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新作《日夜书》描写知青一代的当下命运：

“我写了一些可能让人难堪的东西”

本报记者 赵妍 发自上海

今年步入花甲的作家韩少功，近日推出长篇小说《日夜书》。“中国的知青和老三届都要60岁了，很多人都陆续退休了。所以我通过这部小说来作一个回顾，而且也正是合适的时候。”韩少功说。

作为他的第三部长篇小说，《日夜书》的出版距离韩少功的上一部长篇小说《暗示》已隔十年之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他十年未写。继2006年出版长篇随笔《山南水北》之后，韩少功陆续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去年11月还凭借短篇小说《怒目金刚》获得第三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韩少功曾在湖南、海南两地担任作协主席、文联主席的职务，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属于“政务繁忙”的作家。2011年，海南省文联换届，韩少功卸去了海南省文联主席的职务，终于让他有足够的时间再写一个长篇，也终于能够让他“半年住在海南的城市，半年住在年轻时插过队的湖南汨罗乡下”。

“《日夜书》是一本描写知青一代人群像的小说，从他们知青年代一直写到现在，但重点还是这代人在当下的命运。”韩少功曾经对自己的两部长篇小说作过简洁归纳：《马桥词典》是一本关于“词语”的书；《暗示》是一本关于“具象”的书。但对新作《日夜书》，他显然还没有找到“合适”的那个词。

梳理知识分子思想脉络

2013年第2期《收获》首发《日夜书》，介绍这部作品为：“激情而悲壮的知青年代，在著名作家韩少功的笔下有了新的发现，通过几个别具一格的人物，韩少功将过去与现在放在一起……其中的是非得失，真是一言难尽。由此，那段知青生活被血肉相连地融入当下，让我们重新审视。”

《日夜书》里的五六个主要人物形成了一个朋友圈子，一起从知青的背景下走出，走上了各自的命运，有个体户、工人、艺术家，也有官员，思想游侠等，时间跨度长达30年。“这是我比较熟悉的同辈人。”韩少功说，“30年也许是一个足够长的距离，便于我们把他们看得更清楚，既有近景又有远景，既有正面也有侧面，可以多角度地展示，包括展示他们隐秘的伤痛、深藏的梦想、难以解脱的宿命或者意想不到的变身。其中很多东西放在10年前、20年前，也许就不那么容易看清了。

《日夜书》在描写知青一代时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涉及的知识分子命运描写—地下政治活动，红卫兵出身的叛逆者和启蒙者，类似沙俄时期“十二月党人”的思想群落，以及他们回城后的分化。小说也不可避免地触及到当下思想生态，包括各种变革要求的根源、处境以及其现实障碍，还有它们之间的交集和互动。《收获》执行主编程永新在这部小说里看到了“知识分子思想脉络的梳理”，认为《日夜书》“描绘了中国当代复杂思想的起源和脉络”。

“作为一个写作人，我更感兴趣的是人的性格、气质、情感、命运等等，如果一不小心遭遇到思想，我也会更注意思想的表情。比如一个刚愎自用的左派，不难成为一个刚愎自用的右派。所谓观念易改，本性难移。刚愎自用是比‘左’‘右’更让我困惑的东西，或者说是更让我揪心和入迷的人性指纹。我们现在还能记住李白、苏东坡是政治上的哪一派吗？还能记住托尔斯泰或马尔克斯在当年是‘左’还是‘右’？在这个意义上，人性大于政治，形象大于观念，好的文学作品对于一时一地的观念总是具有超越性。”韩少功回应。

生活苦难成为一张欠条

希望通过《日夜书》对“知青”作一次全面回顾的作家韩少功，曾经6年(1968至1974年)的插队经历，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经验来源。进入新世纪后，韩少功依然持续着他的知青叙事。此次在《日夜书》中的知青群像里，韩少功既叙写了他们的知青生活，再现了那一段热血岁月，也交代了他们在改革开放后分化失落的命运轨迹。

“韩少功以惊人的客观冷静和深沉的悲悯情怀写到了知青群体的前世今生、兴衰荣辱。他既不把当年的知青运动涂上玫瑰的色彩，进行浪漫的想象，也不简单地对知青生活进行悲惨的描述和无尽的控诉。对后知青时代的生活，他也并不像别的一些作家那样充满了自由的欢呼和成功的喜悦，他更多地关注着知青群体自身的人格缺陷和他们在急剧变化的时代中的不适、不顺、无奈和挫败。为应对这种不适和挫败，他们左支右绌。对此，他洞若观火而又深感悲悯。”作家龚政文曾这样评价韩少功“知青叙事”的特点。

