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2月19日讯 2012网易经济学家年会今日在北京举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前总裁斯特劳斯·卡恩在论坛上表示，解决欧债问题的长期来看情况也并不乐观，欧洲需要的是财政联盟，真正的财政联盟不是让欧元坐在那里静止不动，财政联盟需要有中央的财政机制。还进一步说，目前但最终欧洲财政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在平静的海面中生存，但最近我们发现海面不再那么风平浪静了，我们的木筏也并不坚固，现在欧盟的木筏还在海平面上，但它非常脆弱，面临着船只下沉的风险。所以我们欧元区需要的是统一的债券市场，而且要有强有力、超级稳定的财政联盟。
以下是演讲实录：
卡恩：大家上午好！首先我想感谢这次会议的主办方邀请我来北京演讲，我觉得在这里演讲恰逢其时，在中国演讲也恰逢其地，因为中国非常重要，我想请求大家原谅我不能讲中文，因为如果我用英文可能会讲得更清楚。
现在的全球危机的确是债务的危机，但在讲债务危机之前我想讲讲一些结构性的问题，再讲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三部分我会讲一下欧债危机。
首先讲一下结构性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时代是剧变的时代，全球经济发生巨大的变化，不仅全球化，全球化是事实，而且也是一个非常特殊时代的结束，结束的是非常特殊的时代，几百年以来，或许是上千年，经济的权力都和一个国家的劳动力规模息息相关，当然了，有时会有创新、有技术的进步，创新和技术会短暂改变权力的均衡，有时一个小国因为有技术可以战胜一个大国，但这是非常短暂的，过了五到十年后，这些新的技术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扩散，所有国家都可以使用这些技术，这样，不均衡就变成了均衡，过去几百年中都是如此。
对我来说过去的200年是非常特殊的200年，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些人口非常少的国家成功保护了自己的技术，并使用这些技术主导全球，19世纪以及20世纪的历史基本都是由西方世界主导，工业界和军事界的技术都被西方主导，他们通过技术主导了世界。
这个世纪终止了，这个时代到了结束的时候，现在我们面临一个长期趋势，科技不能成为秘密，因为教育普及，越来越多主动的技术转让、人口转移，还有所谓的工业间谍，包括互联网的工具和手段，都将技术和信息传播到了世界，当然，这并不是昼夜之间发生的，而是经过几十年时间发生的技术传播。
我觉得这个趋势并不会终止，所以我们在考虑技术垄断时代的结束，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发达经济体不再主导，这意味着一些大国，如中国、印度，这些国家人口丰富，它们会不可逆转地成为全球新兴的超级强国。
为了改变这样的趋势，我觉得只有技术是不够的，整个社会都必须要更好地利用这个流程——创新，我们必须要看到创新发展在整个经济体中的贯穿，因为它会更多要求社会的包容性，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创新的繁荣。
过去落后的技术、经济不可能依然适应这样的挑战，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他们有非常多的成功故事都是依赖于技术和企业家精神，而这些反过来就需要非常自由的创造力，这正是今天我们的风险所在，我们已经经历了两个世纪不可思议的变化，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些变化，即使是美国、德国、英国，和世界相比它们不是很大，但它们都有这样的角色，它也需要在人口上有优势，多长时间才能到来？我也不知道。
谁能做领导者呢？可能是人口多的国家，因为这是过去一直以来的状况，前提就是我们在技术和科学上有所赶超，而我个人相信他们一定可以达到这一点，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发展出有包容性、有自由的社会，继续增进创造力，这就是我们今天以及之后几十年所遇到的挑战，因为创造性和技术是我们在创造力和竞争力上的关键，而且大家都知道，竞争力的关键就是利益关注和风险所在。
创造力会使一个经济体或另外一个经济体有真正的领导力，而前提就是他们在世界各个地方和全球经济的联系都能够良好运作，而这些联系是有一个名字的，这个名称就叫做“国际货币系统”，这是我要谈的第二点，如果我们真的希望有竞争力的话，要使这样的竞争力让国家得到发展，我们就需要一个国际货币体系，这个体系要能够运作。今天的情况又是怎样的？我的观点是，现在（这个体系）没有非常好地运作，我们需要对它做改善。
可能在座有些人对于这个想法有一些异议，认为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没有适当运作了，但几个月前我在中国南京参加一个会议时想到了这一点，而当时我说，我们需要改善体系。其他人会问，为什么？现在这个体系可以带来非常卓越的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进展，而且可以让经济得到一体化、得到融合，能够很好地促进、很好地增长，并且最近还在金融危机中获得了非常好的生存，我们为什么要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善呢？
