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西村的那些年轻人

"华西村的年轻人是华西村发展模式的付出者：按规定，考取大学及高中的学生不回村工作，收转全家10年中所享受的福利待遇。跳槽者要面对“劝退全家户口迁出华西”、“股金自动放弃”等处罚。"

"华西村的年轻人是华西村发展道路的辩护者：谈到对村民的约束控制，他们说，“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面对中心村和周边村贫富差距，他们说，“一起富就是一起穷。”"

"华西村的年轻人将影响华西村以何种方式继续存在：他们习惯以老书记的教导理解这个世界，努力适应和学习老书记对政治的敏感与热情，并在华西村权力图谱中开始崭露头角。"

吴仁宝出殡那天，按照当地习俗，他的晚辈们戴上了三种不同颜色的丧服帽子。

白帽子的是老书记的子辈，以新书记吴协恩为首，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前边；随后是送葬队伍的主力——一群蓝帽子，他们是老书记的孙辈；蓝帽子们牵着、抱着戴红色帽子的第四代，紧随父辈前进。

即使在这样嘈杂的场合，纤瘦、白净的周丽依然引人注目。她是吴仁宝的长孙媳妇，她跟随老书记的遗体穿过长廊，仿佛多年前和同学们抓住一根长绳，在老师的牵引下头一次参观华西村。

现在，32岁的周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震惊于华西村财富的小学生了。她的手里拽着的，是老书记留下的权力长绳——村里的“三把手”，身兼村党委副书记等一系列重要职务。

蓝帽子——这群30岁左右的青年人，已经在吴仁宝留下的华西村权力图谱中崭露头角，党委领导班子中，有近一半在40岁以下。他们拥有“白帽子一代”难以比肩的知识背景，他们几乎都拥有大学本科或本科以上的学历，其中不乏有出国留学的经历。他们读海子，读哈耶克，也对《吴仁宝箴言》（一本类似于《毛主席语录》的吴仁宝语录出版物）倒背如流。他们童年开始，完整地接受了老书记的教化，习惯了在严格的村规约束下生活，并勇于为华西村辩护。

“英国没有华西村好”

“我去英国主要是开开眼界、增长下知识。观念上有什么改变？我看还是没有。”

“还是老书记的两句话，当官的要先吃苦，老百姓要先享福。”25岁的团委书记赵成善于引用吴仁宝语录来表达自己。他是在华西村长大的，他习惯于把身边那些年轻人称作“华西青年”。挺拔的身材、老成的神态，绝难令人相信他今年才25岁。风大的时候，会吹开他花呢西装上衣的一角，露出里边的黑色Burberry衬衫和金色LV皮带扣。

2011年，当华西村竖起新标志龙希大酒店、举办50周年庆典大宴宾客时，赵成从英国毕业回到这里，和所有外出学习的大学生一样，回村就业，被安排到铜业公司干一线工人。一年后，他被火速提拔为村里的团委书记。

赵成已经很像一位团委书记了。老书记去世前十多天，他从新书记口中得知其身体状况，“心里咯噔一下”，但随即交代组织里的年轻人们，“要坚持工作。老书记一直说，生命不息，工作不止。”

赵成对外界就华西村的“歪曲报道”感觉愤怒。他提醒来采访葬礼的记者，“有些方面不要以自己的主观思想（臆测），一定要站在客观的方面去看”；他反复以“外界对华西村（的认识）有个误区”开始自己的观点。

王克（化名）和赵成一样，对长期以来“扭曲”家乡的各种报道“很有意见”，并希望通过媒体去澄清。这位在华西村房产公司工作的年轻人穿着低调，看上去更沉着，“一锅汤里有一颗老鼠屎，但人们总是盯着这颗老鼠屎，不断放大”。

按照华西村自己的规定，村民们每年80%的奖金被计作股金，无法兑现，一旦离开村子，就要尽数充公。外界因此指控华西村对村民人身控制，危害到了村民们的自由。王克辩解道：“我们很知足，根本不会想着把股金拿出来。”

这也是赵成的看法，他同样将此质疑视作对华西村的攻击。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世界上就没有绝对的自由。从南京大学金陵学院毕业后，赵成去英国留学过两年。“我去的是英国一个镇，第一感觉：无论房子还是车子，都没有华西村好，”他回忆说，“我去英国主要是开开眼界、增长下知识。观念上有什么改变？我看还是没有。”

