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立青

“他是在中国传播国际现代音乐作品及技法的关键性人物，始终支持和鼓励着中国青年作曲家的发展。”世界音乐百科全书《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辞典》对杨立青先生如是评价。

2013年6月10日下午3时17分，杨立青先生因患肺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今日14时，先生告别仪式将在龙华殡仪馆银河厅举行。

杨立青先生1942年4月30日出生于重庆青木关，自幼随当时执教于上海音专（上海音乐学院前身）的父亲杨体烈教授学习钢琴，1955至1960年先后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附中及沈阳音乐学院附中钢琴专业，1965至1970年就读于沈阳音乐学院作曲系。1978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随桑桐先生攻读作曲硕士学位，并以第一名的成绩通过国家公派留学资格考试。1980至1983年作为博士研究生赴联邦德国国立汉诺威高等音乐学校留学，攻读作曲与钢琴双专业，是“文革”之后我国第一个公派留学的作曲家。

作为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系统与世界音乐发展潮流失去联系长达30年之后的“第一人”，这不仅仅是先生个人艺术生涯的转折点，还蕴含着中国新音乐接轨世界、开辟未来的使命。先生以他坚实的学术研究、长期的教书育人、丰富的音乐创作，使这个原本带有一定偶然性的“第一人”，沉淀为中国新音乐历史进程中具有“启动”、“引领”与“促进”作用的象征。

先生的学术研究，深沉、凝重，富有“历史的现代性”与“现代的历史感”。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90年代中期先后发表、一脉相承的《当代欧洲音乐中的“新浪漫主义”与回归倾向》与《西方后现代主义音乐思潮简述》，是先生对西方现代音乐创作中纵向多元纷繁、横向变化迅疾状态的及时跟踪、分析与研究。前者回顾、厘清了20世纪尤其是“二战”以后纷繁多姿的先锋派音乐的发展脉络，指出了1960年代末开始在欧洲乐坛滋蔓的新浪漫主义及其回归倾向，既是对1950年代“正统”现代主义的叛逆，也是对1960年代“后现代主义”的扬弃，可以看作是欧洲当代音乐继新古典主义“回到巴赫”之后的第二次回归浪潮。后者则对1990年代以来内涵及外延均不确定、因而也常被到处套用的“模糊概念”与“时髦标签”——“后现代主义音乐”，从历史渊源、社会背景、技术形态等角度，进行了及时的梳理与界定。这两篇论文取精用弘、意味深长，对当时的中国作曲家群体、音乐理论研究队伍，都有着一定的整理思路、明确方向、扬弃化合的坐标性意义。

先生学术研究的核心内容是管弦乐配器艺术，这是作曲理论“四大件”中与音乐创作关系最为密切的一种。先生从1970年大学毕业后就开始从事管弦乐配器法的教学与研究，加之改革开放后对国际音乐创作潮流的同步跟踪与敏锐观察，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并最终凝聚为2012年春天正式出版的三卷巨著《管弦乐配器教程》。

读先生的书，听先生的课，总能清晰地感受到历史的延续性，在每一个细微的“技术点”上，先生都会列举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分析佐证，使人能够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和把握管弦乐配器风格，是音色、力度、音区、发音法等诸多因素的统一和对比关系的总和，是所有这些因素的极其复杂的相互作用和辩证发展的产物，并进而引导学生在自己的音乐创作中寻找到妥当的音响语言。