我认为，这个体系也同样展现出了一些不稳定的症状，比如在希腊（发生的债务）危机以及发展的不平衡，不同的汇率、不好的联系、动荡的资本流入流出、动荡的货币等等这些都是不稳定的源泉，而这个源泉已经成为了紧张局势的来源，它将在压力下继续给全球带来坏的危险。
其根源在哪里呢？我认为有四点：
第一，不够非常有效地全球经济的调节机制；第二，资本流入流出的不稳定性和动荡；第三，对全球流动的有限性；第四，安全的全球资产供应。
来看一下这四点，我们如何才能提升有效性？也就是在全球调节机制下的有效性？合作，这明显是我们的答案，因为它能真正带来效果，在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中已经显现出来了，但坦白说，我们合作的动力在2009甚至2011年时就消失了，非常多的国家又重新退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中，而在2011年时他们非常担忧，希望共同合作，但现在他们没有那么害怕了，也许他们是错的，但确实不那么害怕，所以合作的动力就不像2009、2010或者过去那么强了。虽然现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G20峰会国都在作出努力，但我担忧G20峰会在20年后并不一定能像最近几年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呢？我们也应该在提升有效性的过程中发挥非常关键的作用，但坦白来说，在我们的实践中（情况）并不总是这样。为什么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设计是非常有限的，各个国家除了在汇率政策上有义务，在其它政策上他们并没有义务（出台政策）保证整个系统的稳定，也就是说，除了汇率的问题，关于经济，每个国家都可以做它们想做的，不需要考虑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影响。
坦白来说，这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尤其在现在这个联系这么深的世界，在这样的环境下如何更好地协调和合作，这就是非常关键的、不可忽视（的一点），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如此。
最后我还会就欧盟问题做解释，在这个区域内，他们并没有很好地协调和合作。
第二，我说到了对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担忧，就像我们所知道的快进快出资金流，我们能否让这种资金流更安全、干扰更少？比如在分配资源的问题上，资本流动的问题通常都是新兴经济体非常担忧的，确实值得担忧，但实际上对于各种不同的经济体来说，担忧都是一样的，今天在（资金快进快出）的情况在发达国家也出现了，去年时我们就发现，资产泡沫只要跟大的资本流向国相关，发达国家也没办法豁免，我们看到，国际货币体系的运作真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非常有序的全球快进快出资本流。
在关注这点时我们必须要承认，这点在目前并没有很好地控制，因为我们知道资本流动是由不同的经济政策、货币政策和资本帐户所带来的，而且它们更多是每个政府自己在中央银行指导下对国内货币稳定性的关注，而不会关注其它国家的货币稳定，所以我提议，是否能出台一个全球规则，这个规则可以很好地发挥作用，不仅关注资本流入，也关注流出，这是需要很多国家共同合作和协调的地方，我认为这是IMF可以做的，将所有资本流的发出者及接收者进行协调，这正是IMF在60年前创立时的初衷。
第三点，我刚刚提到，是否能够很好地进入全球流动性，我们如何才能提升全球的流动性？也许还有一些能够记住，全球金融的安全网络，这是IMF以及韩国政府试图在G20峰会时提出的（首尔会议），到2008年时我们已经走了很远，严重动荡的流动性在不断扩大，IMF的资源也在不断提升，但今天全球的产出规模、贸易规模和资本流入流出的规模却在不断缩小，它们实际应该得到很高提升，而IMF的资源相比任何一种指数资源（全球GDP、全球贸易）比例的提高相比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它发生了巨大颠覆，所以我们需要全球的流动性，尤其是要提高IMF的资源，大家知道，如果没有IMF的资源应对挑战，很多国家（都会自己储备），当然我也可以理解这些国家为什么要这么做，他们不相信全球的金融安全网络足够强大，这种情况下他们会怎样反应？我们知道，他们的储备成本是非常高的，因为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信任自己，而没办法去信任全球体系，所以我们要避免这些国家只是注重自己的储备，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中央层面上架构一个系统的意义所在。
