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权运动决定性的一年

Gary Younge

1963年8月28日，在林肯纪念堂和华盛顿纪念馆之间的林荫道上，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人权政治集会“向华盛顿进军”正在举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在他那篇著名的演讲《我有一个梦想》中说：“1963不是结束，而是一个开始”，它会成为种族隔离结束的开端。那一年开始于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华莱士身穿山核桃条纹裤和圆角礼服外套站在州议会大厦前的一句话：“现在是种族隔离，明天是种族隔离，永远都是种族隔离。”当时民权运动领导人对于“进军”的提议感到矛盾，而肯尼迪总统正全神贯注处理外交事务。谁知短短几个月后，阿拉巴马州因为一件事情而举世闻名了：伯明翰的警察将警犬和高压水枪对准了一群最小只有6岁的黑人儿童。此时，民权运动的领导层方才决断——顺应基层的积极分子一起进入战斗状态。众议院民主党多数党领袖告诉肯尼迪：“民权运动已经铺天盖地了。”

这一阶段的民权运动并非开始于1963年，在那之前已经有许多无畏的反种族主义抗议者采取示威行动。1960年2月1日，17岁的富兰克林·麦凯恩和三个黑人朋友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沃尔沃斯（一家澳大利亚零售公司）的白人吧台，找了几个位子坐下。他说：“我们想做父母不敢做的事情。最糟糕的事情已经过去了，那就是3K党没有杀了我们……但我不为自己的个人安危担忧。我坐在吧台时最大的感受就是兴高采烈、值得庆祝。”

在1963年，准备好做这种反抗的人数达到了临界点。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曼宁·马拉贝尔在他去世前的传记《马尔克姆·X》中写道，“在这困难的三年里，南方的斗争从一小群黑人学生在午餐吧台的示威发展成了20世纪最大的种族改革和民权运动。”

这些变革的速度和轨迹是全球性的。在麦凯恩抗议的两天后，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在开普敦的南非议会上便发出了不祥的警告：“变革之风正吹过这片土地。无论我们是否喜欢，民族意识的增长是一个政治事实。”十多年来，这阵风变成了狂风。在麦克米伦和金博士演讲间的三年里，多哥、马里、塞内加尔、扎伊尔、索马里、贝宁、尼日尔、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乍得、中非共和国、刚果、加蓬、尼日利亚、毛里塔尼亚、塞拉利昂、坦噶尼喀和牙买加都独立了。金博士在1960年一篇文章《种族意识浪潮的兴起》中说：“黑人所代表的这种尊严和自尊的新观念，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们意识到他个人的斗争是全世界范围斗争的一部分。”

在美国，5月，伯明翰事件具有变革意义。《纽约时报》在之后两个星期里发表的关于民权的事件比过去两年还要多。电视里播放着儿童抗议种族隔离的场景，当他们被阿尔萨斯牧羊犬咬伤，被力量强劲能够撕裂树皮的水射得后退，暴行引起了全世界的愤怒。在那之前，只有4%的美国人认为民权是美国目前最紧迫的事，而之后比例上升到了52%。根据司法部的数据，在金博士“我有一个梦想”演讲前10周，186个城市发生了758起示威行动，导致14733人被逮捕。“向华盛顿进军”的组织者贝亚德·拉斯汀（Bayard Rustin）说：“伯明翰成了真理的时刻。伯明翰意味着口号和形式已经结束了。黑人力量不再等待任何人，他们要行动了。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们。”

几个月前只引起一小部分人兴趣的“为了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的集会游行，在当时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这是一个大胆的开始。当时在首都游行是很罕见的，而游行一开始也并不受欢迎。在游行开始前仅仅几周，一项盖洛普民意测试显示，71%的美国人知道游行，其中只有23%的人表示赞成，42%表示反对，另有18%的人认为游行不能实现任何目的，7%的人认为它将以暴力终结。肯尼迪试图让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他也不赞成游行，他说：“我们希望通过国会取得胜利，而不是在国会大厦前作秀。”工会组织者A.菲利普·兰道夫告诉他：“黑人已经在街头蓄势待发，几乎不可能让他们回去了。”

游行仍然吸引了25万人参加，大约有四分之一是被视为成功人士的白人。尽管金博士的演讲在第二天的《华盛顿邮报》上只字未提，但它最终成为那个时期最清晰也最著名的发声。美国黑人作家詹姆斯·鲍德温在《他的名字被遗忘》（No Name in the Street）中写道：“那天的某个瞬间我们仿佛站在了高处，能够看见我们的精神遗产，也许我们可以让这个王国变得真实，也许充满爱的社会不会让梦想永远只是一个痛苦的梦。”

没过多久，南方偏执势力的现实便打击了众人的情绪。众议员约翰·路易斯写道：“当时我们并不知道那个下午代表了这种情绪的最高峰，也不知道金博士话语中的梦想和乐观会在后面几年渐渐消逝，更不知道仅仅在金博士走下讲台几天后，伯明翰的一声爆炸就会杀死4个无辜的小女孩（注：指1963年9月15日发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伯明翰市的教堂爆炸案），将这场运动和我带入黑暗的季节。”

（作者系《卫报》驻美国的专栏作家和特稿记者。早报记者 郑依菁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