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宇：关注金融战略 应对增长挑战

关注金融战略，应对增长挑战

——关于夏斌先生和他的《中国金融战略：2020》

我所认识的夏斌先生

我认识夏斌先生已经很长时间了。在我的心中，他一直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位经验丰富的领导。最近，读了夏斌先生《中国金融战略：2020》（与陈道富博士合著）一书后，使我重新认识了他——他还是一位远见卓识的战略家，一位谋篇布局的将军。

我读夏斌先生的第一本书是1992年出版的《中国的金融深化和金融改革》（合著），那时我正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念书，当我从学校图书馆借出那本书时，书的破损程度告诉我，很多同学已经先我读过。我第一次见到夏斌先生是1997年夏天，那时我刚毕业到人民银行政策研究室工作，在一个炎热的下午，夏斌先生身着一丝不苟的西装、一身儒雅地走进我们办公室，他刚刚从深圳证券交易所回到人民银行，主持政策研究室的工作。我第一次与他讨论学术问题是在1999年，此前由于人民银行机构改革，夏斌先生到了非银行金融机构监管司，我到了货币政策司，他开始关注金融监管，我开始研究货币政策。那时，夏斌先生正在从金融监管的角度构思《货币供应量已不宜作为我国货币政策唯一中介目标》一文，他就其中的观点多次与我们讨论，这在职级分明的机关中是不太多见的，后来这篇文章获得了孙冶方经济学奖。我第一次知道夏斌先生将要离开人民银行是2002年，那是一个清凉的金秋，他站在办公室高大的窗子前面，没有丝毫离别的伤感，他神采飞扬地对我们说，他将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建中国金融研究所，他说，进入新世纪，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都处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有许多重大的战略问题迫切需要研究，他还说，中国并不缺少行政官员，中国缺少的是真诚的研究者和勇敢探索者，为此，他愿意走出机关，重回书斋。我第一次知道《中国金融战略：2020》的写作计划是2007年夏天，我参加了这本书最初的讨论，并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记得那天有不少人参加，夏斌先生热情洋溢地讲述了他关于未来10年中国金融改革的思考，后来成为这本书的主要框架。

二、夏斌先生提出的四大挑战

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夏斌先生提出了在未来的10年中，中国经济增长将面临的四个重大挑战，这是中国金融战略的逻辑起点。

一是人口老龄化。中国现有老龄人口已超过1.6亿，养老问题日趋严峻。根据联合国最新的人口数据预测，2011年以后的30年里，中国人口老龄化将呈现加速发展态势，到203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日本，成为全球人口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夏斌先生认为，人口老龄化意味着劳动力供给增长速度将下降，甚至出现负增长，中国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即将丧失，这将对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二是资源和环境制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中国经济发展粗放型的方式一直没有得到根本转变，资源约束矛盾突出，环境压力越来越大。在未来的10年中，我们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挑战，最严峻的挑战就是资源和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夏斌先生认为，从目前情况看，资源和环境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大问题，未来情况将更加严重，因为随着人口增加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资源消耗强度将进一步加大，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低，能源消耗大，单位产品能耗高，生态环境脆弱等问题可能进一步恶化。

三是经济结构失衡。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夏斌先生认为，目前我国主要的经济结构矛盾是高储蓄与低消费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低消费本身的问题，由于我国收入水平偏低、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健全等原因，使我国居民消费率相对于出口、投资和企业、政府的消费率，持续偏低且不断下降。（2）储蓄投资缺口问题，表现为巨额的经常项目顺差，为保持经济高速增长，当国内投资无法满足储蓄需求时，不得不转向外部储蓄。（3）投资效率问题，包括行业选择和行业内效率问题，表现为产能过剩、产业结构升级缓慢及自主创新不足等。

四是国际金融秩序重建中的动荡。夏斌先生一直非常关注世界经济运行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变动，并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他认为，二战之后建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给全球经济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金融环境。日本和德国等正是利用了这段黄金时间，取得了快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金融形势趋于动荡，出现了宏观经济失衡问题，主要表现为全世界的资源以贸易顺差的形式大量流向美国，与此同时，美国以美元标价的金融资产，以资本项目顺差的形式流向全世界。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以来，世界经济一直以这种模式保持着不合理的平衡。这次危机是对世界经济失衡的一次调整，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将面对更大的不确定性。

