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做洗碗工而不可得的女诗人

邵燕祥

俄罗斯女诗人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于1892，殁于1941，终年不到五十岁。去年，2012，是她诞生一百二十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出版了《致一百年以后的你——茨维塔耶娃诗选》作为纪念。

诗选译者苏杭在前言中转介了茨维塔耶娃在国外漂泊了十七年后，1939年6月18日重回故土俄罗斯的遭遇：

就在全家重新团聚在自己家园的两个月内，厄运却一次又一次地降临到茨维塔耶娃的头上。8月27日深夜，（先她回国的）女儿阿利娅突然被捕，过了不到一个半月，即10月10日，身患重病的丈夫谢尔盖也遭到逮捕。这种意想不到的打击，使茨维塔耶娃痛不欲生。……

茨维塔耶娃一面为女儿和丈夫到处奔走求告，一面辛勤地从事诗歌翻译借以谋生，并打发那更为孤寂的日子。由于她的诗作无处发表，她只能偶尔在译稿中写下几首。这是后来从她遗留下来的译诗中发现的。……在她回国后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尽管处在更为沉重的生活和心理的压力之下，茨维塔耶娃仍然完成了大量的翻译工作。

苏杭评述了女诗人翻译的各国诗作者的长长名单，感叹她“居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能承受如此沉重的负荷”。接着他说到女诗人切身遭遇的不平：

最使她难堪和愤懑的是，回国后一年有余尚无安身之处。她向当时作家协会负责人法捷耶夫求告，回答却是一平方米也没有。她们母子二人经常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她在一封信里感叹道：“我不能放任我的感情——权利（何况在从前鲁勉采夫街博物馆里还有我们家的三套书房——外祖父……的，母亲……的，以及父亲……的）。我们把莫斯科都献出来了，而它却把我抛了出去——驱逐出去。”

战争发生了。在全联盟“共度国难”之际，茨维塔耶娃却遭到她惟一所能归属的作家协会的冷遇，这成了压垮她生命的最后一根稻草：

1941年8月8日，她带领穆尔（儿子，此时十六岁）离开莫斯科，8月18日疏散到鞑靼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小城叶拉布加。随之而来的焦虑是，她惟一可以赖以为生的技能是翻译外国诗歌，但是这种技能在那里却毫无用处。于是她8月26日只身前往莫斯科市作家协会所在地契斯托波尔，请求迁居该处并在作协基金会即将开设的餐厅谋得一个洗碗工的工作，然而就连这个最低的要求也未得到满足。于是她于8月28日返回叶拉布加。至此，她的精神已经完全崩溃。……万般无奈，她只好将保护儿子的责任托付给别人，自己却于8月31日趁房东星期日外出时悬梁自尽了。

我曾经慨叹苏联一位杰出的小说家普拉东诺夫，战前就因为真实反映了苏维埃的生活现实而遭批判，他当战地记者投入了反法西斯的卫国战争（似乎还曾立功受奖），但在战后旋又恢复了大批判靶子的身份，最后郁郁死于作协院内扫地工的岗位上：苏联政府及其御用的作家管理机构，竟然这样糟踏文化人，侮辱以至虐杀一位有思想有才华的作家。

然而比起先他十几年而去的杰出诗人茨维塔耶娃之死——当然还有其他许多投入监牢或流放边鄙之地以至死难的“文字狱案犯”来，竟显得仿佛司空见惯，不足惊讶了。

这里不准备谈论茨维塔耶娃的诗，评议她的生平和命运，只想说一点，作协自然不是惟一的和根本的致死之由，但对茨维塔耶娃来说，在她期求维持最低生活条件而希望得到法捷耶夫的援手时，这位名满全苏联的作协领导人竟毫不理会，冷酷拒绝，怕是使她死不瞑目的。

我们早就知道，法捷耶夫曾深受斯大林的宠信，因而从1934年全苏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起，经过战时直到战后以至斯大林死后又三年的1956年，二十年间他一直是苏联作家协会党的负责人，并且亲自主持会务，包括大清洗和日常对作家队伍中“异己分子”的清除。不但经手审查报批，并且经常陪同苏联“有关部门”执行逮捕作家的命令。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把作为作家和作为斯大林镇压文化人的参与者的法捷耶夫完全切割开来，并因对他写作的过度肯定，而抵销了对他罪责的追问。起初相信了他在1956年5月的自杀，是由于长期患病，并念及“不全则无”，不能再在文学上有所作为，乃结束自己的生命，甚至为他的死敷上一层悲壮的色彩。后来所知渐多，又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他在作协主席任上，“官身不自由”，不能不执行上级尤其是斯大林的旨意；但违心地助纣为虐，负疚既久，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冤案平反过程启动，他回首平生。受到良心谴责，遂有饮弹之举。

法捷耶夫死前究竟是怎么想的，现在似乎还没有足够的第一手证据。在俄罗斯，有人回忆，苏共二十大后，法捷耶夫曾写信给赫鲁晓夫，据说是表示他和作协要为新政有所助力。那末，究竟是要协力推动清理作协经手的数百件冤案和积案，还是主要为了维持他和他的同僚的领导职务，而向新的领导人谋求支持呢？恐怕一时也说不清。反正事实上直到法捷耶夫自尽之日，没有得到赫鲁晓夫复信表态，或许可以说不答复也是一种态度吧。

与1956年初闻法捷耶夫噩耗时，更多从好的方面去臆测其动机不同，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重提这个话题时，我的臆想已多少偏于从坏的方面着眼了。这很可能是由于五六十年间，我和我的中国同胞经历了仿佛当年苏联肃反那样的“文革”十年，以及历次政治运动和种种极端事态，我们已经如同鲁迅那样“不惮以最坏的心思”去观察和揣摩非正常的人情世相——人性可以恶到难以想象的地步，而且敢于假冠冕堂皇、辉煌璀璨的名义以行！

如有偏颇，就请法捷耶夫的在天之灵原谅。

但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具体的，恩恩怨怨也是一笔一笔写得清清楚楚的。就以茨维塔耶娃请求解决一席之地，虽然战前的苏联居住条件确很困难，但对法捷耶夫来说，他“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这表现出苏联文化官僚在处于弱势的国外漂泊归来者面前所持的“权力的傲慢”。后来茨维塔耶娃无以维生，去莫斯科市作协谋求一个洗碗工的“饭碗”而不可得。此事未通过法捷耶夫，不能迳记到他的账上。然而后者市作协官员的态度，所谓“看人下菜碟”，显然也是在官僚体制下层层看上级眼色——包括全苏作协法捷耶夫对茨维塔耶娃的评价和待遇的结果。

苏维埃的作家协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团体，他长期的头号领导人法捷耶夫扮演的是一个什么角色，不是从茨维塔耶娃之死，就可以看清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