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反叛的绝不只是性
大岛渚 1932-2013
日本知名编剧、导演、演员。1976年导演的《感官世界》让他声名鹊起。1978年《爱之亡灵》上映，让其获得第31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2013年1月15日因肺炎病逝，享年80岁。
本报记者 谢培 发自广州
1月15日，“日本第一位前卫导演”大岛渚去世。“一个星期前，我问大岛，你是想回家，还是想吃好吃的东西，还是想喝酒。大岛说‘我想喝酒’。最后征得医生同意，给他抿了一口酒。”与大岛渚相伴52年的妻子、“日本上世纪60年代最清纯美丽的演员”小山明子说。
自1996年脑溢血后，大岛渚生命中的最后17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与病魔作斗，“我想喝酒”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句话。这个在日本军国主义教育下成长，青少年时期历经日本战败、战后民主、“东京战争”的“作者导演”，伴随着日本电影工业的起落变迁，从体制内反体制、独立制片走向国际合作，又重归故里，在长达半个多世纪中留下了大量经典电影作品，亦在电视、广播、纪录片、小说、诗歌乃至时尚方面都颇多建树。沧海桑田，时势变迁，大岛渚如同一位矢志不改的少年，怀揣强烈的前卫、反叛精神，将电影艺术化作投向传统、体制和人性欲惧的匕首。这把匕首，涩苦难当，绝无讳避，刀刀入骨。
懦弱少年成学生领袖
1932年3月31日，大岛渚生于京都。父辈是他少年时代的骄傲，祖上是江户时代对马藩诸侯家中重臣，曾祖乃明治维新斗士，后家道中落，父亲是农林省的水产技师，在渔场任职。“渚”字，指的便是“水中小块陆地”。
年少丧父，家境贫寒，大岛渚说自己小时候“缺乏运动细胞，也不善打架，每次被同学欺负回到家中，便是阅读死去老爹留下的书”。父亲的遗产，除了文学全集和百科辞典，还有大量共产党、社会党的左翼书籍。
1945年，日本战败，读中二的大岛渚所接受的军国主义教育废止，五年后考入京都大学法学部。在校训为“自由的学风”的京大校园里，当初的羸弱少年，长成风云人物。影剧记者石坂昌三写道：“就读京都大学时，他是校内数一数二的高材生，据说成绩担任‘法学部副教授’都绰绰有余。”研习法学之外，大岛渚与同学在日本共产党影响下从事戏剧与学生活动，历任京都大学学生副主席和京都大学学生联盟主席，1951年，日本天皇视察学校，学生们贴出大字报要求天皇“去神化”。1953年，以大岛渚为领袖的学生游行遭遇打压，彻底失败。
新导演领军新浪潮
大学毕业后的大岛渚，因被认为是“赤色分子”而无工可作。木下惠介导演的《女子学院》点燃了他的电影世界，“他兴奋地意识到电影是能沟通知识分子与群众之间的一种武器”，随后考入松竹电影制片厂，从助理导演开始，一步步展开电影之路。在电影厂的前五年，大岛渚参与了15部电影的拍摄，这在当时日本年产电影500部的环境下，是个可怜的数字。在此期间，他完成了11部剧本。
27岁的大岛渚，因为电视行业对电影的巨大冲击，作为松竹电影制片厂的新生力量，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破格提拔为导演。1959年，他自编自导处女作《爱与希望的街》，主人公是天资聪颖的底层少年正夫，父亲早逝、母亲卧床、妹妹神经衰弱，为了添补家用，他养了一群听话的鸽子，将它们卖出后又召唤回来，反复多次。善良娇贵的工厂董事之女因为买鸽子与正夫结识。故事并没有像富家女与穷小子终成眷属的套路进行，影片末尾，正夫愤怒地砸烂了鸽子笼，女孩让哥哥开枪射杀了要飞回正夫身边的鸽子。底层生活的困苦，为生存（或欲望）而罔顾规则、反叛激进的形象，此后在大岛渚的众多影片中出现。
1960年，《读卖周刊》首提“松竹新浪潮”，这个以《爱与希望的街》为始，以松竹电影制片厂的三位新晋导演大岛渚、吉田喜重、筱田正浩的作品为代表的电影潮流，后被称作“日本新浪潮”，所谓之新，指的是年轻导演们反抗小津安二郎、黑泽明、木下惠介等前辈，提倡电影作品猛烈介入当下现实。
首作之后，大岛渚在1960年一口气创作了三部电影，延续着自己对社会与规则的反叛，对人性与自我的剖析：《残酷青春物语》中的少年阿清通过性和暴力释放学生时代的挫败感，《太阳的墓场》中始终被苦闷与赤贫困扰着的底层少年加入了黑帮。《日本的夜与雾》中一对苦闷的青年新婚夫妇的婚礼现场上，嘉宾们围绕着学生时代的运动展开激论。狭义的“日本新浪潮”只延续了三年，几乎与“安保斗争运动”同生同灭，广义的“日本新浪潮”则苦撑至1983年寺山修司去世。
自立“创造社”