《管弦乐配器教程》正式出版前的油印讲义已经影响了中国新音乐近30年，正式出版的鸿篇巨著更将长久地助力中外年轻的音乐家勇攀音乐艺术的高峰。

先生是卓越的音乐教育家。博学谦和，真诚宽厚，深受业界几代人的敬重。先生在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院长期间，殚精竭虑，开拓创新，把握国际音乐教育发展脉动，谋划上海音乐学院学科专业发展蓝图。在巩固和提升传统优势学科的基础上，创立了音乐工程、电子声学音乐中心、音乐戏剧、现代器乐与打击乐、艺术管理、数字媒体等新兴复合型学科专业，使上海音乐学院成为全国专业设置最齐全的高等专业音乐院校。先生爱惜人才，求贤若渴，以无私的胸怀广纳贤才，将国内外一大批音乐英才汇聚在上海音乐学院。先生为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科专业布局和规划建设、人才队伍建设与学校整体事业的全面发展做出了贡献，也为学校未来科学、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先生的音乐创作，炉火纯青，品质高远。留德期间的《号子与山歌》、《唐诗四首》、《室内交响曲》等作品，就获得国际专业音乐界的高度评价，连续三年在汉诺威新音乐节和达姆斯塔特音乐节上公演。先生回国之后，在承担繁重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之余，又写下了一长串作品，其中最重要的当是为琵琶与管弦乐队而作的交响叙事曲《乌江恨》（1986）。作品综合了起源于古典弦乐四重奏“交响性——复调风格写法”和发轫于古典歌剧的“戏剧性——主调风格写法”，并有机地结合了“微复调”、“音色旋律”等现代技法，使手段服务于题材，使音乐超脱于题材，从而使整部作品具有了鲜明的个性特征、深沉的历史意蕴和催人泪下的悲剧力量。

中胡与交响乐队《荒漠暮色》是先生一生的最高杰作。作品1998年首演于第17届亚洲艺术节（香港）“21世纪亚洲音乐的创作”交响音乐会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先生有着创作大型“协奏风格”作品的长期实践与丰富经验，从早年的几部小提琴、钢琴协奏曲到《乌江恨》，古筝与民族管弦乐《战台风》，再到二胡与交响乐队《天山牧羊女》、《引子、吟腔与快板》等等，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艺术成就，也对他的新作品创作提出了艰巨的自我挑战。但先生仍能以富有意味的构思、巧妙的切入点与炉火纯青的管弦乐技术，赋予《荒漠暮色》新意味、新品格，既暗示了艺术节“丝绸之路的回响”的主题，又渲染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气氛，更透露了先生在世纪之交深远的音乐思索。

2012年6月，文化部委约之大提琴协奏曲《木卡姆印象》由国家交响乐团成功首演于国家大剧院，9月成功再演于德国柏林爱乐音乐厅。这是先生卸任院长之后重拾作曲之笔的力作，不幸成为先生的“天鹅之歌”。

德国汉堡国立高等音乐与戏剧学校官方网站第一时间发布现任校长、杨立青先生当年在汉诺威的同窗艾尔玛·兰普森教授的长篇祭文：“……杨立青教授是当代一位伟大的音乐家，作为作曲教授他对于学生的意义远远超过一名老师。他待他们如慈父，又是良师益友：不仅教导他们在技艺上日臻精进，更为他们指引道路，使他们作为艺术家忠于职守，并能以开放的胸襟接纳新生事物。杨立青给上海音乐学院带来了世界声望……”

上海音乐学院院长许舒亚教授悼念说：“杨立青先生是中国新音乐的引领者和推动者，是中国当代音乐创作、理论研究、音乐教育等领域集大成者。他的逝世是上海音乐学院乃至中国高等音乐教育事业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指挥家、音乐评论家卞祖善先生高度评价说，“杨立青教授的音乐作品和理论著作，是中国现代音乐的宝贵财富，为中国交响乐表演艺术和中国专业音乐艺术教育提供了范本，不仅对当代音乐家是智慧的启迪和激励，亦将成为未来的中国音乐家们前进道路上的方向坐标。”

作曲家谭盾亦深情回忆：“杨老师是好人、好朋友，更属中国当代最伟大的教育家和作曲家之列，他的离去是中国的损失，也是音乐之友的极痛。”

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赵季平先生说，杨立青先生的离去，“是中国音乐界无可挽回的损失，全国的音乐家同仁都会永远怀念他。”

回想起20年前的秋天，我在武汉音乐学院读和声学研究生，时任理论作曲系主任彭志敏教授偶尔提及先生时说：他是中国现代音乐的旗帜。

20年后的端午，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护送先生遗体从瑞金医院经汾阳路20号去龙华。神思恍惚中，收到彭志敏先生短信：“挽杨立青联：作品好学问好钢琴好门门都好好自地上仰尔，秉性真感情真见识真事事皆真真为天下惜公。” 文/钱仁平

（作者系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图书馆馆长，《中国新音乐年鉴》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