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二次分配治标不治本

网易财经5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他自承天性自由是他最宝贵的财富。他不遗余力地捍卫自由市场经济，以逻辑的力量揭示政府干预的危害。他怎么看收入分配改革的要害和阻力所在？

陈志武认为，中国收入差距主要是政府与民间以及城市与乡村的收入差距。他对缩小收入差距开出的药方是：大减税、土地产权改革、放松行业管制、政府开支从投资转向民生。他说：“之所以城市和农村的收入差距是那么大，除了户籍制度所通过制度层面安排的对农民的这种歧视以外，更重要的是土地没有私有化，也不能够自由的流转。”

对行业收入差距的扩大，陈志武认为，发改委的各种干预起了重要作用。发改委打乱了市场的调节，使得某些行业收入过高，使行业收入与其贡献不匹配。同时，使得官员有了更多的腐败机会。“由于这些政府资源配置部门，通过它们的手去强行的重点发展这个行业、轻视那个行业，造成了各个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的不平等，导致了各个行业之间的收入机会也很不一样这样的一个结局。”

陈志武反对二次分配。他认为，二次分配是权力干预市场，它抑制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并且也不公平。他认为一次分配的说法也并不准确，应该让市场来分配。“所以要我看的话，从根本上还是要通过改变权力所控制的资源的广度和范围，首先要改变权力所控制的资源的范围和深度，第二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

陈志武对收入分配改革不是特别乐观。他认为，收入分配改革需要政府收缩权力，而这需要体制上的巨大改革。“当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以后，收入分配改革还有其他的改革可能会面对的阻力更大。”这让收入分配改革更难走上正确的道路。

以下为部分访谈实录：

二次分配治标不治本

网易财经：关于收入分配改革，在官方和学界有一些矛盾的焦点，一个焦点就是说，到底是先改革一次分配还是先改革二次分配？有的人可能就认为一次分配完就交给市场，但是有的专家可能就认为，政府就应该从一次分配就开始入手调控，您认为呢？

陈志武：改变收入分配结构，重点还是在一次分配，而不是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只有懒人的社会才会去重点去做，重点去关注的。因为我们在“计划经济的时候，也是把所有的重点都放在二次分配，而不是在一次分配上。一次分配说起来太笼统了。所以要我看的话，从根本上还是要通过改变权力所控制的资源的广度和范围，首先要改变权力所控制的资源的范围和所控制资源的深度，第二就是对权力进行制约。只有通过做到这两点，才可能改变中国现在主要是依赖权力关系来配置收入机会，配置资源的这样一个现实，只有通过这种改革，可以从根本上治本。

如果在源头上解决这些问题，那么可以更长远的把目前越来越恶化的收入分配结构给它扭转，如果只强调二次分配，到最后不仅仅把整个社会财富创造的动力给它抹杀掉，而且会造成治标的结果，而不能够从根本上治本。

网易财经：从源头上入手是不是还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要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个问题是不是更为复杂？

陈志武：我以前也写过一些文章，做过一些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告诉我，你要从源头上改变低收入群体的局面，让他们的收入增加的话，农村的土地私有化是必须要做的一种改革。

