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裔剧作家黄哲伦：“通过写作 完成自我身份认同”

黄哲伦

1988年，黄哲伦凭《蝴蝶君》一举夺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籍华人。他创作了大量跨文化沟通、东西文化交流题材的作品。《铁轨之舞》、《刚下船》与《家庭挚爱》是他关于美国华人移民故事的“美华三部曲”。其中《铁轨之舞》将在5月9日至5月19日的乌镇戏剧节上首次与大陆观众见面。

早报记者 刘莉 发自美国纽约

说到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大多数人首先想到的是《蝴蝶君》（M. Butterfly）。

《蝴蝶君》以冷战背景下一位法国外交官与一位中国京剧旦角之间的一出“爱情”间谍谜案为原型，以普契尼经典歌剧《蝴蝶夫人》作为颠覆性的样板创作而成。1988年，年仅31岁的黄哲伦凭借该剧夺得托尼奖最佳戏剧奖，成为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籍华人。1993年由加拿大鬼才导演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执导，尊龙主演的同名改编电影进一步扩大了该剧的影响力。

2012年，由黄哲伦创作的《中式英语》（Chinglish）在百老汇火热上演，这是百老汇历史上第一部中英文双语舞台剧。剧情讲述一个家族生意失败的美国人，假扮成功商人，到中国碰运气，由于言语不同，沟通障碍，而引发的笑话连篇的故事。

即将到来的首届乌镇戏剧节对于黄哲伦而言是个具有纪念意义的日子。由他创作并首演于1981年的《铁轨之舞》（The Dance and the Railroad）将在戏剧节期间首次与大陆观众见面。黄哲伦表示：“《铁轨之舞》是我的作品首次被搬上中国大陆的舞台。乌镇距离上海很近，而我已故的父亲是在上海出生和长大的。我想，如果他知道儿子的作品终于回家了，父亲一定会很开心的。”

《铁轨之舞》与《刚下船》（F.O.B，又译《新移民》）、《家庭挚爱》(Family Devotions)构成了黄哲伦关于美国华人移民故事的“美华三部曲”。作为百老汇最活跃的华裔剧作家，黄哲伦创作了大量跨文化沟通、东西文化交流题材的作品。然而，黄哲伦对他华裔身份的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他一度甚至十分抵触这个身份，是写作开启了他的探索与寻根之旅。“在21世纪，中美相关的故事和话题将变得十分重要，我的写作也会朝这个方向靠拢。” 黄哲伦透露他正在考虑写一部以上海为背景的《欲望都市》。

从1980年代开始对

东西交流题材感兴趣

东方早报：我想知道，在你成长的过程中你父母有鼓励过你成为一名艺术家吗？因为大多数美国亚裔家庭对于孩子的职业规划往往锁定医生、律师或金融行业。

黄哲伦：我母亲不是“虎妈”（笑）。我祖母过去常说，为什么大家都想得A呢？得B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母亲是钢琴老师，我父亲是商人，我是第一代美国人，而且是家中长子，他们没想我朝艺术发展。我记得，我写的第一个剧本名叫《刚下船》，是在我宿舍排演的。刚开始父亲读剧本，看到一些脏话，当即表示，“我供你上名牌大学，你就写出这样的垃圾？”（大笑）然后他跟母亲说，“好吧，我们去看看，当时就在宿舍演出，如果好，我们就支持，如果不行，就叫他停下来。”幸运的是，他看完演出后，流泪了，非常感动。这是一个关于移民的故事，其中一些情节是他的经历。从那以后，他就非常支持我。

东方早报：你创作的剧本中很多涉及跨文化的沟通，理解和误解的问题，这是否与你的成长背景有很大关系？

黄哲伦：我父亲来自上海，母亲是菲律宾客家人，他们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的洛杉矶，都毕业于南加州大学。我的成长环境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时不流行思考差异、思考种族和少数族裔等问题。当我成年，成为一名作家，我开始写关于移民、同化以及文化冲突之类的东西。某一部分的我显然对这些话题很感兴趣。但这些都是潜意识的，直到我开始在作品中探索这些东西。