1958-1960年，伴随着“日本新浪潮”的激发和突衰，大岛渚发表了《这是突破口—日本电影的近现代主义者》、《状况与人与作家的主体》、《作家的衰弱》等文章，出版《与<僵死的思想>争锋相对》、《战后电影破坏与创造》、《我们日本精神的改造计划》 （此文可视为大岛渚的宣言）、《解体与喷出》等文章和文集—他不仅是导演，也是批评者和理论者。这些文字给大岛渚深深印上了“新浪潮领军人物”和“作家导演”的标签。
小笠原隆夫在《日本战后电影史》中谈及：“大岛渚曾宣称那些战前成名的导演们，除了少数几个还有必要继续留下来拍片外，其他都可以退休了。”大岛渚还曾在《大岛：说自传和自己的作品》中自言：“我认为我现在是世界上一流的导演。”
1960年，受日本社会党浅沼委员长被右翼少年刺杀事件影响，《日本的夜与雾》上映仅4天便遭停映。制片厂高层惧怕这部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电影惹上麻烦，但这却非大岛渚所顾忌的。影片停映后不久，大岛渚与小山明子结婚，婚宴现场来了数百位日本电影界人士和记者，大家私下议论停映事件的情景，恰似电影《日本的夜与雾》的现实版。
此后，大岛渚和石堂淑朗、田村孟、度边文雄、小山明子一道退出松竹电影制片厂，从体制内走向独立制片，以极大勇气创立了“创造社”，拍摄出根据大江健三郎名作改编的《饲育》、关于战后民主思想和“性的恶魔”的《白昼的恶魔》、少年失去政治目标将注意力转移到性暴力幻想中的《日本春歌考》、反映战后日本名门变迁的《仪式》、描写在日朝鲜人的《绞刑》、描述新宿先锋艺术家生活的《新宿小偷日记》等电影。创造社时期，“大岛渚延续了自己政治、社会、革命、左派等诸多一贯关注的主题。并由于大量应用纪录片等更为直接的电视载体而使得思路和主旨更佳鲜明、突出”。
极致反叛震惊国际
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电影制片大厂时代几不复返，政治争议逐渐淡出国民视线。大岛渚的关注对象转向当时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大岛渚开始了与国际资本的合作，电影作品所探讨领域也从政治、社会、时代转向人性自身，直面爱欲生死。
1975年，《感官世界》震惊世界。所谓情色，在大岛渚此前的电影中并非没有涉及，但《感官世界》“以热烈的性交场面和性虐待观念”描写了1936年轰动日本的“阿部定杀死情人”事件，“为追求真实而要求演员做真正的性交，对各种心理、生理的变态行为也不加避讳地直接表现出来”。一部《感官世界》，让人们误会了大岛渚数十年。在当时日本，固然所谓“猥亵”情节实属对电检制度的强烈反抗（删减后才得以在国内上映），但真正的反叛并非如此，台湾编剧陈宇诘认为，“大岛渚够胆公然推翻电影历史内容以男性为主、观点以男性出发（Male Gaze）、以女性作为性目的的建制，是此片最值得留名的原因”。
1978年，大岛渚凭《爱之亡灵》获得戛纳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奠定国际大导地位。《爱之亡灵》和《感官世界》同属日法合拍，同样“不时散发出死亡气息而演变成壮烈仪式的性爱氛围”，但和《感官世界》中对爱欲生死的极度探究、罔顾社会道德的态度相反，《爱之亡灵》中为爱欲而杀人的男女，始终难以逃脱自我良知的责罚。从某种角度而言，《爱之亡灵》是大岛渚对自我的一次反叛。
上世纪80年代，大岛渚“口味愈重”。完成的因战争而凝聚起同性爱、反思日本战争精神的《劳伦斯先生，圣诞快乐》，和涉及人猿感情的《马克思，我的爱》都是极具争议之作。
1999年，大岛渚一度战胜病魔复出，拍摄阵容豪华的《御法度》一片，探究的是武士道精神背后的同性情爱和杀人为乐的变态心理，这也是他的最后一部作品。由始至终，大岛渚从未放弃的强烈反叛与创新精神，这才是他留给世人最为宝贵的财富。
于是之去世 谢幕一个话剧时代
本报记者 张润芝 发自北京
1月20日下午，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尽管想怀念他的人太多，但于家人仍然决定不办追悼会。于是之生前不喜欢别人叫他“大师”，只以“演员”自称，同时也反对举办追悼会，认为像追星会一样令人生厌。于家人只于1月24日在北京人艺举行简单的告别仪式，灵车绕首都剧场一周，之后就开往八宝山安葬。
出演“程疯子”一举成名
于是之原籍天津，1927年生于唐山，后迁至北京。“话剧皇帝”石挥是他的舅舅。于是之15岁起做仓库佣工，后当抄写员。1942年参加北平青年组织的业余戏剧活动，1945年秋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不久失学加入祖国剧团，参与《蜕变》、《以身作则》等剧的演出。1947年进入北平艺术馆，参加《上海屋檐下》、《大团圆》等剧的演出。