为了从源头上解决收入差距的问题，土地私有化，土地能够自由流转，可以带来非常多的连锁的反应，可以把整个城市和农村的低收入阶层的局面，整个的可以改善。

网易财经：土地私有化的改革影响城镇低收入居民的逻辑是什么？

陈志武：这个逻辑主要是这样：你看现在很多农民必须通过背井离乡，到广东和其他地方去打工，去做底线的工人。因为他们在本村、本镇、本乡的收入机会几乎是没有，就只有低收入的选择。这样一来的话，因为这么多的农民工，一个月1000块钱，或者1000多块钱都愿意去卖苦力，这样的话让城镇，或者城市里面的低收入阶层的人就没办法去跟他们竞争。因为农民工愿意1000多块钱左右就可以去卖苦力，那城镇的那个低收入阶层，那也只能够，每个月就只能够得到1000多块钱、2000块钱左右的收入。如果农民工在本村、本镇的收入机会可以有很大的改善的话，那么农民工即使是到城市里面找制造业的工作的时候，有可能每个月也要求有三、四千块钱的收入，这样一来的话，反过来让城镇居民的低收入阶层的这些人，他们可以要求的四、五千块钱一个月的这个工资，也会被雇主们接受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如果从农村土地私有化、土地自由流转来作为起点作为改革的话，肯定会带动整个社会低收入阶层的机会和他们的选择空间，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对整个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产生一些根本性的变化。这才是真正的，我觉得是治本的策略，而不是像很多的其他的，尤其是左派的学者强调的，要二次分配，二次分配，二次分配做来做去只是治标，但是没有办法治本的。

网易财经：这个是源头的问题。

陈志武：对。

网易财经：另外一个矛盾就是个人和企业之间的矛盾，如果说让企业都给大家提高工资，提高社保缴纳量，那企业的利润肯定也会受到一定的挤压，这也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陈志武：这个矛盾，我觉得通过控制税收的失控的增长，来多少解决一些。因为我们刚才说到了，只要政府征税很多，同时政府征收到的财政税收又不花在民生上，结果把工人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安排、生活保障这些负担、这些任务都推到企业层面，这样的话让企业在赚钱的空间方面，一方面它们交了很多的税，另一方面又要继续承担员工的方方面面的生老病残的负担，这样的话会使得企业经营的压力大大增加。

再一个，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真正的逼着雇主、逼着企业的老板去改善工人的待遇的办法，最根本的还是要让这些农民工和其他的工人有更多的选择，包括他在本村、本乡的选择，如果这些其他的选择更多的话，那么企业的老板们就不得不通过提高给工人的待遇，然后才可以留住这些工人，所以又回到刚才我们讲到的源头上怎么样解决工人的待遇，工人的收入的问题。

尽管是这样子，因为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是非常好的，政府总的开支里面分配到民生有关的这些比如说社保、医疗、教育，大概占每年联邦政府开支的60%左右的这样一个百分比，所以从这些数据，不管是财政开支的结构，还是从基尼指数，还是从跨越收入阶层，流动的概率、流动的机会方面，这几个方面来讲，都比中国要好很多。尤其看看美国三大产业之间的就业的贡献率，和GDP的贡献率是1：1的关系，就让我感觉到，美国的这个靠市场的力量所形成的各个行业之间的资源配置，相对的收入机会是那么靠近，这恰恰说明减少政府的干预，反而更有利于跨越行业、跨越不同的社会阶层，在收入和财富机会上面尽可能倾向于均衡状态，而中国通过政府的干预造成的扭曲是非常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以前在有一些文章和书里面也谈到了，实际上中国的收入分配结构，更多的是靠权力结构来形成的。所以我以前就说到，中国的经济不是计划经济，就是中国的资源配置那个机会的，收入机会的配置，不符合公平的原则，也不符合效率的原则，而是符合权力的原则。

以前很多人说原来计划经济的时候是按照公平的原则，不管你的，你是在哪个省，你是在城市还是农村，是农业还是工业还是服务业，我都给你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地区尽可能同样的收入的机会，平等的机会，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把现在的各个省之间、各个行业之间的数据放到一起来看的话，中国今天的跨越行业，跨越阶层，在城乡之间的资源配置肯定是不符合公平的原则，同时也不符合效率的原则。

当然有的人说，过去这些年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但实际上根据我的研究看，也根本不是这样子。所以现在中国的资源配置在权力，不只是对各个行业的管制、审批，什么都介入，什么都要求审批，而且通过国有资产、国有经济、国有制的安排，使得整个社会那么多的资源，尤其包括金融资源都控制在权力的手里面。管制的资源要求的审批那么多了以后，结果就造成了你要是有权力，或者是跟权力有关系的话，那么你就有更好的机会，利用政府手里面掌握的资源去赚很多的钱，去发财致富；如果你没有这些关系，没有这些权力来给你提供这些支持的话，那你就面对非常大的挑战，就几乎是死路一条。你想要发财致富，即使有能力发财致富也非常非常的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