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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乃荣
去年这个时候,徐俊先生成功导演了一台《上海,爱浓》沪语童谣合唱音乐会,出现了一票难求的盛况,在去年8月书展签售会上出现台上台下一片童谣声的生动景象,至今还萦绕在我眼前。当时我就问他:明年你再打算拿出什么?他当场就胸有成竹地说:要另开上海舞台的新品种,推出沪语话剧,演白先勇的《永远的尹雪艳》!我为他连续作战的勇气和选题眼光的准确深深感动。
在世纪之交,我曾主编出版过一部《20世纪中国短篇小说选集》,对著名作家限选两篇,当时选了白先勇先生的《永远的尹雪艳》和《金大班的最后一夜》两篇。所以我知道要把《永远的尹雪艳》搬上话剧舞台,十分不易。因为这篇短篇小说情节并不曲折多致,对于现今那些热衷于“重口味”的观众来说,这是一篇很素淡的小说。我曾闪过一丝担心,排演话剧,是否会容量不够。
导演的魄力和功底,编剧精到的再创作,完全打消了我的疑虑,他们十分成功,在上海排演出了如此牵动人心的精致优雅的沪语话剧来。它的成功,正是没有像有的改编剧那样刻意去任意增添情节,舞台上的细节描写均忠实遵循于原著,延伸了原作的素淡和精致,拓展得合情合理,从优雅、精致中发掘了上海这个大都市的真实底蕴。改编成功不仅在西装、旗袍、金丝边眼镜、玻璃丝袜等种种细节的真实,百乐门的金碧辉煌,搓麻将中嫁接的优美舞蹈艺术,都艺术地展现了上海的时代和城市特征。更加下功夫的,是重在语言上体现出话剧的固有特征。导演选准了各位演员,与城市气质上的传承相一致,尤其是大胆选准了并非名角的黄丽娅担任主角,首次出演便成功,不但在体态风度、服装台风上塑造了很逼真的尹雪艳,主要是那一口自然的上海话,听来十分纯熟、软糯,活像沪剧名家丁是娥说白的口气。这样的作品是经得起两遍三遍去细细品味的。
一地的文艺作品是应该直通当地人的性情的。没有本来就对上海话十分熟悉和有研究的导演徐俊和编剧曹路生的精心操作,就不可能首创如此精致的沪语话剧。编剧是用上海话直接写剧本的,直接写和从别的语言翻过来是大不一样的。胡适说过:方言土语中的人物是自然流露的人。梁启超在《什么是文化》一文中写道,语言本身就是文化且排名第一。在世界万物中,语言与人类的思维的联系最为密切。国外现今的研究成果证明,一种语言,构成了一个地域的人的独特的思维,它会自然落实到人的生活、工作的每个方面,哪怕设计制造出来的产品也因此有差异,更何况在文艺和情感、习俗上的差异。用沪语表现得好的话剧,当然会自然展现上海文化的风味。语言要翻译就是思维换了一种,就成了洋泾浜,这是许多人喜欢看有字幕参考的原版片而不要看翻译片的根本原因,古诗如译成现代诗,韵味全失,那其中人生体悟到的奥妙,是“语言统一派”绝对不能体味出来的。何况上海的语言多元、文化多元、艺术多元历来就是这个国际大都会的主要特色,多元文化自有其创作和欣赏的根基。多元才能借鉴和创新发展,上海以前轻工业产品的丰富性和前卫性也是一个明证。
在中世纪,文学必须是拉丁文的文学,当时佛罗伦萨人博伽丘用方言写了《十日谈》,这本从民间来的所谓“粗俗的、不登大雅之堂”的方言作品发表后,却开创了欧洲文艺复兴新纪元。中华文化的多元和丰富多彩,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
20世纪50年代以后,全国各地的植根于地方方言和文化,都曾成为中华文化繁荣的深层土壤和创作源泉。像王洛宾就是躬耕于民间的音乐家,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源自吴越文化越剧和江南民间音乐。再说电影,以河北方言民谣《小白菜》为基调的插曲是电影《白毛女》的灵魂;《洪湖赤卫队》、《怒潮》中动听的歌来自两湖楚地民俗文化;《江姐》的歌曲融入了川北号子的激越,并吸收了吴侬软语基础上的越剧的唱腔,才如此婉转优美;《刘三姐》、《五朵金花》、《阿诗玛》等又是在不同的少数民族民歌腔调的基础上形成了影片旋律,传达出中华民族各地特别风情的作品,总为广大群众喜闻乐见。大不列颠的苏格兰的风笛,俄罗斯的哥萨克军刀舞,美利坚合众国的乡村音乐……这些气势恢宏的文化,都是构筑在扎扎实实的民间习俗的基石上。
因此方言,不仅是语言,还是总体文明的土壤。发掘方言的语言资源软实力,可以大大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地方口语哪怕带上一点,作品就会生动,或再稍加客地典型口语,就更加活泼,这都是得到证明的。上海话散文、小说、话剧,当前在初创和恢复中就已经很有市场效应。方言文艺搞得精致,一定会走得更远,如粤语歌曲走向全国,上海和浙江的越剧一度成为全国第二大剧。
这里再说说话剧《永远的尹雪艳》的背景音乐,它也非常得体地散发出了上海1940年代的风韵,尤其是1940年代后期最优秀的歌手白光的几支“时代曲”唱响,融入了繁星点点的夜上海的天际,表现出骨子里的其他城市所没有的精神风味。白先勇小说的第一句话说:“尹雪艳总也不老。”我们可说,上海文化总也不老。我们从这个沪语话剧演出引起文化界人士的种种精致的评议中,可以展望上海海派文化的明天。
(作者系上海语言学家,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