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井一二三 日本是精神上被占领的国家

新井一二三，擅长用中文写作的日本女作家。80年代曾经在中国留学。目前定居东京，担任明治大学讲师，作品有《我这一代东京人》《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伪东京》《午后四时的啤酒》等。图/梁辰

东京也是聚集了过多资源的首都（图/姜晓明）

用中文写作超过日语的日本作家

北京冬日的阳光下，50岁的新井一二三从酒店侧门走过来。乍一看，她就是个典型日本中年妇女，略显矮胖，黑衣格子裙，眉眼细长，脖子上还挂了串圆润饱满的珍珠项链，细节处见精致。

待到她再走上几步，顽皮地偏偏头，说到高兴处两只手在空气中啪啦啪啦上下飞舞，仿佛拍打一只看不见的皮球，连着说上几遍“越来越高越来越大越来越如何如何”来加重语气，句尾还要习惯性上扬下音调，一颗住在妇女身体里的少女心已怦怦地跳动。

这个旅居过加拿大、香港和中国内地多年，熟谙英中日三门语言，用中文写作甚至被誉为超过日语的日本女作家，和她的同胞相比，初次见面要热情开放多了。她自己也说，在日本人里，她是“比较奇怪的”，她的丈夫“更奇怪，看我觉得我一点都不奇怪。”说着说着，又笑了起来。

30年前，20岁的新井一二三考取了留学中国的奖学金，她因此而经历了中国的80年代。在北京，她与丁武、崔健和臧天朔们聊音乐弹琴，穿梭在街头巷尾，“感觉一切都像从零开始，过去的历史已经结束，新的时代正在来临，空气中是真空般特殊的自由。当时的中国人好奇、天真、乐观。”空荡荡的大街上，除了红旗没有别的车辆，到了晚上还有人在踢足球。

一年后，结束学习的她返回日本，却没有停下迁徙的脚步。1987年她旅居加拿大，开始环游世界，90年代又前往香港，做起了中文记者。这个被蔡澜评价为罕见的能说会写又写得好中国话的日本人，开始当仁不让地在台港多家报纸开起了专栏，普及日本社会知识。

《万象》将她带进了中国大陆，她的文章被评价为“清浅自然，又饶有婉趣；富有日本文学的韵味，又有中文的美感”。《午后四时的啤酒》、《独立，从一个人旅行开始》、《伪东京》等书随后陆续在大陆出版，其中既有针砭日本社会时弊的评论性文章，也不乏生动细致的旅行故事，还有娓娓记叙东京战后社会历史文化生活的小散文。

台湾一家文学刊物评价，自曝孩提时受过心灵创伤、“感情上满是疮疤，别人无意碰到，我都会痛得呻吟”的她，许多书都在讲一个主题，“傻女孩别哭了，你值得被爱。”她听了笑出来，说对的同时也在说，多年侨居海外的旅行经历让她重拾自尊与自信心。这些年里，写作的范围在扩大，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也在加深。换言之，女孩早已变成了女人。

上世纪末，新井一二三结婚了。她回到祖国日本，自此不再长期离开，只是维持每年都出国旅行几次的习惯。她说，“你可以离开自己的国家，但你没办法离开自己，某种程度上你在哪里都是一样的，只要你自己知道想要的是什么。”

少女时代的她只想离开被日本定格成型的自己。在加拿大时，她看到电视上有关日本的报道时，总觉得对方在嘲笑日本，不理解日本。电视上的那个日本，和她潜意识里的自己一样，总是暧昧微笑。现在，她说自己已经成功将个性与国家区分开来，“不再被国家的命拉着走，这样多没意思。”

只是，提起中国，提起日本，她还是有许多话要说。30年来，两个国家都经历着时代的撕裂与阵痛，50岁的新井一二三是旁观者，也是亲历者。尤其是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后，不安感愈发强烈，来中国宣传新书，言语间藏不住的还是对日本深深的担忧。

世界上有没有绝对客观这回事啊？

　　人物周刊：你之前在《亚洲周刊》当记者，现在当作家。在你看待这个世界时这两种身份间会有差别吗？

新井：记者和作家的工作不一样，记者不可以表达太多自己的想法，太直观不大好。我在日本当记者时，公司对我的要求是尽量地去掉自己，做一个大众的话筒。那时我总有一种疑问，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彻底、绝对的客观这回事啊？任何一件东西，你从那边看和我从这边看都是不同的，但写新闻时好像只能写一方面，后面的和侧面的没办法一下子就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事实和真实好像不一定是一回事。我那时就有比较强烈的欲望，希望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写作，事实不一定真实，我对它们都感兴趣。作为作家，我希望我的主观去达到某一种普遍性的真实。

