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铁路公安局24日向记者证实，此前因涉嫌“倒票”被处以刑事拘留的佛山叶某夫妇已获取保候审。然而，叶某夫妇二人被刑拘案件引发的“倒票”是否存在依旧在争议中。叶某夫妇等人是方便农民工的合法行为还是倒票的“黄牛”？实名制后倒票是否还存在？
春运车票难买，市场催生灰色地带的“刷票业”
1月12日，佛山叶某夫妇二人因涉嫌“倒票”在其经营童装的小店中被铁路警方带走。佛山火车站派出所副所长金军安告诉记者，公安人员在现场查获火车票212张，购票使用的身份证213张，票面价值人民币35402元等。经查，这对才新婚3月的小夫妻利用自己熟悉网络的优势，为附近的农民工刷票和取票，每张票收取10元的“服务费”，其中5元是交给铁路部门的手续费。
记者日前在叶某的小店门口看到，虽然店铺已经封闭，但在店门上方的墙上，还能看到蓝底白字的“公交卡、快递、火车票”字样。
与叶某夫妇一样有类似情况的还有24岁的小姜。1月14日，记者在广州铁路公安局肇庆车站派出所见到了刚刚被带回派出所的小姜。他在肇庆市南江工业园附近以每张10元的价格为工业园中的农民工订票。
小姜说，他订票的操作流程是：附近的工人告诉想预订的车次、时间后，姜建文帮忙在网上刷票，订购成功后工人将身份证和票款交给姜建文，姜建文取票后再给工人。
“从我这里去取票点要坐一个小时的公交车，而且每次还要排几个小时队。因为一个人一次只能取三张票，每天要去几趟，每趟都要排好几次队。我觉得自己只是收点 辛苦费 ，没想到会犯法。”姜建文说。
去年年底，姜建文缴纳了2．5万元的加盟费之后，成为了深圳市顺天旅行网络有限公司的一家加盟店，开始从事经营手机充值、代订机票和火车票等业务。记者在百度搜索看到，该公司的简介上称是一家从事机票、酒店、租车、火车票等旅行产品销售服务的企业。记者亲身操作发现，通过账户密码登陆后，该网站可直接连接到铁道部售票网络上进行车票预订。
“现在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事，跟我同一批加盟顺天公司的就有十几个人，全国各地都有。”姜建文说。
据肇庆铁路公安处介绍，在1月份以来仅14天内，其查处的“代买”“代刷”案就有6起。广州铁路公安局1月6日以来在广东、湖南和海南三省查处214起案件，其中不乏“代买”类案件。
争议中的“刷票”：到底算不算倒票？
叶某夫妇被刑拘后，引起社会上大量关于“代刷”、“代买”车票是否违法的争议，正反双方各执一词。
铁路警方认为，根据刑法等规定，只要具备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的行为，并符合票面价值5000元以上或非法获利2000元以上要求，就要处以刑事处罚。在这一事件中，不仅叶某夫妇等人违法，而且托买的农民工存在身份证交给代买人期间发生信息泄露和被违法利用等风险。
反对者认为铁路警方是错误执法。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说，刑法相关条文在制定时火车票还没有实行实名制，有可能被人倒卖后非法牟利。但实行实名制之后，车票已经变成针对特定人员的物品，不具备可流转性，不可能再倒卖。刑法的相关规定已经失去了适用对象，叶某等人的“代刷”应可以视为合法的服务行为，是平等自愿、等价有偿。
实名制网购时代春运购票怎么办？
随着网络购票不断推进，网上订票日益成为旅客购票主渠道。据铁道部统计，网上订购的车票数量占全部已售车票总数的比重已超过三分之一，远高于电话订票。
但网购需要的电脑知识、设备、网络及网上银行等条件，“高门槛”阻挡大量农民工使用这一手段的可能性。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每年春运的绝对主力客流。“电话订票程序挺麻烦的，我又不会上网，离车站老远。要想买张票回家真的很难。”在佛山做建筑工的刘桂财说。
而当前，车站、售票点都只是提供传统的销售和取票服务。对于“刷票”这一环节，并没有铁路部门等公家正式机构，而民营机构又涉嫌违法，导致这一服务环节事实上处于“真空”地带。
有关人士表示，运力和需求的矛盾导致我国春运买票难一直难以消除，针对网购时代的特点，有关方面应该尽快调整政策。比如，考虑对有关法律法规进行调整，允许具备资质的民间机构或个人进行代买代刷，并仿照代售点规定一个加收费额度或上限。虽然春运期间火车票供求关系紧张程度远高于飞机票，但实行实名制之后，火车票与可代订的飞机票有一定的相似性，存在“代买”的可能性。此外，提高电话订票的便捷性和可操作性，现在农民工基本都有手机，解决好电话订票可使绝大多数农民工拥有购票渠道。
本文来源：新华网
作者：吴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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