东方早报：这种对于自我身份的探索，关于东西文化主题的创作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自我身份认同的确立和写作相关话题有先后顺序或者因果关系吗？

黄哲伦：我大三升大四的那年暑假参加了由山姆·谢帕德 （Sam Shepard）开设的一个剧本创作研习班。山姆是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著名剧作家，他现在也是一名演员。山姆和另一位美国著名的剧作家玛丽亚·艾瑞恩·佛诺斯（Maria Irene Fornes）当时教导我们，尝试更多地通过潜意识来写作。就在那时我意识到我对于东西方文化相关的主题感兴趣，于是就开始写作。我想，对于我，先有写作，然后才是自我身份的发现。我的自我身份探索和发现是通过写作完成的。然后写作又促使我更多地去阅读，去了解和调查。我不十分确定，这是不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我也写了很多其他话题的作品。不过，我认为写作改变了我，在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艺术家创造了作品，而作品又重塑了艺术家。这是一个一直持续的过程，因为我仍然在创作。

东方早报：你在创作的时候有某种所谓的使命感吗？有没有试图纠正人们对亚裔美国人的刻板、脸谱化的印象？或者你的作品就是纯娱乐？

黄哲伦：我认为这两者并不矛盾。首先我要做的事是创作最好的剧本。如果我的剧本有趣或者有意义，大家觉得好，就会关注。我不认为刻板、脸谱化的形象是可以被纠正的，因为脸谱化本身就是不好的写作方式。刻板、脸谱化的角色不具有人性的复杂性。所以我认为纠正刻板和脸谱化并不是创作出它们的对立面，而是尝试创作出有血有肉的角色。

正酝酿“上海版”

《欲望都市》

东方早报：《铁轨之舞》的创作灵感来自哪里？

黄哲伦：当时我想写一个历史剧，最终决定写1860年代华工修建横跨美国东西大陆的铁路这段历史，确切地说，故事围绕着1867年的一次铁路华工大罢工的背景展开。虽然美国人隐约知道，这个铁路是由中国人参与建成的，然而这些华工的形象往往被定型为被动的、没有思想的苦力。实际上，他们是强大的、有主见的并愿意为维护自己的权益而抗争的人。《铁轨之舞》是我的第二部戏，当年的主演是尊龙和马泰，尊龙在香港是演粤剧出身的，当时和这两个演员合作，我希望尝试一种融合东西方剧场表现手法的新的讲故事的形式。

东方早报：你最近的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戏是去年的《中式英语》，它也涉及了多元文化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不畅和误解。这部戏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黄哲伦：在过去的七八年里，我每年都会去中国一到两次，洽谈可能的合作项目。在2005年的一次旅行中，我被带到了一个新建的文化中心，那里的一切都很完美——意大利大理石、巴西木材，除了“洋泾浜英语”的标识。例如残疾人厕所，被翻译成“畸形人的厕所”。我开始想利用这些标识作为由头写一部如何在当今中国做生意的戏，里面就涉及语言障碍问题。《中式英语》是第一部在百老汇上演的中英双语舞台剧。我正和林诣彬导演合作把它改写成电影剧本，林诣彬导演过《火爆麻吉》以及《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他目前正忙于5月25日上映的《速度与激情6》，我们计划今年夏天继续《中式英语》的电影创作。

东方早报：你说过对于中美关系的话题很感兴趣。目前有没有相关的项目？

黄哲伦：我很想创作一部以上海国际社区为背景的电视剧，类似于21世纪版的《欲望都市》。我现在还在为梦工厂动画公司写一部以当代中国为背景的电影剧本。

商业项目可以迎合观众，

舞台剧不可以

东方早报：去年你被授予剧作界奖金数额最高的斯坦伯格奖(Steinberg Award)。你提到这20万美元的奖金使得你可以暂时婉拒电视和电影邀约，专心戏剧创作。我想知道，作为一个剧作家只写戏剧剧本真的很难生存吗？