　　人物周刊：2011年你写地震时用了6个字评价日本人的表现，“安静、老实、尽责”。老实是个很精准的词，日本人面对天灾的确很平静，但这种不惊慌是不是反而有些压抑与不正常？

新井：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思考与行为，在日本人看来这比较正常。我们日本人平时有很多刺激，大家都做很多疯狂的没有道理的事情，但当我们感到地震是非常紧急的时刻时，大家反而回到最正常、最朴素的状态。假如在中国发生同样的事情，可能中国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假如在美国，他们的反应也会不一样。

　　人物周刊：最正常、最朴素的状态，是什么状态？

新井：就是大家都老老实实过日子，保持在自己的岗位，可能也包括认命的感觉在内。

　　人物周刊：那您当时是什么状态呢？

新井：脑袋里当然是跟别人一样胡思乱想。我在家，就一直想该怎么办、该怎么办！但我当时最重要的身份是母亲，不应该让孩子们太恐慌，所以我尽量不表现自己的恐慌，因为这样肯定影响孩子，要尽量过跟平时一样的生活，吃穿都尽量和平时一样，一样打扫、一样洗衣服。吃饭的时候一定放古典音乐，造成一种安定气氛，只谈其他的事情。虽然我们都一直想着它，但不能被焦虑、担心的感觉来支配整个人格和生活。

　　人物周刊：我当时认识一位日本人，问他假如东京真的覆没他会怎样做，他说还是会回到东京，毕竟他是一个“江户儿”。你自己在书中也写东京对很多人意义特殊，它是一个“没有相对概念的城市”。

新井：对，对很多东京人来讲没有一个地方能代替东京，在日本很多人不会想去大阪找工作。去了大阪，跟东京是完全另一回事。我一直跟我的孩子说，你们以后工作的地方不一定是在东京，现在中国经济好，上海、北京越来越发达，你们也不妨去试试那边怎么样。亚洲有很多大城市，新加坡也好，香港也好，他们可以去的地方很多。但很多日本人不会讲英语，也不会讲中文，他们觉得离开日本就没有办法生存下去。即使在日本他们也会想到大阪真的能马上找到工作吗？日本的社会体制是这样的——在大阪公司工作的人是在东京参加工作后，由总部分派到大阪去工作的。大阪那边的公司只是分公司，你不能直接去大阪找工作。

　　人物周刊：所以你们的文化里会有一种东京是日本中心，甚至世界中心、宇宙中心的概念。

新井：现在大阪市长很生气，要把大阪建设成一个大阪都。我们也觉得太集中于东京了，分散一点好，而且迁都这样的讨论一直是有的，只是没有实现而已。日本人也不认为现在这样好，我们只是没有找到解决的方法。

日本失去了希望

　　人物周刊：日本的就业曾经有终生雇佣制，现在却慢慢被派遣之类的方式取代，废除了那种制度。你怎么看？

新井：能改变和改善是好的，但完全废除后紧跟而来的就是一塌糊涂、完全混乱的局面。二战后，日本兴起了终身雇佣制。大约十年前，大家都期待日本会慢慢变成美国一样，换工作比较容易，年纪大了之后再回大学念书也比较容易。但从2000年到现在，发生的事情是这样的：过去的终身雇佣制慢慢瓦解了，自由选择工作的机会却并没有增加。因为那些拥有最高地位、最高收入的人是早些时候参加工作的，他们还能享受到终身雇佣制特权，他们才有地位和收入。后来的年轻人却失去这种机会，他们仍然是社会比较低等的阶层，吃亏而获得的自由却没有更多。

　　人物周刊：在你看来，日本这些改变会不会是在某一方面太屈从于西方的精神？

新井：不是西方，只是美国。假如日本有西方这个概念，一方面能看到美国，一方面能看到欧洲，还可以有一种平衡。但不是这样的。日本曾经以为美国就是世界，所以我们才出了很多问题。我们把美国的一套直接搬到日本来，其实很多事情是不可行的，美国的很多问题在日本也同样发生。比如，以前日本法律不允许大商场开在郊外的大马路边，因为这样市中心区个人开的传统老字号商业肯定受影响，这10年允许了，开了很多大商场，大家都开车去那边买东西。然而城里火车站旁边那些可能已经开了几十年、一百多年的老字号，很多都倒闭了。这就是日本与美国生活方式之间的冲突。冲突后，我觉得日本传统的、比较优良的生活遭到了破坏。

　　人物周刊：你在一篇叫《日本人的幸福》的散文这么写道，当年的日本好像在参加一场又一场的嘉年华，那种幸福是非常具体的。现在呢？

新井：我现在幸福，是我个人的幸福，整个社会有没有幸福的气氛？可能没有。安全感消失了，本来经济景气就不好，大家对前景比较担心，后来又发生了大地震、海啸和核事故，我们都很不安。