今天IMF还不够强大，比如关于欧盟的安排，虽然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但最主要的是，今天我们没有能力提升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将要注入到现在的运作中，现在还没有获得各个中央政府很好的支持。
第四，如何提升现在的局面。我们知道，全球资产的需求在不断增长，而且比潜在供给的速度快得多，让我们看一个事实，这就是原因，全球货币及金融资产没有以前那么多样化了，至少是从GDP的角度相比，全球GDP实际比金融资产的多元化强得多，为了提升整个系统的安全性并鼓励更多对其它货币的使用，我们可以认为，一个系统不仅仅包含四个货币，在这一揽子的协议中，其它货币也可以加入，并且我认为，多货币系统绝对不会成为问题。
另一个改变也是我们可以做的，我们可以提升“特别提取权（SDR）”的应用，包括不断提升全球的货币库存帮助我们的储备，通过SPR对全球的贸易进行定价，并刚好对金融资产进行定价，就像我们的主权债券及其它金融机构所做的各种产品，当然我还有一个很好的想法，这也是我个人的看法，发行SPR的债券，而且是在公共市场上发行，IMF也会有这样的资源，我们可以以SDR的方式发行债券，并且能够创造出新的市场。
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让SPR成为国际工具，为了真正达到这一点，我们需要移除一些技术上的障碍，当然，最主要的障碍并不是技术上的，而是要求国际政治间的协调，这样一来我们就回到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上，我们是否希望，我们是否有能力进一步推进国际方面的合作。
我再简单做一个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总结，这个体系现在没有瓦解，但它确实有非常严重的漏洞，我们要真正去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它的情况是非常脆弱。
关注到这一点时可以回到我谈的最后一点，欧盟区，这是危机讨论的重点，大家也都非常清楚，在欧洲，大部分人都认为这是债务危机，当然这个危机就是债务危机，但实际它的危机更多是增长上的问题、银行上的问题以及各个国家竞争力的危机，它有非常高程度的债务水平，这在某些国家会成为问题，其实这本身就是问题，虽然它可能跟美国的债务水平相似，（负债）严重，但不能进行相比，因为我们知道，欧洲的弱点是在他们增长的好年代、有收入的好时期时本来可以用来减少债务，但却在不断开支，所以现在有一个特别的问题，债务规模。
现在要说的是，核心国家，欧洲的国家是否有能力通过资源来减少债务呢？也许可以，但最主要的问题不是这个，而是他们是否可以有任何增长。坦白来说，现在的预测并不非常乐观，再关注一下债务危机深度的问题，除了我刚刚提到的债务问题，紧缩政策在欧洲已经成为了主要措施，但所有人都理解，这会使债务水平恶化而不是改善，除此之外，金融行业依然还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方案，因为非常多的公共债务和被质疑的价值，在金融行业之外正有一些新资本的要求，他们却没有真正对银行进行重新融资，而是缩小他们的贷款，使分母减小，这样就会有一个“完美风暴”，欧元区的完美风暴就完全等在一边了，现在他们的姿态是欧洲的领导人对此情况进行否认，大家都记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刚开始是不受欢迎的，因为欧洲人相信他们自己就可以单独解决问题，2009年5月之后欧洲国家采取了很多措施，他们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解决这场危机，但即便是那个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一直是非常好的伙伴，欧洲国家采取主导地位，这是非常正常的。
我们提出，希腊债务危机贷款的周期应该更长，利率应该更低，这样才能够避免阻滞增长，但我们的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采纳，欧洲领导人所关注的只是债务，没有关注竞争力方面的问题。对我而言，增长方面最大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短期的流动性问题得到了解决，但长期问题被掩盖了。刚才我说了，欧洲的政治领导人否定了我们的建议，现在他们还是在否定，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政策方面的错误，历届希腊政府及一些别的国家，比如葡萄牙，我们因此损失了数十亿欧元，但责任不能归结于这些国家本身，在有些方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监管，如果监管（执行得）非常好，这些国家就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公平来说，我们需要平摊后果和成本，因为整个系统都有责任，这是公平且现实的，因为相关损失太大了，一个国家，希腊或葡萄牙，这些国家本身是无法偿还债务、抵消风险的，希腊这边的GDP只占欧元区2%的GDP，它是非常小的经济体，所以共担风险是可能实现的。
