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金融时报》2月5日刊发题为《经济民族主义只会加剧危机》的署名文章,文章认为经济民族主义往往不会推动经济实现更快的增长,相反,只会在国际上重新分配经济创痛。主要内容如下:
货币战争可能正在风行,但这仅仅是更深层问题的症状而已。世界正在回归经济民族主义。在2009年伦敦20国集团(G20)峰会上,各国似乎学会了如何齐心协力,共同解决世界经济和金融问题,但这只是昙花一现。这一梦想已经荡然无存。由于经济增长长期停滞不前,针对已经根深蒂固的国际性问题,各国政治领导人日益各行其是,寻求国家化的解决方案。
这种举措并不出人意料。政客们首先要对自己的选民——以及国内媒体负责,其他方面都是次要的。在美好的往昔,全球化似乎可以提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时是不存在矛盾的:我们的领导人既能够支持全球化架构,同时还能在国内因实现经济繁荣赢得一片喝彩。现在一切都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全球化无疑使大量中国人和印度人摆脱贫困,使西方富人更加富裕,但数百万背负沉重债务、收入数年没有增长的西方人没有获得一丝慰藉。
这并不是说,各国正在刻意加强贸易保护主义的力度,而是支持全球化的啦啦队长们躲了起来。他们无法再轻易地宣称,全球化的力量给所有人带来了好处。然而,由于这些啦啦队长缺席,奉行经济民族主义的诱惑越来越强。
不过,经济民族主义充斥着矛盾。一国的政策制定者独自实施货币贬值可能合乎情理,尤其是如果有迹象显示,一国货币严重高估。但如果所有国家同时奉行货币贬值政策,那就讲不通了:它们的货币汇率不可能同时高估。同理,债务水平低、国际收支平衡状况“健康”的国家要求其他国家追随自己的步伐,可能看上去很合理,但不可能所有国家都维持经常账户盈余,尽管德国的经济保守主义者非常渴望如此。
我们身不由己地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世界中。这些联系不管好坏,都在塑造着我们的经济命运。经济民族主义实际上忽视了这些联系。经济民族主义假装各国能够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踏着自己的节奏前进,即使其他国家在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前进。事实上,这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幻想罢了:任何国家的经济周期性起伏都与其他国家的类似波动紧密相关。货币贬值政策是否成功,既取决于外国人购买本国廉价出口商品的意愿,也取决于进口商品价格上涨引发的国内通胀水平上升的程度。如果导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量化宽松的好处就会削弱。试图通过增税来控制预算赤字可能只会导致人才外流,比如人才从巴黎转移到伦敦。
穆罕默德 埃尔-埃利安(Mohamed El-Erian)警告称,世界其他地区奉行的宽松货币政策可能危及欧元区,他是绝对正确的。如果日本成功地实现了日元进一步贬值,如果美国继续印钞,以期把失业率降至7%以下,如果马克 卡尼(Mark Carney)领导下的英国央行(BoE),在短期内不再追求价格稳定,而奉行一种新的促增长战略,那么风险就是,马里奥 德拉吉(Mario Draghi)去年在稳定欧元区货币体系方面取得的成就将功亏一篑。南欧的劳动力成本依然高昂,进一步升值的欧元只会打碎最终恢复增长的希望。
这种失败的后果无疑是痛苦的。南欧的当务之急是推动经济增长,以缓解财政状况。如果不能实现经济增长,南欧诸国的财政状况只会每况愈下。即使欧洲央行(ECB)通过直接货币交易(OMT)计划提供有条件的支持,更高的政府债务最终将引发政治和经济危机。对于南欧无法控制的债务水平,北欧债务国将乐意提供多久的支持?如果最终支持消失,那么欧元区经济是否会再次站在衰退的悬崖边缘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