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
网易财经12月19日讯 201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在出席论坛--世界与中国经济的再选择时表示，外需对中国增长的贡献可能比之前一些年会更低，更多的增长会转移到内需上。而且更困难的是，很难让欧洲的领导人达到政治上的一致性，尤他们并没有向他们的公民很好地解释现在欧洲正发生着什么，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让危机继续发展，让大众真正地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联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但这是非常危险的方式。
卡恩指出，虽然现在欧洲更需要财政联盟，但欧盟的财政预算只占GDP的不到1%，所以没有办法真正地平衡这些政策。尤其是单一的货币体系，欧洲国家的预算是非常低的，如果有同样的货币政策要适用于17个国家，而且在系统内的不同区域的话，就需要非常多的资源才能获得，这就是现在的风险所在。
对于IMF投票份额的问题，卡恩称，非常坚定地支持G20集团和IMF更多联系。G20集团和IMF之间虽然有不同，但可以使G20集团可能变成G24，有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多的合法性，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能够真正地成为一个G20集团运作的工具。
他表示，美国的确在IMF的配额方面上是占了很大的比重，这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配额过大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需要有85%的投票，而美国的投票权比较大，就会给它更多的决策权，所以，可以从85%降到70%的程度。当然，美国国会会提出不同的意见。他支持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能够体现出更多的利益。
论坛实录节选：
卡恩：首先我想表达对在座各位的各种评论的同意，外需对中国增长的贡献可能比之前一些年会更低，更多的增长会转移到内需上。而且更困难的是，很难让欧洲的领导人达到政治上的一致性，尤其是他们过去几年中他们的观点是持续地分歧，他们并没有向他们的公民很好地解释现在正发生着什么，所以唯一的方式就是让危机继续发展，让大众真正地知道，如果没有这样的联盟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但这是非常危险的方式。
我们看到很多欧洲资本在今年也会有一些和希腊和葡萄牙相似的迹象，因为他们现在也在实行非常严重的紧缩政策，而且这会带来一个社会的影响，你的问题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因为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政治环境，而且我们现在很难想象会有政治上的决策和步骤来推进，现在我们看到欧盟的解决方案实际上跟过去的需求是一样强大的，包括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意见。我们相信欧盟这方面所获得的支持是有所下降的，我的观点是，这是错误的，因为他们并没有看到欧盟带来的优势和益处，但无论怎样说，这都是人们观点的一部分。
我再举一个例子，德国的经济从这方面受益非常多，大家都知道,而且它有非常好的贸易顺差，可以说有75%的顺差都是来自于欧盟的，这是非常高的一个贡献率。但同时，我们都知道贸易顺差是好的，赤字是不好的，看到有75%的顺差的时候，就说明其他的国家跟它形成了逆差，德国人说其他人想要做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他们就可以得到提升。但这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因为一些贸易顺差表示总是在欧盟内是平衡的，不可能让欧盟国家和其他国家是同样有顺差。德国认为没有欧盟是更好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可是其他国家也有这样的想法。一旦成熟的话我们需要政治上的联盟，虽然我们现在更需要财政上联盟。我们现在也可以让货币联盟在没有获得财政联盟的前提下成立。所以不仅仅有一些规则，避免各个国家有更多的赤字，我们不仅仅需要这样的机制还有其他的机制。在美国就有这样的一个联盟，可是我们知道美国的中央财政预算应该是GDP的13%，而欧盟的财政预算只占GDP的不到1%，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地平衡这些政策。尤其是单一的货币体系，他们的预算是非常低的，如果我们有同样的货币政策要适用于17个国家，而且在系统内的不同区域的话，就需要非常多的资源才能获得，这就是现在的风险所在。
主持人：谢谢卡恩先生。我想卡恩先生刚才表述了一个观点，即使是现在的欧元区面临了很大的危机，但也不能否认过去欧洲人在经济和货币一体化方面所做的努力，这是欧洲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要作出的生死抉择。即使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实现政治一体化，但也必须要通过一个努力建立一个机制，协调欧盟各国在财政政策上的一致性，所以当前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非常感谢卡恩先生就这个问题所做的决定。
夏斌先生特别想就国际金融秩序改革的问题跟卡恩先生做一个交流。这是卡恩先生过去几年一直致力于推动的变革。我们看到欧元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美元也在贬值。人民币又有强烈国际化的需要。这种情况下，金融秩序要如何进行重建？形成怎样的结构才是未来防止类似危机的最好的设计？我们想听听夏斌先生的看法？
夏斌：因为卡恩先生是IMF的前总裁，所以我更愿意向他请教关于金融秩序重建的问题，因为对中国的学者来说，特别是这场美国危机之后起码使我看得更清楚了，我始终认为美国危机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宏观政策失误了，监管等是次要的原因，但美国更深刻的制度原因来分析美国的危机，是当今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毛病，但我也讲过，体系的改革正如中国30多年的改革必须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现在联合国委托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来做这个事情，IMF也表达了SDR的看法，包括新兴国家在IMF地位逐步提高的问题，但我一直认为在国际货币体系特别是IMF的改革中，只要美国不往后退，其他人是没法儿往前进的，这是现实！所以我们想要让全球经济稳定发展，也想让中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这个问题又不能不关注，所以我也确实带着很多的问题想求教卡恩先生。
主持人：因为投票权是100%，如果美国不让出它的份额，那别人就不可能得到权益。卡恩先生对夏斌先生的问题有什么样的回应？
卡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是我们唯一的做经济协调的机构，我也想说，我非常坚定地支持G20集团这样的机构，这就是为什么G20集团和IMF需要有更多联系的原因，我觉得G20集团和IMF之间虽然有不同，但可以使G20集团可能变成G24，有更多的代表性和更多的合法性，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能够真正地成为一个G20集团运作的工具。
所以，G20集团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联合运行应该是更加顺畅的，我觉得相互的联系和相互的执行是非常重要的，我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联合合作，两年前我有这样的希望，但现在我也说过，G20集团的动力也许已经失去了，不知道会不会有这样的合作势头，我觉得要改革全球的经济治理是很重要的，使经济治理更加地有效和民主。
刚才您也说到了美国的系统所发生的情况，美国的确在我们的配额方面上是占了很大的比重，当然它也反映了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例，配额过大是有一些不合理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决策需要有85%的投票，而美国的投票权比较大，就会给它更多的决策权，所以，可以从85%降到70%的程度。当然，美国国会会提出不同的意见。我想支持新兴国家，尤其是金砖四国——中国、俄罗斯、巴西、印度能够体现出更多的利益。但令我惊讶的是，金砖四国并不想让投票权从85%降到70%，我想，如果70%的话就会解决美国权重过大的问题，但他们会说，我们有15%否决的权利，所以我们还是不希望85%下降到70%。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利益，以进行相关的否决，这样大家各行其是，因此没有太多的成效。
所以我觉得在（形成）系统的趋势方面（就显得尤为重要），当然了，每一个国家都不能够逼迫他们做一些他们不愿意做的或者是违背主权的事情，因此我们要加强问责制，相关的同行的压力应该更强，为此，我觉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合作的机构，当然它的地位应该得到提高，刚才我说了它的资源也需要得到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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