ABCD（即美、英、中、荷四国）包围圈”这一说法中，达到巅峰，并修成正果：1941年9月召开的帝国御前会议决定对美开战，以建新的世界秩序。在此间的日本帝国主流话语中，以英美为首的整个世界皆是其敌人。如果将这种世界认识与其精神导师福泽渝吉力主的“文明开化”论，即全身心地拥抱西洋生活方式的观点相比，人们将不禁去追问：他们何以对这个世界既羡慕又怨恨？

这里旧事重提，并非好事之举。在这部被冠以“超越国境”的历史教科书中，我们看到了同样的世界形象：欧美列强（包括脱亚入欧、后来居上的日本）对东亚进行的持续侵略与压迫。“列强”（包括其后的“帝国主义”，下同）与作为其实施侵略手段的“不平等条约”两种说法，构成了本书的通奏低音。如今东亚诸国享受着高度的现代文明，却对此文明的历史进程满腹怨言，这不禁让人去追问同样的问题：他们何以不能堂堂正正地看待这个世界？

实际上，这种结局乃是观念使然。究其本源，则在于东亚三国对推进历史进程急剧转换的本质因素——包括全球商业模式的兴起、西方大国的历史角色等——未加明察与反思，而是让偏见大行其道。其中，关于“列强”与“不平等条约”的狭隘认知，成为偏见的根本来源。这种基于偏见的世界知识、这种“半科学”（托克维尔语）比“完全无知”更可怕，因它让人们完全丧失了认清事理的欲望与意志，对自己的成见却心安理得。

由“列强”到“大国”

其实，若非了解“列强”在本书中所承担的确保“共同认识”的角色，读者将对下述说法感到愕然，因其异常突兀。“东亚冷战秩序为何如此不稳定？……战后东亚各国为摆脱帝国主义统治建立独立国家，开始了激烈的实现土地革命等社会改革的民族运动与社会运动。……与此同时，遏制这一运动的反革命运动也不可忽视。……美苏两国没有等东亚各国民众自己解决其内部矛盾，而是介入到了这些国家内部事务中，将局面转向有利于自身理念与国家利益的方向发展。为此，美苏两国纷纷寻找符合自身利益的政权组织并提供相应支援，由此进一步深化了东亚地区的分裂与对立。”（上册第206页）

本书中的这一代表性说法将其主旋律全面呈现了出来。美苏两国出于各自的国家利益而干涉东亚诸国的内政，因而被视为不道德。意味深长的是，由于二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巨变，由于“列强”在东亚三国的重建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列强”这一富有指责语气的措辞已从上述说法中消失。随着中国于1970年代末重新融入世界，“列强”这一说法最终退出了东亚用于表述世界政治的话语体系，取而代之的是中性的说法——大国。东亚国家在校正自己的世界认识。

从字面来看，“列强”就是“the Great Powers”，再翻译过来就是当下人们常言的“大国”。但如上所述，在包括本书在内的东亚近现代史教科书中，“列强”一语具有负面的色调：欧美列强被视为一群恶棍。在此种“列强”观中，当时世界上的那些大国有着一致的思想与动机，即在“强权即公理”的原则下，从事贪婪的扩张与掠夺；其中，“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为其最极致的表达。这不禁让人好奇起来：同是“大国”，其含义为何今昔有别？人们对历史上的“大国”亦即“列强”的指责，是否包含了他们对世界的误解？我们又应基于怎样普遍的视角，重新审视“列强”在世界政治中的行为？很遗憾，这些为真正“超越国境”提供保证的反思性视线，在本书中付诸阙如。

此种“列强”神话带来一系列后果，其中最严重者莫过于对世界的怨恨——东亚诸国认定由大国主导的世界对自己不公。结果，当事者无法客观审视人类的文明进程，因而无法建构正确的政治目标。比如在上述引文中，美苏因出于一己之私而干涉他国内政，因而作为“列强”被并置于一起；恶者得到了确认，人们诚然获得了心理上的安慰。这是东亚经典性的世界认知。如果以光明正大的视角观之，人们不难明白，美苏两国性质截然不同，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角色亦迥然相异。两者在追求各自利益实现的过程中，其手段与目的更是高下有别，好坏有别，又焉能一概而论？

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基辛格在其著作中两次提及的尼克松的观点：“他（即尼克松——引者）在《外交》杂志1967年10月期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我们不能让中国永远在国际大家庭之外作非分之想，老是怒气冲天。在这个小小的星球上，我们没有足够的空间让近10亿最具潜力的人民愤怒地生活在孤立之中。 ”在1969年1月20日的总统就职演说中，他再次提到：“在这个世界上，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愤怒地生活于孤立状态之中。”（基辛格：《论中国》，中信出版社，2012年，第195-196、202页）众所周知，这种“愤怒孤立”的状态，其道德基础恰恰是对“美帝”进行的最高分贝的指责。既然中国在1970年代初已然进行了勇敢的自我否定，那么尼克松之言及其所代表的美国这一“大国”的良善性质，今日的中国人就有义务堂堂正正地解释并接受。