而按照韩少功自己的说法，则认为：“以知青为题材作品已有很多，是新时期文学的一大笔财富。但有些作品透出一种过于自恋或过于自怜的情绪，成了亮伤疤、抹鼻涕的诉苦比赛，构成了记忆的扭曲。社会总是由具体的个人所组成的，不可以想象一群无辜的小羔羊加起来，就成了万恶的大灰狼。谁都在指责别人，那个被指责的却成了空洞的影子。因此，我赞成记住历史的苦难，但一个问号打给社会的时候，另一个问号也许需要打给我们自己。”

在《日夜书》中，韩少功这种独特的“知青叙事”得到延续—“在这部小说里，我对同辈人有同情，有赞美，但也有反省和批评，包括写了一些可能让我们难堪的东西。”

知青马涛、贺亦民、姚大甲、安燕们读书，思考，身居乡土却关心世界，并以少年人的意气互相标榜，斗气，乐此不疲，在此过程中，他们以求异的姿态挑战平庸的现实生活，在思想的领域里寻找理想生活；但在随后的开放年代，知青一代的革命性和批判性能量很快耗尽，在一种虚假的自我意识中，在对所谓现代目标的坚持中，集体落入了历史的诡计和原本可预见的陷阱里。

小说中，后来发展成“民间思想家”的马涛成为其中个性鲜明的角色。他一如既往地停留在“知青”时代天真状态中，他的悲剧在于，他的那些政治姿态在已经改变的历史中已然变味了，他却仍然以一种自命不凡的骄傲支撑着。对马涛们来说，知青生活的苦难—来自体制性的迫害，保证了他们本身的正当性和崇高性，仿佛是一张累计利息的有价证券或欠条，给了他们向历史、社会索取债务的权利，也让他们呈现出让人难以容忍的自私褊狭，从不体谅他人。马涛一直生活在表演中，一直和权力默契地玩着施虐与受虐的游戏，这一角色被很多评论联系到了当下的小部分“公知”。

知识分子擅长愿望与姿态，但拙于行动

时代周报：小说取名《日夜书》，白天与黑夜，故事却横跨三十年。这个书名有什么样的内涵？

韩少功：有人觉得这是对时间的感叹，有人觉得这是暗示事物的复杂性和正反两分，这些理解都很正常，都可以。

时代周报：在《日夜书》中，我们似乎又看到了“知青文学”的迹象，但不同的是，梳理的“知青”不再是单一的、意识形态化的形象，而呈现出个体的、多样性的特征。这是否为你对旧有知青叙述—过分强调知青经历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作用、控诉政治及社会迫害—的批判？

韩少功：作家们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视角可能没法互相取代。我在这本书里更多表现那一代人在人格、性格、命运等方面的内部差异，并且从这些差异中看到前人或后人的影子，看到一些人性永远的困境和追求。换句话说，他们是不是知青，对于我来说不太重要。他们身上表现出来的，也是人类反复出现的那些文化和精神的难题，对于我来说才是重要的。这是我要做的工作，但这并不妨碍我尊重其他同行的工作。

时代周报：另一个特点是，你在《日夜书》的写作中既有叙事，也掺入了对一些话题的讨论。这并非你第一次这样做。在《马桥词典》、《暗示》等作品中，你已经有了这种既扮演叙事者又充当阐释者的写作方式。作为小说家，你为何要把诠释放入到一个“故事”中去？

韩少功：小说是一种较为开放的文体，可以包容诗歌和戏剧，也可以化用新闻和理论，这方面的例子不胜枚举。小说的边界是叙事，因此只要不妨碍叙事的，有利于叙事的，各种非小说因素都可纳入其中为我所用，并不需要自我囚禁。面对现代读者群体的知识化、高学历化以及信息存量迅速膨胀，讲故事也并不一定要局限在鸡毛蒜皮和家长里短的水准。恰恰相反，注入更多知识含量，增强智能交流的效率，也许是对当下讲故事人新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你说的“诠释”，只要用得分寸合适，成为“故事”有机的组成部分，大概也是可能的。

时代周报：你在很早以前说过：“一个民族的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民族的知识分子的质量。我们这个民族一直挨打，一直落后，原因之一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质量有毛病，中国知识分子质量上有毛病。”在《日夜书》中，你对“知识分子”作了细致的描绘和反思，比如马涛。 “马涛们”身上的悲剧性是不是当代知识分子质量上有毛病的根源？