赵成说，他对这种批评不陌生。在英国留学时，也不时会有外国人对中国的政治、人权发表不同看法。“我对他们的问题不作评价，我们中国有自己的道路可以走，说这些的人，都不了解中国国情。”赵成说，“认同、不认同关于华西村的负面报道，这不重要，事实在那儿摆着呢，相信他们会慢慢理解我们。”

“外界对华西（的认识）有个误区，总觉得我们不自由，其实村民很自由，当然绝对自由、犯罪肯定是不行的。为什么（股金）没自由兑现？其实你只要这样想，华西村的任何决定，都是有村民自由意志的；你把钱存在银行，会说银行限制你自由吗？其实是差不多的概念。”赵成说。

可是，银行的钱显然可以自由取现，两者有根本的不同——这引来赵成的进一步回应，“这么说吧，你觉得我现在什么是没有的？我是吃不饱还是穿不暖？没车开、没学上还是没房子住？存在银行和我们把钱存在股金里，生活方式都是一样的，成本可能不同。”

背诵《吴仁宝箴言》的一代

老书记从不放松对年轻人的教育，华西村的日渐富裕为老书记的教育提供了注脚。

赵成对吴仁宝有着发自内心的崇敬。他生长于斯。小时候在路边玩泥巴，吴仁宝路过，赵成便会抬起头喊爷爷。

爷爷一直重视对赵成这一代人的教育。

“他经常来学校看我们，讲话主要是鼓励，也讲讲华西的情况，要我们牢记六爱。”36岁的赵星是华西村龙希大酒店的办公室主任和旅游康乐部总监。“爱党爱国爱华西、爱亲爱友爱自己”的牌匾一直挂在学校的门口。“等我去外村上初中了，寒暑假里，老书记也会喊我们年轻人开座谈会，很轻松地谈心。每年除夕前，我们再小的孩子也要参加村民大会，听老书记讲话。”

父母一辈也同样受到这种辐射。赵星印象里，小时候爸妈的会议远比现在多，经常是白天上班、晚上开会，一周多达两三次，“老书记是个大智慧的人，不光是闷头刨地，也非常关心大事，每天看《新闻联播》、各种报纸，我爸妈觉得他讲的正确，也有帮助，就回来又跟我讲。”

“老书记讲，既要口袋富，也要脑袋富。”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引用吴仁宝生前的隽语，阐释华西村的思想教育工作。所有凝结着这位农民政治家智慧的语句，被集结成《吴仁宝箴言》等书籍，在村里流传。

在华西村年轻人看来，老书记的讲话总是能上接国家政策、下接华西地气，因而“听得进去”；村里受老书记启发，又特别善于编制各种顺口溜，易懂好记，因而深入人心。

现在，老书记已经不在了，但他的教导仍在村子里流传。赵星管理的龙希大酒店健身房，硬件优越，十来台跑步机在24楼的半空中俯瞰整齐、悦目的华西村，每台跑步机都配备了电视。电视在播出央视频道的同时，也滚动播出老书记的演讲。

老书记对赵成和赵星他们更有效的教育，来自华西村的日新月异。华西村的物质水平，一直远远地高于邻村，这让华西村的年青一代天然地相信和服从吴仁宝所领导的村集体。

他们习惯于用老书记的教导理解这个世界。比如谈到华西村内部的贫富差距、谈到华西中心村和周边村的纠纷时，赵星几乎脱口而出引述老书记的辩证法：“一样富就是一样穷。”“为什么华西村（中心村）富了？是每天起早摸黑、改天换地、付出了努力和汗水的，所以有权利享受这些福利。现在都讲一个华西了，我们也在带动周边富起来，也在给他们修路植树、接收他们工作。”

1977年出生的赵星，成长于华西村经济初露峥嵘的年代，对村庄的崛起印象深刻。赵星的母亲来自外村，嫁过来时，华西还有个“做煞（方言‘做死’）大队”的外号，意思这里是“农业学大寨”典型，村民们生活艰辛。

在吴仁宝带领下，华西村很快显露出不同于周边村庄的一面。赵星家里陆续出现了村里统一配备的电话、冰箱、空调。上世纪80年代，每每随家人去外村走亲戚，总迎来艳羡的目光，令赵星印象深刻，也倍感骄傲。