　　人物周刊：但《金融时报》的数据说，虽然大家都在说日本失落了过去的20年，但日本的人均寿命、教育、收入、城市公共服务水平这些指标反而有了长足的进步，为什么你们幸福感却在降低？

新井：幸福是一个主观状态，设想一个很有钱的公主，她什么都有，但就是没有心爱的对象，她就会觉得不幸福。你跟她讲你有这么好的衣服、这么大的房子、这么大的汽车，说什么都没有用，因为她得不到想要的。日本现在也是这样子，有很多东西，但想要的东西没有，那个东西叫什么呢，叫希望。

　　人物周刊：希望为什么会失去呢？

新井：因为曾经的希望都实现了，日本以前想要的就是跟美国人一样的生活。二战结束时，美国人和美国军队用日本人的眼光来看就是解放军，他们发了很多巧克力，日本人学的第一句英语是什么你知道吗？Give me a chocolate，美国人才有chocolate。对我们来讲，美国就是自由、民主、富裕的象征。现在我们拥有了这种生活，却没有了新的目标。现在大家变得焦虑，中国越来越强，我们越来越比不上中国。我们未来的老板都是中国人，不会讲中国话怎么办。

　　人物周刊：你说过对于东京，有两次觉得可以用always（总是、永恒）来形容，一次是1945年的8月，一次是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但1945年8月其实是你们的战败日，就像刚刚你说，美国人像解放军，你们认为二战的失败其实是好事，对吗？

新井：对，对，是好事。否则我们不会有民主政府，也不会放弃战争了。如果赢了可能还要打仗，更可怕。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是解放了日本，我们的确是战败，但却觉得被解放，这非常矛盾。（所以在后面几十年就觉得美国标准是世界的惟一标准？）对，我们真的是在精神上被占领的国家。我毕竟还是一个作家，所以矛盾的感觉我能感觉到，表达出来也不会有问题。但很多人他们有自尊心，不敢承认自己被占领，而只是换了表达方式，“被解放”。这一点很多日本人不敢承认的，他觉得不体面、很丢脸，他们就是接受不了这种残酷的事实。

西方是吃肉的，日本是吃草的

　　人物周刊：从你80年代来北京到现在，30年间中国和日本的地位发生很大的转变，这种转变对日本人的心态有很大刺激吗？

新井：以前日本人认为全亚洲只有日本人的生活水平和国际地位才能够跟美国人、西方人相比，现在不是了，所以很多日本人是觉得受威胁。他们会敌视中国，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我觉得日本人是因为觉得受威胁才敌视，而这对日本经济是没有好处的。我很焦虑，也觉得很可惜。政治上比较友好和平的话，对日本经济一定有好处。但日本人好像没有好好利用中国发达的机会，这个也是历史来算我们的账，因为日本曾经侵略过中国，我们还是受惩罚的，应该的嘛。

　　人物周刊：对中国人的敌视主要在哪些方面？在日本国内提到中国是什么气氛？

新井：中国的国防费提高，他们都很害怕。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次来日本本土打过我们，我们以前都是附属国，近现代史上日本去中国打仗、去侵略，直到美国来占领，日本从来没有被侵略过。我们以前侵略过中国，现在中国强大起来了，会不会反过来要报复我们啊，很多人都这样想——自己做过坏事，所以别人要来算账吧。

　　人物周刊：你在书里也写了很多日本当代社会的问题，你认为这些事也会发生在中国社会吗？

新井：中日还是不一样的，主要还是政治体制的不同。比如我到北京看了天空的颜色，真的很担忧，空气真的出了什么问题，看不到太阳了，每天都是灰色的。日本70年代的空气也很有问题，很多小孩得了气喘病，日本就采取很多措施去改善，通过很多法律，环境就恢复得比较好。

　　人物周刊：日本人特别喜欢发明很多流行词，我们说中产阶级人数在不断壮大，你们就会说一亿总中流；我们说社会老龄化、人口增多，你们就说少子时代来临；我们说上升渠道被堵塞，你们就说下流时代。这是日本人文化中的习性吗？

新井：这个可能跟俳句的历史有关系，日本人喜欢用比较简短的文字来表达象征性高的内容和概念。还有，像一亿总中流那样的话，是日本战后的广告业与大众媒体制造出来的，要吸引观众与消费者。（会不会与日本人自省的民族性有关？）会有的，但这种传统在西方也有。例如三岛由纪夫，他给我的印象相当西方。他热衷于古希腊的一些美感，例如男性与男性的关系，自己对自己身体的鞭笞等。这不是日本的传统，是假日本式的。真日本式的自省是川端康成式的，他最后也自杀了，但他死的状态像植物那样，是静的。而三岛由纪夫是非常动物的感觉。西方是吃肉的，日本是吃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