1949年2月，于是之参加华北人民文工团（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前身）。话剧界所谓“先有《龙须沟》，后有北京人艺”。因为《龙须沟》1951年首演，北京人艺则在1952年成立，《龙须沟》的排练奠定了北京人艺的表演风格和早期班底。于是之扮演了《龙须沟》的主角程疯子—一位为人耿直、满怀忧愤而不被人理解的老艺人。
《龙须沟》的剧本原本是有点单薄的，连当时的导演焦菊隐都这么认为，但是演员的表演丰富了这出戏，最重要的当然就是于是之。表演艺术家郑榕回忆，剧本里原本没有对“程疯子”的细节描写，于是之通过很长时间泡茶馆、找资料、找民间艺人们聊天，确定了程疯子是唱单弦的旗人子弟，并为角色写了6000字人物小传，由此才创立了经典形象“程疯子”。同时，因为于是之本就出身贫寒，对同样扎根于民间的这些穷苦形象则有更好的把握。
同年，于是之在歌剧《长征》中饰演毛泽东。尽管这个角色只有一句台词，但于是之仍然为此通读了四卷《毛泽东文选》。
出演“王利发”得老舍肯定
程疯子给于是之带来了荣耀，也给他带来了低谷。因为“程疯子”的影响太大，以至于于是之演其他角色总感觉施展不开，出演《雷雨》中的周萍甚至动摇了他当演员的信心。直到《茶馆》，于是之将自己少年和青年时代累积的城市平民的精神气质爆发了出来。
1956年《茶馆》交稿时，于是之就对这部戏感兴趣，申请扮演王利发掌柜。他说：“我觉得在还能演戏的时候，演上《茶馆》这样的剧本，以后再去干什么别的事，我都知足了。”和程疯子一样，王利发也是于是之擅长把握的生活化的小人物。1958年《茶馆》公演，成功自不必说。剧作家梁秉堃回忆，老舍本人也认可他的表演：“《茶馆》首演的当天夜里，老舍看完戏以后兴奋不已，回到家中仍然难以平静，便坐到写字台前大笔一挥，为是之留下了这样的墨宝—‘努力如是之者，成功其庶几乎？’”收到字之后，于是之却“一声不吭地锁进抽屉里”，一锁30年。
于是之的另一个经典角色，《骆驼祥子》里的老马（1957年），同样来自于他自己的申请。老马是个只有5分钟戏的小角色，于是之申请书的字数甚至超过了角色的台词字数。到了晚年，别人问于是之最喜欢自己的哪个角色，他回答：“《骆驼祥子》中的老马还好一点。”
于是之擅演小人物，坦承这和身世有关：“我狭隘地不喜欢高贵的、情节太多的作品；喜欢以性格为主的作品，觉得后者更真实些；不喜欢浪漫主义而喜欢现实主义。以此，在戏剧上，喜欢《龙须沟》、《茶馆》。不是不想更开阔些，但始终未能突破。这大约与身世有关。或者可以说，从《龙须沟》到《茶馆》塑造了我。”
不能演戏的痛苦
1992年，于是之再演《茶馆》，因为身体不适加上激动与紧张，念误了几处台词。在登台前的两三年间，于是之的颚部神经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自控，整天都像嚼口香糖一样运动，但他还是克服困难完成了1992年版的《茶馆》。谢幕时台下观众打出“戏剧之魂”的条幅，泪眼相送，有人喊：“永别了，王掌柜！”这一年，于是之被查出“轻度偏瘫”，之后病情越来越重，直到后来失去意识，多年躺在医院。
因病不能演戏，给于是之带来极大的痛苦。剧作家李龙云回忆，1995年自己和于是之一同去西安考察，在汽车上于是之即兴模仿毛泽东作了一段演讲，惟妙惟肖，引起大家的热烈掌声。这让他对自己的表演又有了信心：“我可能要转运啦。”晚上入住宾馆有个联欢会，大家邀请于是之重复车上那段表演，他欣然答应，上台之后对着台词却只念了半句话就无法继续。于是之回房之后突然号啕大哭：“完了，这回真的完了，真完了，全完了！”
1996年，人艺排练新剧《冰糖葫芦》，邀请于是之扮演一个角色，哪怕只是过场戏，坐着轮椅转一圈也行，因为观众认为“于是之只要出场，本身就是壮举”。于是之爽快答应，好几年没演戏，排练时也挺高兴。但是走位时他老是对不上词，5分钟的戏排了一个多钟头，于是之激动起来：“我是有病……不然……这点儿戏早就排完了……你们着急，我更着急……我耽误了时间，实在对不起大家……可是没有办法……怎么办呢？”之后的吃饭时间，于是之“一口都不吃，也不吭声，坐在椅子上，望着窗外很远的地方。”李龙云回忆：“那时候我也不知道说什么话好，但我能感受到他内心的那种痛苦。我觉得，这真是老天爷给他的不应该有的惩罚。”
去年是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人艺送走了三位表演艺术家：黄宗洛、吕恩、叶子。新年伊始于是之去世，观众也怅惘，一个时代真的结束了。
本文来源：时代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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