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贺铿
网易财经12月19日讯 201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贺铿在论坛上表示，现行政府的奢靡之风太严重，实际发生“三公”经费比实际的可能要大得多。中央预算约束太软弱，许多问题都是以其他的方式进行实际的“三公”支出的。管理措施也太软了，在国内国外的定向的公费旅游应该说是很严重的，包括所谓的“红色旅游”，所谓的“爱国主义基地教育”，有很多是不需要这样做的。与政府办公和接待有关的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也过分地奢华，应当强化预算约束，进一步减少“三公”支出。增强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经费保障，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地惠及到普通的老百姓，这是一项很具体也很细致的改革工作，但是我认为又是一项很重要的改革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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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感谢大家准时回到我们的现场，我们今天论坛的内容很多，但是效率也很高，每次开始和结束都是严格地按照我们的时间点，在那么多的论坛上很难找到这样高效率的论坛。我们希望继续把这种高效的传统发扬下去。接下去要进入第三场主题论坛，我们的主题依然是围绕着发展失衡再辩改革的主题。但我们讨论的内容是非常主题的内容那就是如何走出财税改革的困局。
其实在刚才的讨论中很多的教授已经谈到了这样的命题，大家都觉得这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必须要面对的一道课题也是我们市场化改革必须要闯过的一关。关于财税改革的问题我相信大家这些年特别是最近几年也是在持续地关注，因为我们看到了中央财政收入连续十多年高速增长，但是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农村居民的收入依然在缓慢地增长，同时地方财政收入没有找到特别健康的发展方式，很多地方依然在依靠着土地财政，地方的债务依然可以说是难堪重负。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另外的一种情况很多的中小企业税负很重、生活困难，可是关于给中小企业减税的呼声迟迟得不到有关方面的重视。
最近我们看到的确在减税方面也作出了一些动作，但这些动作在学界看来依然很难起到想要的效果。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的财税体制改革到底应该如何破冰？如何进一步深入？首先我们要有请两位嘉宾就这个话题进行主题演讲。首先要请上的是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席委员贺铿先生。他给我们带来的题目是《定位财税改革要促进社会公平》，掌声有请贺老师！
贺铿：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很高兴参加网易主办的这个年会。根据会议的要求要我讲一讲关于财税体制改革的问题。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真正的专家是贾康（微博）（微博）先生，他在下面。我只能就这个方面的一些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和建议，我始终都认为财政税收主要的功能是促进社会公平，而要促进经济发展为实体经济服务那是货币的问题。应该利用财政和税收的杠杆调节收入分配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借这15分钟的机会我讲五个观点：
第一，加强中央财力合理转移财力，促进地区之间的均衡发展。
我们国家地域很大，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中央必须有足够的财力转移到地方，转移到欠发达的地方，才有可能促进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在这个问题上，有一部分同志我跟他的观点不一样，有一部分人认为实行分税制以后，中央的财力占比过大，地方的财力太小。我不赞成这个观点。与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中央财力占比仍然是偏小的，许多国家中央财力占比在70%以上，有的国家像德国、英国甚至达到90%而我国目前中央的财力只有占了52%，我们主要在财政方面的问题不是中央的财力占比太大，而是中央的财力保证的范围是什么？这个界定不很明确。