这只是一个事例而已。推而广之，由于最近数十年历史研究的发达，西方“列强”在不同时空中的行为已得到了异常丰富的展示，“列强”的行为需要得到允执厥中的评价。如果勇于正视事实，我们就不难认识到，推动十九世纪以降国际关系的要素，并非某个或某些大国对其他国家与民族源源不绝的恶意，而是诸国民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相互竞争与相互融合的文明进程自身。国际条约在这一波澜壮阔的文明进程中的作用，无可替代。

“不平等条约”问题

作为东亚三国世界认识的一个支柱，“不平等条约”的观念坚若磐石。不同于“列强”，这个说法因在建构民族主义的政治目标上卓有成效，至今仍活跃于历史叙述当中（参见王栋：《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国耻与民族历史叙述》，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在那些叙述中，签署条约的东亚国家懵懂无知，不明白加于自身的“条约制度及性质”的危害性。这更意味着“不平等条约”隐含有欺骗性，其恶劣愈加令人发指。但我们要就此进行质疑：此种说法符合堂堂正正的历史认识与世界认识吗？“不平等”的条款通常被认为涉及“治外法权”、“协定关税”与“片面最惠国”三个方面，这里仅就“治外法权”稍作辨析。

从起源上看，“治外法权”源于历史悠久的“领事裁判权”，可上溯至中世纪意大利城邦与东方伊斯兰国家的商业习惯。当时，“东方统治者常以特许权或者特许状的形式授予特权”，旨在突显其恩宠。因穆斯林统治者对其臣民在欧洲国家获得此互惠不感兴趣，这成为该司法习惯单边性的历史起源（努斯鲍姆：《简明国际法史》，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29页）。换言之，“领事裁判权”的单边性并非针对东亚国家的蓄意制定，而是源于商业习惯。1871年签订的《清日友好条规》与《通商章程》中约定相互承认“领事裁判权”，可以说是一种创新。

与起源相比，更公允的视角则是，西方司法文明在近代取得快速发展，使得“领事裁判权”开始获得新的正当性基础——当“无罪推定”、禁止“刑讯逼供”等司法原理与实践已然成为人类文明的主要标尺时，西方国家不接受不文明——时称“野蛮”——的司法习惯，具有道德正当性。明白此点，我们就会明白为何日本推行“文明开化”国策的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制定民法典、推动司法改革，为何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同样以司法改革为中心。同样，我们也会明白，为何中英《马凯条约》（1902）中有如下条款：“一俟查悉中国律例情形及其审断办法，和一切相关事宜，皆臻妥善，英国即允放弃其治外法权。”

不过，这种为收回权益而进行司法改革的看法，仍非大中至正的世界认识。事实上，促使主政晚清中国的政治家进行司法改革的因素，更是对欧美法系所具有的普遍人类的文明性格的认同。比如两江总督刘坤一、两湖总督张之洞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的会奏中提到：“外国人来华者，往往亲入州县之监狱，旁观州县之文案，疾首蹙额，讥为贱视人类”；“敲扑呼号，血肉横飞，最为伤和害理，有悖民牧之义”，故要求停止刑讯。这就是一种堂堂正正的态度。当然，中国为获得这一世界认识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庚子义和团起事及其惨烈的结局，终于使朝野上下幡然醒悟。

随后，受英美等“列强”有条件放弃治外法权的允诺的激励，中国精英开始热心研读欧美法律，结果对其文明已再无疑虑。从帝国梦中醒来，他们的世界观变得豁然开朗、廓然大公，从而构成了此后中国外交行动的基础。人们已经注意到，域外学者通常对晚清最后十年及第一共和（即北洋）时期的外交持以高度的评价（参见唐启华：《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殊不知，此间外交行动的知识与思想基础正是对世界的健康认识。得一善，本应拳拳服膺而弗失之。但令人惋惜的是，第二共和以降，此种认识日渐式微，终至花果飘零。

事实上，就法理而言，“不平等条约”这一说法并未得到国际法学者的认真关注。国际法中不存在“不平等条约”一说，道理并不复杂：条约是当事方反复交涉之后，对其利益关系达成平衡状态的书面约定。条约既然是对双方平衡状态的约束，那么“不平等”就不是描述其性质的恰当词汇。比如，终结战争的和约，人们可以谈论其中的条款苛刻与否，但不能批评其不平等，否则人类将丧失结束战争、维护秩序的和平的法律手段。同样，对于受武力胁迫而签订的条约，我们可用“屈辱”之类的辞藻描绘之，但与双方平等与否无涉。

在国际关系的实践当中，主动接受对自己不利的某些条款并非罕见，因加入条约的主旨是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比如，世人皆知，最近十余年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蒙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之惠甚深。但在入世议定书中，中国不得不表示接受WTO附件四中的政府采购协定，而该协定对其成员而言本是可自由选择的“诸边”协定（参见杰克逊：《国家主权与WTO：变化中的国际法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如果我们今天用诸如“不平等”、“耻辱”之类的字样来形容中国的入世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