如今的华西村党委副书记、吴仁宝的孙媳妇周丽是在邻镇长大的，小学时候来华西春游，看到水泥路、高楼房、哈哈镜，中午喝橘子汽水、吃马蹄酥，觉得自家和华西差距大。她的身边人都希望自己生在华西。

这种教育传统在华西村得到了传承。对美好生活蓝图的勾勒，对华西村和老书记的感恩，成为华西村诸多村民大会的关键词。在2010年12月的“华西‘创先争优’万人大会”上，吴仁宝的继承人吴协恩在开场的讲话中展现了他不亚于乃父的语言天分：“我们最终要达到‘借天增地空中新农村（指龙希大酒店大楼），农民生活质量胜伦敦；低碳绿色环保多节约，华西诚信平安胜纽约’。”大华西第一党总支书记朱蕴海随后做了《高歌大华西，感恩老书记》的发言，再往后，并入华西的13个行政村也各派代表，颂扬老书记，感恩华西村。

华西村的年轻人们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大会，在他们的成长中，大会只是教育方式之一。

据村党委副书记孙海燕回忆，1988年，老书记看到社会上“向钱看”的浪潮、到处都是皮包公司，表示自己“也要成立个‘皮包公司’，专搞精神文明，抓看不到的钱”。精神文明开发公司应运而生，作为经理，孙海燕解释说，公司在每个企业都有联络人，以便及时汇总下面的想法，结合社会上的倾向，对村民进行教育。赵星小时候看到的“六爱”牌匾，正是这家公司的产品。

华西村的日渐富裕为老书记的教育提供了注脚，对年轻人而言，他们还为因此获得的学习机会心存感激。赵星的父母反复提醒他，如果上世纪90年代华西村和中国其他农村一样贫穷，他和哥哥不可能上得起大学。

“200%回来”

外出求学的大学生几乎全部回村工作，一方面是因为吴仁宝的教育和华西村的优厚物质，但更是因为华西村“村规民约”。

外来的大学生们，也渐渐融入了这个集体。

“不觉得我们（外来青年）和他们（华西村长大的青年）有什么区别，如果说不同，在于他们更听话、更乖。”何芦苇在老书记葬礼期间频繁接受媒体采访。他与华西村的姑娘相爱，2010年放弃完成博士学位，以浙江大学经济学硕士的身份来到这里工作。

和赵星一样，他后来也进入了村党委班子，并以获得了平等机会的外来人的身份为华西村辩护。

在学校时，何芦苇系统地学习了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者的理论，这使得同学们对他如此迅速地融入华西村感到惊讶。何芦苇倒不觉得这有什么奇怪，他指出，华西村并非哈耶克所批判的那种集体经济，而是一种在有威望、有能力的老人带领下开创的独特模式。

在他的描述中，那些随波逐流的同学如今纷纷感到痛苦——脑子是空的，身体像行尸走肉，被房贷牵着走，做的不是career（事业），而仅仅是job（生计），没有信念，更没有信仰。

“我觉得他们没法理解我的状态，所以常常半开玩笑地说，我真的是在为共产主义奋斗。”何芦苇称自己已解决马斯洛体系中低层次的温饱需求，追求的就是个人价值的体现，“来了华西工作后，才觉得当初自己很肤浅”。

何芦苇的存在，印证了孙海燕的一个说法：村里培养的大学生不止100%回来，而是“200%回来”——还要带上配偶。

学成回村，在华西几乎是一种传统，年龄相差近一轮的赵成和赵星都深受影响。这固然是因为老书记的教育和华西村的优厚物质，但更是因为华西村“村规民约”。

复旦大学教授周怡曾在论文中详细记录了“村规民约”对离村者的处罚。1985年的“村规民约”中就有如此条款：考取大学及高中的学生不回村工作，应收转全家10年中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到1995年，民约规定，跳槽者要面对“劝退全家户口迁出华西”、“股金自动放弃”等处罚。

那是中国市场化改革急速推进的年代，私营经济大规模发展，先富起来的华西村村民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大诱惑，这些约定将他们牢牢捆绑在村里，也逐渐塑造了传统。

2003年，村规民约中依旧不乏类似条款：多子女家庭，有子女在外工作的，按外出子女占全部子女的比例扣减保养金。

据周怡统计，截至2003年，华西村四十多年里只有10人自愿离开。其中，1987年一位原村集体工厂副厂长离村并被处以8万元罚款，正是因为“儿子毕业后未归华西”。那一年，正逢吴仁宝从县里卸任，回到华西村任大队书记，并出任华西集团公司总经理、董事长。