转移的方法也不很科学，必须进一步明确中央财力保障的范围究竟是什么。计算科学合理的转移系数，以一般性财政转移为主，让中央的财力转移到地方去，并且进入地方的总的预算，接受地方人大的监督。由中央负责的专项转移项目不能太多，这些专项转移应当由中央全额支付，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不搞地方配套，这样做到责权利分明，要杜绝跑步前进的现象。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财政支出的重点要真正地转向农村，促进城乡的协调发展。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有长足的发展，财力明显地增强，但是财政支出的重点始终是在城市。至此城乡的差别不但没有缩小而且在不断地扩大的。仅仅从城乡收入水平来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年增加了46倍，2008年和1978年相比增加了46倍。而农村居民的人均纯收入只增加了35倍。二者的差距由1978年的2.57：1，扩大到了2008年的3.32：1。根据不完全统计，地方政务性的债务初步统计是10.7万亿，而这10.7万亿当中60%以上用于城市的市政建设，数千万亿的土地收入几乎全部是用于城市的市政建设。2010年全国的财政总支出3.9万亿，“三农”、农村教育只占2.4万亿，仅占总财政支出的27%。现在绝大多数地级以上城市应该说都建设得很美、很漂亮，而农村的发展是相对滞后的。县域经济的发展滞后很多，县级财政多数非常困难，连吃饭开支都不够，所以财政支出的重点必须切实转移到农村，才有可能逐渐地缩小城乡差距。
我认为我们的城镇化思想必须要有一个大的改变，要把城镇化的重心向下，让农民就近转移到城镇进行非农产业的就业，彻底改变几亿农民在全国范围内流动的困难的局面。这是第二个观点。
第三，要认真地落实结构性减税的政策，扶植小微企业的发展，提高就业的水平，促进低收入者增收。中央提出结构性减税政策我认为是始终停留在口头上，必须明确减谁的税减多少怎么减。不能只说不做，要研究制定具体的减税的措施办法。
我认为，只要产品有市场、又是劳动密集型小微企业，也就是说能吸收比较多的人就业，就要切实采取措施进行扶植。对于那些利润小的企业，政府可以对“四险一金”实行财政缴款，或者部分由财政缴款。“四险一金”由财政缴款或部分缴款，既减轻了企业的负担又提高了职工的实际收入水平，因为这“四险一金”是企业一半、个人一半，这也是欧洲国家实行过的办法，我们完全可以采取这样的办法。没有区分这样的情况，没有具体地研究怎么样减税，那是“一刀切”的办法不可能实行的。
第四，要大力压减“三公”经费的支出，努力提高社会保障水平。
现在我们政府的奢靡之风我觉得太严重了，我认为实际发生“三公”经费比实际的可能要大得多。我们的预算约束太软弱了，许多问题都是以其他的方式进行实际的“三公”支出的。管理措施也太软了，在国内国外的定向的公费旅游应该说是很严重的，包括所谓的“红色旅游”，所谓的“爱国主义基地教育”，有很多是不需要这样做的。与政府办公和接待有关的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也过分地奢华，应当强化预算约束，进一步减少“三公”支出。增强社会保障支出方面的经费保障，提高社会保障的水平，让改革开放的成果真正地惠及到普通的老百姓，这是一项很具体也很细致的改革工作，但是我认为又是一项很重要的改革工作。
第五，收入分配的差距，调整收入分配，促进社会公平。
世界银行公布的基尼系数我们比美国、俄国、印度都要大，仅仅比巴西等少数几个国家小一点。占20%的高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和20%的低收入人口的平均收入比较，我们国家是10.7倍，美国8.4倍，印度4.9倍。这几个数字的比较应该可以充分地说明我们的收入差距太大了，说明我们的收入差距分配已经到了极不公平的（地步），财政和税制应该是调节财税的主要工具，应该调整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和超居住面积的房产税的征收。研究并尽早地出台财产税征收办法，在收入分配的问题上，必须拨乱反正、正本清源，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能忘记了最终要实现共同富裕，强调效率不能忘记了社会公平，收入分配应该有差距，但是不可以过大，财税制度应该在提高激励机制与社会公平之间找一个平衡点，时刻不要忘记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和物质需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2012年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是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我认为财税体制应该是改革的重点，也是关键的一些环节。在财税体制改革中怎么样进行转移支付？怎么样进行结构性减税和收入分配如何调节？这是最为关键的几个问题，希望有关方面抓好关键环节的改革，真正地促进社会公平。
这就是我的几个主要观点。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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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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