三、夏斌先生提出和思考的重大战略问题

在未来的10年中，为了应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夏斌先生提出和思考了许多重大的战略问题。

一是关于中国汇率制度选择问题。夏斌先生提出，在战略过渡期内，中国应该选择有管理的浮动汇率，这是中国利益所在。（1）人民币与美元保持相对的稳定，“搭便车”、借助美元区的信任，既可以“进口”美元的管理能力，又可以“借船出海”，让国际社会有机会认识人民币，使用人民币，并在这过程中逐步脱离美元，成为世界能接受的独立货币。（2）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助于及时释放人民币的升值压力。（3）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利于国内的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

二是资本账户开放问题。1996年中国实现了经常项目可兑换，此后，逐步实现资本项目开放被提上中国经济改革的日程表。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夏斌先生坚持资本项目开放的渐进性原则，并将这一原则具体到以下五个方面：在人民币汇率波动区间扩大到一定的幅度，基本达到市场均衡汇率水平之前，应该保持对资本流出入的一定规模的控制；资本账户开放一定要与国内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相衔接；资本账户的开放应结合人民币区域化的进程；资本账户开放要与加强宏观审慎监管、提高宏观调控的灵活性相适应；对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资本跨境流动，采取不同的管制思路

三是关于人民币国际化问题。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夏斌先生认为，在未来10年内，人民币国际化的目标首先是追求区域化。人民币区域化可以有三条思路：（1）想办法让人民币走到境外，如采取人民币境外投资、买方信贷、对外援助、央行互换计划、QDII中增加人民币额度等。（2）先让人民币在境外像其他自由兑换货币一样，开展存款、贷款、结算支付、资产管理、汇率避险等全方位业务，在境外形成一定的自我循环规模。（3）要让境外机构和自然人愿意持有、投资人民币，必须要做到，让境外持有人能享受或部分享受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收益。这就需要打通境内金融市场与境外金融市场在有控制前提下的“管道”。如允许境内机构与企业在境外发行债券、QFII中增加人民币额度、允许境外人民币基金投资境内实体、债券市场等。

四外汇储备管理原则问题。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中，夏斌先生提出，要重新明确外汇运用的具体顺序：首先是保持必要的外汇流动性，以满足平衡国际收支的需要；其次是用一定的外汇干预外汇市场，满足汇率调节的需要；再次是服务于国家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获取战略性利益；最后才是用于获取相对较高收益的金融投资。

夏斌先生还特别强调了什么是外汇储备运用中的战略性收益：（1）有利于解决国民经济中多年积累的突出结构问题，如用汇购买国外先进的技术和重大设备。（2）有利于解决困扰我国的环境、资源问题，如用汇购买关键性资源。支持国内企业参股、并购海外能源性企业、关键性原材料企业，用汇进口治理环境污染的重大设备与技术，提供排污、治理土地沙漠化等公共产品。（3）有利于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和成为金融强国打基础的外汇运用，如大力培育跨国的、关键性的金融机构，通过外汇支持在境内外实施兼并、或在境外设立分支机构。（4）有利于防范外部动荡对中国经济的意外冲击。（5）有利于提高国民福利水平的外汇支出。如用少量的外汇支持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或直接进口改善居民医疗水平等的重大医疗设备，以投资入股等方式下划有关单位，有偿经营。

夏斌先生是我多年的领导，他曾经长期在国家政策制定部门、金融监管部门和理论研究部门做领导工作，他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思维敏锐，有很强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在《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他提出和思考的问题几乎涉及了未来10年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所有重大问题，读这本书不仅有利于我们理解和认识今天的中国，而且还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把握未来的世界。

最后我想说，我非常同意刘鹤主任对《中国金融战略：2020》一书的推荐意见：“尽管夏斌书中阐述的观点，并非每位读者都会同意，但是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中国和平崛起的漫长历史进程中，需要更多的理论与政策研究者，静下心来，艰苦努力，去研究战略学，像他那样，去就中国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写出更多的具有全球战略性思维的书籍”。

王宇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局副巡视员、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