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2011年12月19日讯 第三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NAEC)今日在北京盛大举行,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以及茅于轼、贺铿、刘伟、陈志武、李稻葵、秦晖等60位国内顶尖经济学家,围绕“发展失衡,再辩改革”的主题,从世界与中国经济的未来走向、财税体制改革与民富、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创新、房地产调控与发展、民营经济的困局等一系列热点问题入手,展开了激烈、深入的讨论。
全球经济:卡恩建议中国救援欧洲
本届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上,卡恩发表了主题为“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演讲,除了分析欧洲债务危机问题,卡恩还强调了中国的作用。
卡恩在论坛上表示,欧债危机可能会拖很长的时间,长期来看情况也并不乐观。欧元区需要欧洲债券,而且要有强有力、超级稳定的财政联盟。
在提到中国在国际金融格局中所扮演的角色时,卡恩表示,中国应该介入欧债危机救援,这是符合全球的利益的。中国可以通过IMF这样的多边机构来帮助欧洲,而不是直接援助欧洲,这样中国可以非常合理地提出一些要求,比如增加IMF投票权。
他同时提到,IMF的一个可以做到的改进就是提升“特别提取权(SDR)”的应用,包括不断提升全球的货币库存储备,通过SDR对全球的贸易进行定价,并且还能对金融资产进行定价。他还建议,IMF可以发行SDR债券,而且是在公共市场上发行,这样就可以大幅度改进IMF的资金状况。
卡恩认为,技术转移趋势并不会终止,这是技术垄断时代的结束,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发达经济体不再主导,这意味着一些大国,如中国、印度,这些国家人口丰富,它们会不可逆转地成为全球新兴的超级强国。
中国前景:调结构到了关键期
2011年即将过去,世界经济暗潮汹涌、债务危机烽烟四起,中国经济也面临通胀与增长乏力等多重考验,如何探究一条健全、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之路,改革应该怎样继续下去?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表示,很多的机构投资者都在预测,内需对中国今年GDP的拉动的贡献可能已经是零了,明年也可能是零甚至是负拉动。所以对中国政府来说,不管是哪一届政府,必须认识到严峻的现实,想尽办法扩大中国的消费市场。
著名经济学家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中国在1978年之所以要进入改革,就是因为计划经济有必然的逻辑上的问题,这必然会带来最后要改革的结局,今天也不例外。“我们今天都知道这种模式和发展的方式存在着问题,但是没有真正地改变这样过度依赖政府管制和政府投资的现状的动力,没有能力改变是因为酒喝得太舒服了,我们看不到太多的激励,所以就不愿意走出来了。”
宏调反思:市场发育还需进一步完善
金融危机发生后,对于政府与市场的角色与作用,学界产生了很多分歧。在“反思、调控、回归、市场”分论坛上,与会嘉宾普遍赞同对目前中国宏观调控进行反思,回归市场。
“凯恩斯主义是鸦片、是强心针,在得病的时候才需要,但不能把它常态化。我最担忧的不是宏观调控的问题,而是宏观调控常态化,把政府干预在这个时候起到的作用夸大。”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表示。
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袁志刚认为,从效率角度来讲,中国的市场发育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很显然,这三十几年的改革以来,中国在产品市场上做了很多事情,但在要素市场改革上,中国其实是相当滞后的。
国家统计局原副局长、著名经济学者邱晓华建议,第一,政府应当通过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通过降低税收和负担,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第二,需要通过改善民生,发展民主来促进社会的和谐;第三,要通过改善金融体制、改善财政税收体制来促进结构的优化。
货币政策:稳健政策实操充满复杂性
在谈及明年中国央行的货币政策是否会转向宽松的问题时,夏斌表示,西方社会包括英国、法国等很多的经济学家都想叫中国赶紧放松银根,但是作为一个学者和政策研究者,他始终认为明年必须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其含义是向中国经济8%-9%保持合理的货币供应。
他同时表示,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实际操作中是非常复杂的。“我个人一直以为相对于总量稳健的货币政策,现在融资体系和银行体系改革不到位,资源配置效率不太高,可能需要其他的政策措施来进行配合和协调,要更加精细地掌握好动态的差别存款准备金。比如说前一阵子降了0.5的存款准备金率,社会上流动性多了一点,但银行仍然缺资金。我们要应用西方金融教科书的原理又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再好好地深思。我们在考虑宏观审慎监管的问题上,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的政策如何配套协调是非常复杂的问题。”
利率市场化:推进仍需配套政策
在午后举行的“圆桌论坛四:推进金融市场化”中,利率市场化如何推进成为与会经济学家讨论的焦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认为,中国的利率市场化应该稳步推进,但是当前并不是迅速实现利率市场化的最好时机。今年以来存款、贷款都供求关系偏紧。如果实施利率市场化,在目前非常紧的情况下,显然存款利率大幅度上升。各家银行不惜用非常高的成本去获取存款,但贷款利率上不封顶。如果非常紧缺,利率也会将其提到合适的水平,最后只能由企业去承担压力。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贺力平表示,利率市场化实际是把商业银行获取资金的价格管制放宽了。换言之,可以从事价格战。在某些情况下它可能导致某些银行难以为继,不得不破产倒闭,进而威胁到银行体系稳定。所以在中国还没有推出来相关配套政策的时候,不能一蹴而就推进利率市场化。
