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6月讯 网易财经《 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 》栏目近日专访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王庆。作为投行经济学家，他热衷于把握经济的未来趋势。他对中国治理通胀抱有信心。他反对工资管制。在他眼里，货币政策该如何选择？
41岁的王庆风华正茂，接替谢国忠担任了摩根士丹利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他是真正做到走出象牙塔，直接参与市场的少数实践型经济学家。如今，他来到《意见中国》，以他独特地眼光解读中国的货币政策、央行动作。针对前不久央行又一次上调存款准备金这一动作，王庆表示：上调存准主要是为了收紧市场中的流动性，且对市场有示范性效应，传达了更为明确的紧缩信号。央行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提高了5次准备金率，但加息的动作却非常谨慎，迟迟不施展出来。王庆认为，对加息的谨慎为之是为了防止国际热钱的涌入。但是这种只调“数量型工具”而不调整“价格型”工具的做法会导致信贷市场的供不应求，其结果是中小企业拿不到贷款。这也说明了“在过去几年以来，每当中国有比较明显的宏观政策收紧的时候，中小企业往往是受的冲击最大的”的现象。
像已故的诺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那样，王庆认为，任何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只是从货币的增发到物价水平的一般上涨之间有一个“时滞”存在：“比如说我们观察到狭义货币，也就是M1的增长速度跟通胀之间一般来看有六个月，至少六个月的这样一个滞后期。”基于此，王庆判断，未来几个月中国的物价仍然会上涨，但是由于现在货币政策转向紧缩，王庆仍相信通胀可以被控制住。
助长通胀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由于人为高价购汇而产生的外汇占款。这一过程同时催生了巨量的外汇储备。王庆指出，一次性大幅升值人民币可以绕开单边升值预期的问题，但一次性升值仍然是一步险棋，它的副作用使得政策制定者不得不三思而为之。
对于美联储牺牲他国经济，而只求美国经济复苏的行为，王庆认为这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各国都是只顾保全自己的。重要的是应该在全球范围内建立金融协调机制。
通胀对居民收入造成了极大的侵蚀。针对居民收入倍增问题，王庆建议了两点：加快城市化建设和提高法定最低工资。但他对后者的效果并不是很满意。
作为一个投行首席经济学家，王庆认为自己和学院派最大的区别就是，学院派经济学家研究过去的历史，总结出规律；而他的任务则是帮助投资者去准确的预测未来的市场走向。
以下是部分访谈实录：
工资有弹性是有利因素
网易财经：谈到通货膨胀，通胀对国民生活水平的影响也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最近人社部有一个表态，就是希望在“十二五”期间能够倍增职工工资，您认为这样一个方案在经济上有没有可能可以实现？如果确实推行的话，它对经济运行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王庆：应该说，这反映了政策制订者的一个意愿，但是我们不能回避一个现实，就是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相对很多国家劳动力市场来讲，是一个非常充满弹性，管制偏少的一个市场。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实际上这个对中国经济是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因素。一个非常有弹性的劳动力市场对一个国家经济的活力和调整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个优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除非采取对劳动力市场有非常强力的管制的话，很难通过政策手段来实现这样一个调整。
如果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调整的话，或者说通过一些法律手段来调整的话，那么我能想像的是有两个政策手段：一个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毕竟农业的劳动生产力是偏低的，而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力是比较高的。如果实现劳动力转移的话，人们的收入自然随着这样一个转移，随着劳动从非农向，从农业向非农这个行业的转移，自然收入也会提高，这是第一。
第二就是通过提高法定的最低工资，保护一部分人。通过提高最低工资，对全社会工资推动起到一个信号作用。但是在这方面，很多国家做了尝试，效果并不明显。我觉得政策虽然提出这样的目标，很可能最终的结果我们能实现。倒不是、不必然是因为政策带来的，而是因为中国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阶段，市场的因素就会推动工资上涨，然后实现我们政策当局想要实现的目标。
网易财经：最近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以行政手段调控物价，包括劳动力价格和商品价格，也包括发改委约谈了一些企业，希望他们在短期放弃涨价计划，对这种监管层面的这样一种趋势，这样一种现象，您怎么看？
王庆：实际上在宏观经济管理中呢，除了采取这种在经济中，我们教科书上非常熟悉的政策工具中，从来是存在一种所谓的善意的道德劝告这样一个政策。在其他发达国家是货币政策中，比如说央行对一些市场参与者的一种所谓的道德劝告，也就是Moral advice。实际上对个别企业的涨价行为的干预，对整体的物价水平上涨恐怕影响微乎其微，但是它起到，起了一个警示作用，这个警示作用有助于影响全社会的，无论是企业层面和家庭层面的通胀预期，我觉得应该从这个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