黄哲伦：大多数戏剧，不能赚很多钱，例如，我创作《中式英语》用了3年时间，它在百老汇上演后，我只得到了5万美元的收入。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剧作家专门为艺术而创作而非商业原因。但是大多数剧作家为了生存，还参与教学工作或者从事商业活动。幸运的是，像《中式英语》这样的戏，虽然不赚钱，但提高了我的知名度，给我带来了更多的电影剧本的活，就职业发展而言，不同剧种可以互相扶持。

东方早报：你认为是什么造就了你的成功？大多数时候，涉及少数族裔的剧本或者故事很难在美国观众中引起共鸣。

黄哲伦：我不知道。我的意思是，不是所有以少数族裔为主角的故事都不成功。我写剧本的时候，我不知道它是否能取得商业上的成功，有些碰巧就很成功，也许我比较幸运吧。比如我刚写完《中式英语》，我和演员们围坐在一起讨论，我们用幻灯片来模拟打字幕的场景。我当时就怀疑，一部一半时间需要看字幕的戏是否真的能够成功。

东方早报：会不会为了迎合观众而去修改剧本，让剧本更加商业化，从而延长一部戏的上演周期？

黄哲伦：不会。我尽我所能地去大力宣传去卖票。但涉及到剧本的内容，我不会迎合观众，尤其是舞台剧剧本。我也参与其他更加商业化的项目，我曾为迪士尼写过音乐剧，这些也在百老汇演出。比如这些项目，我们认为可以更加商业化一点。但是舞台剧则不可以，我必须写我自己愿意看的东西。

东方早报：你创作时，是一部作品一部作品完成呢，还是多部作品同时展开？

黄哲伦：我倾向多个项目同时展开，因为一个项目的最终产品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完成。如果中途不出现纰漏的话，从写作到最终上演，一部音乐剧需要大约5年时间；一部舞台剧，大概3年左右；一部电影，谁知道呢？我一般手头都有5到6个项目同时推进。

东方早报：你对百老汇近年来流行的邀请好莱坞明星加盟演出的潮流怎么看？比如今年斯嘉丽·约翰逊主演的话剧《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以及汤姆·汉克斯的百老汇首秀《幸运儿》。

黄哲伦： 如果好莱坞明星能够演好舞台剧，那么这是双赢的结果，我认为斯嘉丽·约翰逊和汤姆·汉克斯都是很好的舞台剧演员。当然也有不少好莱坞演员不擅长舞台表演，那么这样的组合，无论是演员，还是制作方，大家都是输家。

“ 无肤色差别的选角 没为少数族裔演员创造机会”

东方早报：统计数据显示，在过去连续5个剧季的百老汇和外百老汇主要制作里，亚裔演员只获得3％的演出机会，80％的角色由白人演员担任，而黑人演员和拉丁裔获得的角色分别占13％和4％。然而“无肤色差别的选角”（color-blind casting）的口号喊了几十年。对此，你是什么态度？

黄哲伦：我认为很多美国的戏剧从业人员会同意，80%这是数字是可耻的，同时也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型，更不用说政治正确的问题了。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得少数族裔有更多演戏的机会。很遗憾的是，“无肤色差别的选角”没有为少数族裔演员成功地创造就业机会，80%的数据就是例证。现在“无肤色差别的选角”反而成了白人演员出演传统的由少数族裔角色的借口，亚裔演员的权益受到侵害尤其严重，比如最近的拉霍亚剧院制作的《夜莺》以及皇家莎士比亚剧院制作的《赵氏孤儿》，这些亚裔为原型的角色最终的选角都不是亚裔。所以现状要求必须继续努力，使得“无肤色差别的选角”扩大少数族裔演员的就业机会，而不是进一步打压他们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