不过,中国和谐战略研究联盟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原副局长景学成明确表明了他的“激进观点”,他认为现在就是推进利率市场化很好的机会。因为现在中国金融业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目前已经迈入相应门槛,这是利率市场化的一个开始、造势、萌动。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也认为,从现实层面上来看,推动利率市场化有迫切性。一是银行业的确盈利比较高;二是存款理财化倾向很明显,意味着由于利率没有放开,银行没有手段来更好的维护储户,使得银行存款被流失;三是当前民间金融的泛滥。这跟体制内和体制外利差非常大是直接相关的。
资本市场:股市须让大多数投资者赚钱
在“圆桌论坛六:资本市场如何有质量地增长”中,中国股市当前的困境和未来的发展,成为讨论焦点。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当前股市存在很多基础性的问题,应该大力改革,股市不是开赌场,必须让大多数投资者赚钱。
中央财经大学证券期货研究所所长贺强指出,目前市场处于货币政策转换的临界点。货币政策彻底转换,股市才有可能出现反转,所以明年一月份,观察GDP和CPI的走势非常重要。
民生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滕泰表示,2012年的股市和2009年还是有相似的地方:年初不确定的时候开始涨,涨到年中最乐观的时候,达到一定的高点。但是因为2012年不可能有四万亿的投资,所以和2009年的走势可能比较相似,但是幅度上又没有那么大。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投资银行部董事总经理王庆则表示,2012年很可能是中国债券大发展的元年。王庆指出,中国证监会的监管从内容来讲还是局限在股市,所以如果真是回归证券市场的话,很大程度上需要发展的就是债券市场,债券市场存在着更大的发展空间。未来五年,政策层面上,债券市场的发展将是监管层优先着力的政策点。
楼市调控:明年政策放松与否取决于通胀
今年以来,处于严厉调控之下的房地产市场,“拐点论”与“过冬说”再度来袭。而对于即将到来的2012年,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会何去何从?
在“房地产市场调控的窘境”分论坛上,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所长陈淮表示,世界的经济没有看起来那么坏。2012年收紧还是放松房地产政策,取决于通胀是否卷土重来。通胀又不完全取决于中国内部的经济形势,而是取决于外部的经济形势。而“房地产政策不放松”,这本身就已经回答了2012年的走势。
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认为,前11个月,全国销售近9亿平方米,同比增加将近9%。新开工面积,依然保持在20%以上的增长,市场没有媒体渲染得那么低迷。和去年相比,成交金额前十个月和09年持平,成交面积肯定会超过09年,和去年相比不相上下。但另一方面,投资已经连续四个月环比负增长;新开工面积出现连续几个月的下滑;房价出现停涨,或者说涨幅趋缓。所以说行业下行的态势非常明显。
虽然房地产行业景气度下行,可能引发对于经济下滑的担忧。但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郭田勇认为,中央提出“稳增长”,就意味着中央对经济增长出现一定幅度下滑容忍度在提高,也就说经济增速可以从9%降到8%。房地产业行业标杆性非常强,拉动性非常强,政府对房地产业增速下降有一定的容忍度。
民营经济:重要的是国家要让利
民营经济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力量。如何让民营经济成长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这是当下中国经济所亟待寻找的出路。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秦晖在“民营经济困中求变”分论坛上表示,民营企业主要面临三种困境,但主要的是制度性的困境。当前民营企业大面积的经营困难,不是生产周期的问题,也不是要素成本上升的问题。
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认为,所有民营企业面临的最根本问题是金融体制不开放,没有办法让资本流动起来;另外就是身份歧视问题。
民营经济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秦晖认为劳资双方都已经不可能再牺牲,重要的是国家要让利,切的蛋糕当中国家切的那块要让出来一点,这样企业积累和人民所得会有更大增长。
财税改革:减税力度应当加大
关于财税改革的问题,引起了“走出财税改革困局”论坛与会者的热烈讨论。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在论坛上表示,政府要认真地落实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扶植小微企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的水平,促进低收入者增收。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政策始终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明确减谁的税减多少怎么减。不能只说不做,要研究制定具体的减税的措施办法。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表示,局部地区存在收过头税的情况。比如一些地方盲目提高起征点,以落实科学发展观为名目,淘汰落后产能,实际上存在对税法的曲解。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建议,减税力度应当大一些,把小微企业的起征点提高到2万,这是一个实质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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