韩少功：马涛的热情与顽强难能可贵，但他的自恋、偏执、空谈不实等确实构成了自己最大的障碍，也折射出某些社会病相和时代流习的深度制约。这在写作过程中一再使我感概。他确实是中国知识分子中常见的问题人物之一，悲剧性的英雄之一。但问题显然不止这一款。姚大甲的嘻哈玩世，小安子的幻想症，郭又军的世俗沉沦……是不是也都值得反思？知识分子的身上经常流着小资血脉。小资擅长愿望与姿态，具有极大的文化能量，但拙于行动，拙于持久的、繁琐的、摸爬滚打和精雕细刻的务实性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小资被更多的焦虑所挤压，更多一些文化和精神的贫血症，因此更应该多一些自我反思。

时代周报：你说《日夜书》是“关切现实的另一种尝试”。我也看到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对阎连科“中国当代最优秀的小说都不是关于这个时代的”这一论断作过讨论。你是否认为“不是关于这个时代的”有其特殊的形成因素？

韩少功：我不知道“关注现实”的具体所指，不太明白“关于这个时代”所涉及的区别在哪里。莫非从王蒙到张承志，从莫言到迟子建，他们这几十年的作品都是逃避现实？都是在远离现实？中国的四大古典小说名著，有哪一部是“关于”明清时代的现实？或者对“现实”、对“关于”要作某种新的理解？……在没弄明白这个问题之前，我没法发言。

深圳文博会18日开幕：传统出版数字化转型已成集体动作

特约记者 李兮言

在数字化浪潮的强烈冲击下，传统图书出版业所做的不是消极抗拒，而是积极融入。在本月18日开幕的第九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新闻出版行业的集体性动作向人们释放着这样一个信号：出版业的产业模式正在发生颠覆性的改变。

文博会的新闻出版馆内，不单各类新型的数字媒体公司大力展现其数字产品，传统的出版商也开始集体转身，以结合多媒体的全新姿态登场。大型电子触摸屏、客户端、电子图书、无纸化教材、多媒体读物、互动教学模式、数字图书馆软件……各类技术及产品已将该展馆占满，传统的纸质读物反而成了稀有展品。

其中，广东省出版集团数字出版有限公司推出的是MPR（多媒体印刷出版物技术），ＭＰＲ是多媒体印刷出版物（Ｍｕｌｔｉｍｅｄｉａ　Ｐｒｉｎｔ　Ｒｅａｄｅｒ）的英文缩写，是以MPR为关联码，把纸质印刷出版物、音像出版、电子出版和网络出版进行技术嫁接和内容关联整合，令读者闻听观看得以同步进行的一种全媒体数字出版方式。展位负责人介绍，目前该技术主要运用在幼儿教育类图书上，另外音乐教材、英语教材、语文教材等对“声音”有需要的教材都可以运用。

“除此外，我们也重视移动用户这部分，不管是阅读还是教育方面，我们都必须迅速抓住手机用户。比如做数字课堂，我们知道没有办法将学生固定在电脑前，而移动网络可以解决这个问题，让学生随时随地学习。”广东省出版集团数字出版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苏宇渊告诉记者，“我们拥有多年积累下来的出版、发行优势，教材、教辅的编写有多年经验，能及时把握教学的变动。因此数字化转型具有优势。”

整个传统出版行业对于“数字化”的态度，已经由几年前的怀疑、抗拒变成了积极接受。“传统出版业数字化，这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这已经是共识。”采访中，杭州国家数字基地总负责人向记者表示。据统计，“十一五”时期，我国数字出版产业营销收入增长迅速，从2006年的213亿元，增长到2010年的1051亿元，5年间平均增幅接近50%。而2010年数字出版总产出占新闻出版业总产出的比例已近10%，成为新闻出版业重要的经济增长点。

不过，转型虽是定局，但拥抱新技术也并非像设想的那么简单。 “数字化并非新概念，早在2008年，我们就已经规划并启动数字化转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行业趋势，等到技术发展成熟了你再进入，就来不及了。但是另一方面，数字化高投入，收益需时长的特点又决定了它的高风险性，出版社要承担很大风险，”中南大学出版社数字出版中心主任李海亮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个时候如果能有政府的资金支持，数字化步伐就会快很多。”

在传统出版行业积极融入新科技的同时，一些障碍和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事实上，由于数字化产品设计“内容”、“平台”、“终端”几部分，而目前传统出版商主要在内容上占据优势，其他部分则通过与专业公司合作等方式解决，这就拖慢了数字化的速度。整个产业链没有形成，也就减弱了出版业的优势。“目前我们的困难在于，这个数字产品还没有完全推广出去，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但是客户不知道。让人们完全接受，怎么去推广，还需要认真考虑。” 李海亮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