“现在即便上完大学不回来，也不会有那么严厉的处罚了，损失只是拿不到村里的人头福利，也积累不了股金。”孙海燕说。

半小时车程以外

回村的年轻人不只是要适应一个个早歇的夜晚和严明的纪律，还包括老书记留下的、对政治的热情。

事实上，如今年销售额超500亿元的华西村，也确实不再需要用严格的规定来约束大学生回乡。

外出10年后回来，赵星感觉，随着新书记等壮年一代接手华西村权力，村里的观念慢慢也在跟城市先进理念接轨，但农村的生活尚未根本改变。即使现在，每晚九点后，华西村里就稀落无人。很长一段时间里，夫妻俩都不习惯天一黑就守在家的生活。

这里的夜晚是成文的华西村式精神文明与不成文的乡土道德观念相结合的产物。安静、寂寥，罕有娱乐场所。

对于归来的年轻人，他们所要适应的，不只是一个个早歇的夜晚，以及对于这个年龄略显严明的纪律，还包括老书记留下的、对政治的热情。

周丽和南方周末记者谈起她学校的生活，谈起钱锺书、海子。那时，她文科成绩突出，一直不喜欢跟政治沾边，以至于拒绝了旁人的入党动员。和吴家长孙一块在新西兰留学的岁月现在想起来宛若一场梦，他俩修满学分后，就租了车，把那新鲜的国度跑了个遍。

成为吴仁宝的孙媳妇后，她首先适应的是华西村的纪律。村领导们开会，所有人往往提前半小时就到了；华西的会有特别多——据华西村官方对外信息说，老书记直到临终前还念叨着要开会。

“有时候挺累。”周丽说。

周丽觉得自己是那种“没有外力推，不会自己走向政治”的人，但在那样的氛围下，看到老书记、家里人、所有人都如此勤奋，她也只得把自己推入其中。

吴仁宝喜欢看《新闻联播》，于是经常考这个他最喜欢的孙媳妇。若答不上来，就要挨批评，周丽逐渐和老书记一样，习惯并喜欢上了看《新闻联播》。

周遭发生的事一遍遍刷新着周丽对世界的认识。当老书记在《新闻联播》中听说中宣部要出一本小册子，立即让孙海燕把提纲内容打下来，组织学习、探讨，一千多党员人手一册；等到上级下来要求学习小册子时，华西村艺术团已经连贯彻落实其中精神的节目都排出来了，速度令中宣部理论局的干部咋舌。

“贯彻中央精神不过夜，这是华西的特色。跟老书记比较亲的人，受这个影响最大。”周丽说。

2012年，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亮相后，参观了首都的复兴之路展览，习近平总书记还发表了讲话，这一最新形势迅速传递到了华西村。老书记担心党员们的感受不深入，特意组织大家到北京开会——一是参观展览，二是闭门开会效果更佳——党委成员们分两批入住华西集团在北京开设的华苑饭店。

赵星经历的会议长达3天，所有成员都要在会上展开批评与自我批评。会场气氛严肃，开场就强调纪律性、不能随便出门。赵星从自己身上找出了两项缺点，一是年轻、欠缺工作经验，二是从事的工作非本行，要比别人花更多时间学习。批评以讨论的形式展开，没有人表现出不适。

尽管这群中心村的年轻人事实上开始掌握华西村的权力，但他们中没有人承认这种继承与身份有关。包含一家上市企业的华西集团已经运作数十年，下辖百余家公司，分工的细化已令村集体最高决策层不可能去把握每家公司的走向、任免。村领导一再表示，外来者和本村人及其亲属享有同等的机会。

彭建（化名）是2006年在华西村网络发布招聘后慕名而来的。他被分配到旅行社，担任讲解员。这并非一项适合他内向性格的工作，但他一干就是7年，直到现在。

他主要抱怨的是华西村缺少必要的文娱设施。近年来KTV才在村内两个酒店中出现，但不见网吧，也缺乏一个像样的图书馆。

但中心村长大的、曾经和彭建一样不适应的赵星已不再抱怨。他的收入在逐步攀升，刚买了一辆车。扶着方向盘，生活的单调立即分解出色彩：“开去张家港只要十几分钟，开去无锡也顶多半小时。”

夜幕中，十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车程，就是华西村以外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