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租界对中国的变革有很大好处

网易 财经10月讯 网易 财经《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 》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袁伟时。他是岭南个性鲜明的学术、思想大家。他对晚清历史的反思总是切合现实中国的发展。他从历史中探求权利、市场、地方自治的奥秘。他眼里的晚清时代和北洋时代，是一个怎样的面貌？？

袁伟时教授以他宽广的视野、睿智的见解成为岭南学界的重镇之一。他是哲学教授，却像经济学家那样“产权”不离口。无论是反思历史，还是评说现实，他都非常强调保护产权的意义。

在晚清历史反思潮中，袁伟时的观点鲜明而尖锐，备受关注。比如，他认为，清末新政最大的成就是搞自由经济，这一观点被广泛转载。在接受网易财经的采访时，袁伟时仍以自由经济作为审视的基点，畅谈了晚清的经济变革。

袁伟时认为，清政府在被打开大门以后，只是被动应对。在多次受挫之后，清政府终于产生了主动改革的意识。洋务运动只是改革开放的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地方大员获得了较大的权力，这对中国经济是有好处的。比如，义和团运动之后，南方督抚的东南互保运动，就保存了中国经济的精华。东南互保是公然不奉清政府的诏令，但是事后慈禧太后对此并未责罚，而是加以表扬。

对晚清经济变革中，租界所起的作用，袁伟时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认为，租界引入了新的经济因素和新的治理模式。地方治理向租界接轨，促进了民间自治的发展。袁伟时说：“好像1904年吧，当地的商人就提出来，我们华人居住区太落后了，应该跟租界接轨，应该学习他们好的东西。结果，当地的官员也支持，就以商会的领导人为主，就组织了上海城乡自治工程局。这样一个工程局，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就连警察的管理、消防的管理、工商的登记、还有城市的道路、电灯，所有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都由以商会为主的那些人去管理，那管得相当不错。这样的自治政府还有自己的武装，也就是商团，是整个地方就相当好的，也为后来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基本上是和平转移政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地方自治和商人的影响力扩大，是晚清变革中的显著现象。袁伟时说：“清末新政它就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是说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强调，要地方自治，从最基层到省一级都要自治，要强调支持公民社会的发展。比如当时跟外国谈判商约，就是通商的条约，要修改原来的通商条约，清政府盛宣怀他们就很清醒，他说这个应该听取商人的意见。”这对中国悠久的政府绝对控制经济的传统，是一个突破。

袁伟时说，“国家要富强的话，一定要依靠商人自己发展经济，不能再靠官僚控制，因为官僚办企业必然是腐败的，全世界没有多少官办企业是办得好的。但是这一条似乎现在的中国政府还没有完全领会，还有些垄断企业继续在起作用，甚至有些很荒唐的事儿都做出来了。”

袁伟时评价清末新政的四大成就，是自由经济、现代教育、司法改革和地方自治。它的流传下去的宝贵遗产则是学自西方的现代法律体系。

以下为上半场部分访谈实录：

租界对中国的变革有很大好处

网易财经：您如何看待租界在晚清经济当中的作用呢？

袁伟时：租界是很特殊的一个形式，它就表面上看来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但是这个仅仅是一个方面，有另一方面。它带进来新的经济，新的文化，新的治理社会的方式，这些都对中国的变革是有很大好处的。当然这个主权是应该收回的，应该什么时机收回来，这是一个大问题了。这里可以以日本作为参照系。

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它也丧失一些主权，有租界，也有治外法权这些等等都有，中国所经受的那些不平等条约他们都有，那他们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它就跟列强交涉，要求收回这些主权，但是列强不答应，不答应呢他们就发愤图强，改革自己内部的体制。经过几十年的奋斗，一直到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些不平等条约慢慢就废除了。有些最后的荷兰人的一些特权，直到1910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夕才废除的。所以我想对租界这些问题，一方面要看到它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但另一方面要看到，这个是因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太落后了，有些东西按照现代文明的标准，很多外国人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比如那种审判的方式，那种对待犯人的折磨，这个在有现代文明意识的人来讲都是接受不了的。

网易财经：租界对经济的作用来说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

袁伟时：利大于弊。应该讲这方面是非常明显的，它带来了很多新的东西，什么现代的银行啊，现代的学校啊，现代的报刊啊，现代的政府啊，都在租界里面出现了。问题就是它不是中国人管理的，那你将来收回来，慢慢就变了。比如上海，到了晚清的时候，好像1904年吧，当地的商人就提出来，我们华人居住区太落后了，应该跟租界接轨，应该学习他们好的东西。结果，当地的官员也支持，就以商会的领导人为主，就组织了上海城乡自治工程局。这样一个工程局，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地方自治的政府，就连警察的管理、消防的管理、工商的登记、还有城市的道路、电灯，所有公共设施、基础设施都由以商会为主的那些人去管理，那管得相当不错。这样的自治政府还有自己的武装，也就是商团，是整个地方就相当好的，也为后来辛亥革命的时候，上海基本上是和平转移政权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网易财经：您如何看待租界的民间自治呢，像它这种自治的模式，对我们现在有什么启发？

袁伟时：就是说，其实自从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逐步建立以后，历史就进入那样一个阶段，就好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面所说的，所有物质产品、精神产品都要在世界市场上加以检验，民族的那种落后的堡垒，抵抗不住先进思想、先进文化、先进的经济方式的冲击了，我想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启示，就是要主动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过程，这个历史潮流是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是抵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