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皓：减少政府对土地的垄断 控制高地价

关于应对高房价、高物价、高成本，加强宏观调控的提案

戴  皓

（2011年3月3日）

回首过去的一年，“涨”字成为烙在人们心中最深的印记。当前，为最引人瞩目的三个关键词就是“三高”即高房价、高物价和高成本。

居民生活成本和企业生产成本存在紧密相关的传导机制，高房价、高物价和高成本陷入了不良循环，对当前我国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的考验。一方面，高房价、高物价，不仅影响了我国居民的生活质量，抬升了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且会形成工资水平上升的压力，进而引致企业生产成本提高。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原材料、资金、土地、资源环境等方面的成本不断上升以及汇率风险加剧等多重因素共同推动企业生产成本上涨，高成本反过来又带动产业链相关产品和服务价格上升，进一步提升了消费者生活成本。以此形成的恶性循环，给我国宏观调控带来了巨大压力和严峻考验。

目前房地产业和汽车制造业仍然是中国经济两个最主要的引擎，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仍将起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在全球范围内，也还没有哪个新兴产业可以在短期内替代它们成为支柱产业。我国也在去年提出培育七大战略新兴产业，不过，这些产业在短期内仍无法“接棒”现有成熟产业的支柱地位。目前全国各地对于房地产的调控，将肯定会对经济增长造成影响，只是，从目前看，这种影响是“有限”的。房地产作为支柱产业的提法始自2003年，那年国务院发布18号文件《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首次以官方文件形式将房地产业定位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在目前的形势下，房地产的支柱产业地位不容否认，从经济学、国家发展的阶段来看，房地产仍是一个支柱产业，主要是在于房地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相当大，根据研究，房地产业涉及了60多个部门的发展。中国处在工业化和城市化中期，住房需求非常旺盛。房地产的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个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住房为主的房地产业不仅是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更是城市重要的基础产业。

当前解决高房价、高物价和高成本问题，不能采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需要使用“平衡术”，采用渐进性的“中医”疗法，运用不同的政策组合，实现短期应急措施与建立长效机制相结合，增强宏观调控的有效性、灵活性和针对性，处理好物价稳定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以及民生保障和改善之间的关系。实践证明，凡是市场上独家经营的资源，凡是稀缺资源，就一定会导致价格无限上涨。要改变单一的“招拍挂”土地供应模式，放开供应渠道，通过多种形式释放土地，减少政府对土地的垄断，使土地资源根据市场进行优化配置，实现市场供需平衡，最终扼制地方政府通过“高地价”攫取高额利益，真正做到让利于民，从根本上保证社会的长治久安。具体建议：

第一，加强供需管理，实现保障市场有效供给与抑制不合理需求的同步推进。解决高房价问题，需要在保持房地产调控政策稳定性的同时，积极建立多层次的住房供给体系，满足人们多元化的需要，改变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状况。房地产调控这一系统工程，要综合发挥杠杆作用来解决问题。一是建立“市场+保障”双轨制的住房供应体系，大规模建设公租房，放开商品房、特别是放开中档商品房，适当控制高档房。二是建立土地调控机制。改变现有财税中央与地方分成不合理、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开支、土地价格越来越高的状况。稳定房价首先应从稳定地价入手，主要是改革现有土地“招拍挂”制度，改变“价高者获得土地”模式，应综合考虑土地竞标者的投标方案，可采取多种形式实施土地出让，比如政府划拨式、最高限价式、合作开发等等。

保障房的土地供应要保证；普通商品房的土地供应要满足；高端商品房的土地供应要有一定的限度。各级政府在供应土地和调控中可运用多种手段，不要做房价推高的“推手”，而要做稳定房价的“砝码”。三是力求住房供求的平衡。保持住房供求平衡，既可以从供应的角度来控制，也可以从需求的角度来控制，也可以双管齐下，同时从两个方面来着力。

第二，发挥财税政策的激励功能，引导和支持企业通过转型和创新来应对、消化高成本。目前，我国制造企业应对经济危机还没喘过气来，又面临着原材料上涨、用工荒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双重压力，国家应对实体企业实施财税优惠政策，使他们从高成本的泥潭中脱离出来。

第三，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群体的抗通胀能力。要综合运用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整顿流通秩序，稳定市场物价，合理引导通胀的心理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