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这并不是整个系统为一个国家的错误买单，欧元区是一个团结的货币区，事实原则是希腊需要为它的错误买单，因此对于债权国，我们需要出台一些措施，我们会给希腊提出贷款，但贷款利率是比较高的，因为我们需要希腊买单，需要使希腊重新获得增长。
为什么这么说？没有人愿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出现的损失很大。即便出现了这样的后果和损失，希腊也会为自己的错误买单，而不是我们来承担，但我们要建立好的货币体系，因为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我们看到欧洲从一个计划摇摆到另一个计划，从一个峰会摇摆到另一个峰会，在这种摇摆中还没有承认相关损失，也没有提出相应的方案使增长重新恢复，也没有使市场恢复信心。
最后，12月9号布鲁塞尔的峰会是另一个会议，现在投资者的信心正在一天天地削减，他们对于政治家解决问题的信心正在不断缩减，有两个问题，短期和长期，短期方案现在无法解决流动性的问题，欧洲央行是欧洲非常重要的机构，当然了，欧洲央行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它是唯一的，不是最后的借款方选择，现在有一个无法偿还的风险，当然了，相反情况也可能会发生，在欧元区出现危机时，欧洲央行会发行货币解决问题，当然了，这样做也不是完全错误的，但它有很多负面效应，它只会使问题越来越大而不是消失，所以只是短期措施，为了避免短期措施，我们建立了防火墙，那是欧洲稳定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洲央行各个方面（组织建立的），几方筹集了一万亿欧元，无杠杆，其中5000万欧元都来自欧洲央行，在危机发生后6个月才来，这是一个非常缓慢的过程。
除此之外，现在还有2亿欧元资金没有落实，德国提出，没有美国的参与，它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们知道，美国国会方面有些问题，所以它的参与是不可能实现的，“防火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源也无法落实，我们的资源无法来自亚洲国家，他们无法帮助我们，因为他们的贸易也受到了影响，他们也会要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高亚洲的配额、提高亚洲国家的话语权，欧洲等国也并没有准备好提高他们的配额，这是另外一种否认，他们需要给新兴国家，巴西、印度、中国及南非这样的国家提供空间。
长期情况也并不乐观，欧洲需要的是财政联盟，真正的财政联盟不是让欧元坐在那里静止不动，财政联盟需要有中央的财政机制，大家记得，1998年欧元正式诞生时就有一个很广泛的讨论，但最终欧洲财政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很长时间里，我们都在平静的海面中生存，但最近我们发现海面不再那么风平浪静了，我们的木筏也并不坚固，现在欧盟的木筏还在海平面上，但它非常脆弱，面临着船只下沉的风险。所以我们欧元区需要的是统一的债券市场，而且要有强有力、超级稳定的财政联盟。
十天以前我们在布鲁塞尔讨论了这个问题，杰克斯.班德曼（音）也说得很清楚，这对德国国内的政治来说是非常好的消息，但对整个欧盟来说是一个坏消息，这个“超级稳定协议”跟我们的黄金原则是相互联系的，它有不同的定义，我们也非常清楚这些机制是如何运作的，我想问三个问题：“你们觉得会发生什么情况？”比如一个国家受到惩罚，但却不愿意交出罚金，这时“稳定协议”会怎样运作？如果受罚国家同意交款，但即便是交了款，对于问题的解决也无助，我并不是说规则无用，规则是非常有用的，但如何使德国所提出的规则如何奏效呢？规则必须要得到人民的支持，但我担心德国方面提出的规则因为并没有很好地尊重欧洲其它国家的利益，人们是否相信它会成为一个问题。
最后我想总结一下现在的情况到底如何，的确，我们的问题需要解决，我们并没有欧洲的中央预算，没有欧洲的中央财政机构，没有最后的借款方，也没有最终统一的货币政策，本来这些政策可以解决竞争力方面的问题，而且我们也没有结构性的政策来解决流动性的问题。唯一的好消息是欧洲债券还没有被我们所放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济工具，但并不是政治上的进步。
无法解决希腊、葡萄牙债务危机的问题（爱尔兰的问题当然有些不同）揭露了欧洲政治方面的软弱性，我想说，如果希腊债务危机得到解决的话，问题就会转向意大利，除此之外，意大利的经济能否靠借款率维持很长时间，因为它的贷款期限是比较长的，曾经有一段，欧元区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正确的，市场会紧紧跟随，所以如果能够解决一个问题，就表示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比较正确的，我们有能力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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