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拉动经济增长难以为继 应控制政府收支

2011年网易经济学家年会--圆桌对话：发展方式转变与政府绩效目标

网易财经1月12日讯 在今日召开的(NAEC)上，多位知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依靠投资和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难以为继，必须进行结构转型，而在转型过程中，民营经济应扮演重要作用，政府则应改革唯GDP式的考核方式，并将收支水平控制在较低水平。

中国投资增速远超合理水平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的研究表明，把每年固定资产投资除以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80年全年固定资产投资相当于两亿居民一年可支配收入，而2009年这个数字非常大，相当于13亿城镇居民一年收入。中国整个城镇人口都没有13亿，也就是说2009年一年固定投资相当于一年的收入，现在靠固定资产投资带动增长方式即时没有到顶也非常接近顶峰，已经没有办法增长太多。

陈志武指出，中国依靠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越来越值得怀疑。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指出，过高投资、过高储蓄率是阻碍经济合理增长有效增长的一个最主要问题。出现这个问题有两点最重要原因，第一之所以储蓄率会不断上升，和中国收入分配结构有很大的关系。中国收入差距在改革期间越来越大，贫富之间越来越突出，低收入居民增长远远落后于高收入居民的收入增长，这种条件下高收入居民具有高储蓄倾向，而低收入居民没有足够的钱用来消费，这种情况自然会造成社会平均储蓄率不断提高。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没有完整的建立起来。中国公共服务不到位，医疗、教育和居民住房价格远远高于正常水平。在这种情况之下，居民相当大一部分居民得不到社会保障，不得不提高自己储蓄率来应付未来发生的危险，造成强迫储蓄。

王小鲁认为，中国目前已经远远偏离了最优的黄金储蓄率，固定资产投资远远超过了合理水平。这会造成产能不断扩张，而消费没有相应增长，最终出现产能过剩。

现行增长模式不利富民

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细数了投资拉动型增长模式的缺陷。他指出，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不进行经济转型，出现结的果就是变成强政府，富中央，穷百姓。大量财富从一般部门向垄断部门转移，从老百姓手中转移到政府手里，从中国转移到外国。

他认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改革，要转变目前财政体制，要给地方更多的自主权，地方有钱才可以满足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陈志武明确指出，国有经济比重越高，对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越不利。他的研究表明，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国家，GDP增长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大概增长0.96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国有企业为主体经济GDP增加一个百分点，民间消费只增加0.82个百分点。国有经济比重高的社会，老百姓分享经济增长带来好处的份额分量越低。

他强调，目前没有对国有资产，国有企业股权产权进行民营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一个最大的障碍。

陈志武还认为，中国长期低利息政策为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奠定了基础。据他估算，过去20年间，中国的银行存款利息平均每年比应该有的利息水平大概低两个百分点，企业贷款利率比应有水平每年低150基点。低利率政策产生的效果是老百姓一年几十万亿储蓄，每年少拿几千亿到一万亿利息收入，实际上把老百姓储蓄应该有的收益转移到国有银行进一步转移到国有企业，以及地方政府那些工业和铁公基项目。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表示，发展方式是很重要深层次的问题，与财政收入形成非常大的关系，因为这些扭曲财政税收体制可能更多向另一部分人转移财富，刺激政府投资。

他认为，财政民主化改革非常重要。他在论坛上坦言，“现在人大开会一般是3月份，但是运算年度1月1日就开始了，还没有人大批准已经拨款一个月，这个要进行调整，要么调整人大开会时间，要么调整年度。”

与会学者建议控制政府收支

周天勇在论坛上指出，从我国的财政税收来看，每年预算内外的全部政府实际收入占到国民收入的34%，有些已经超过37%-38%。政府支出，即党政公务以及行政性事业这块支出2007年大概在38%-39%，这个比例对于整个财富转移和经济增长发展方式影响特别大。

他建议，应该法定每年政府的全部收入不得超过GDP的30%；政府支出应控制在20%比例下，可以考虑每年压低2个百分点。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则建议政府改变宏观经济指数主导的考核方式，更加关注微观经济健康。他认为，中国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能否透明，利率能不能市场化，不仅是一个经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治理结构的问题。

北京大学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联席主任薛兆丰建议政府采取更加平衡的考核方式。在衡量政府绩效的时从两套考核指标入手，一方面可以看GDP这类产出指标，另一方面可以看基本建设、制度建设等投入指标，在两套考核指标之间取得一个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