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财经12月讯 网易财经《意见中国－－网易经济学家访谈录》栏目近日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杨瑞龙。他热情探究中国独特的改革理论。他是地方竞争的积极支持者。他把中国改革归结为政治家和企业家的良性互动。他认为未来30年仍应以改革为主题。
杨瑞龙教授以“董事长与市长关系好的城市，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一名言，表达了他对中国独特的改革之路的认识。这一名言虽然可能遭到大众的误解、曲解，但是
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杨瑞龙再次表述了他的这一论断。他认为，在中国独特的体制下，形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的局面。他说：“我们通过那个采取一种财政分权的办法，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他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从而引入了一个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通过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治升迁的话，不得不要通过发展实现。而为了发展的话，他不得不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他不得不要推进本地的市场化。”
正是这种独特的框架，使得中国形成了地方官员和企业家共同推进改革的局面。杨瑞龙说：“我们通常来讲，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通常都有企业家的素养，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通常都有政治素养。因此在中国这个格局当中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联手推动市场化。”
但是，杨瑞龙也认为这种模式有其隐患。因为，它容易形成权力的回潮。杨瑞龙认为，改革最大的两个成就，是由权力配置资源转换成以权利配置资源，和价格改革。杨瑞龙说：“由原来你要我干，到现在我要干。从原来创造财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到现在每个企业个人都觉得创造财富和我有很大关系，我创造财富越多，对我好处越大，这都是有产权制度改革、价格改革带来的。”
面对通胀，杨瑞龙反对价格干预。他说：“因为一旦把价格干预了，市场就失效了，而市场失效的话，那么被干预的价格来配置资源的话，导致更大的扭曲，那么这时候又会引发更多的政府干预。”
杨瑞龙认为，下一个30年，仍然应该以改革作为主题。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中国应该尽早实现资本自由流动
网易财经：自由贸易给双方都能带来好处，但是今天美国为了保就业，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刺激出口。您认为这种政策可以复苏经济吗？
杨瑞龙：政治家一般都是比较短视的。因为美国做出的量化的宽松货币政策以及贸易保护是一种政治家的选择。从短期上来看，一个国家采取贸易保护可以在某一个时段上面，可能会为本国经济带来好处。但是从一个长时段来看，那显然，无论是对美国经济还是对整个世界经济复苏它是有害的。因此，我认为贸易保护好，还是自由贸易好，作为一个经济学命题上来讲，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答案的。但是到了政治家那里，由于他的选择的目标函数是不一样的，时段考虑也不一样的，受益成本的承受主体也是不一样的，因此才会有那个贸易保护和自由竞争的一种政策选择当中，到底应该选择哪一种更好。
所以在美国目前所面临的这么一种经济格局条件下面，奥巴马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基于国内的政治压力和经济压力，他选择了一种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那毫无疑问，对世界，对整个世界经济来讲，肯定不是一个好消息。但从短期上来看，从政治收益上来看，可能对美国来讲，对他来讲是个有利的选择。
网易财经：前些天轮胎特保案WTO也判美国胜诉，中国需要在未来几年对美国出售的轮胎支付高额关税。有观点说，既然美国能搞贸易保护主义，那么我们也应该搞这种贸易保护主义，报复美国，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杨瑞龙：从长远来看，可能我们中国可能会更倾向于采取贸易自由的，自由贸易的一种，一种长期战略。但从短期上来看，那毫无疑问，美国采取这么一种有损于我们中国利益的这么一种贸易保护措施的话，我们中国肯定会做出一个恰当的回应。这个回应本身，当然我们要让美国感受到，它这样搞贸易保护，在短期里面也可能会对它造成不利的影响。
但是我们从最终目标出发来讲，我们是要追求一个什么呢？一个更自由的贸易环境。
网易财经：您曾经说过，2001年加入WTO到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四个阶段。
杨瑞龙：嗯。
网易财经：改革主要是走向全球化，中国已经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是不是也应该加快资本自由流动的改革？
杨瑞龙：应该是这样的。前三、四年，中国加入WTO以前的话，中国是以改革带动开放；中国自从加入WTO的话，可能中国进入了一个由开放带动改革。因为签署WTO协议，就意味着我们将遵循一个自由市场的一个基本原则，然后向我们希望建立一个资源能够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通的这么一种格局，使得中国在适应全球化的过程当中，能够为自己的发展创造非常好的机遇。
资源全世界自由流动化，那当然肯定包括了什么？商品的流动，资本的流动。那么从资本流动角度上来看的话，肯定是逐渐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当中的自由兑换，那肯定是我们的一个应该追求的目标。但是应该看到，这个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中的自由兑换的话，它可能是需要恰当的条件的。那么如果这种条件没有得到基本满足的时候，茫然的，或者盲目的开放人民币在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话，可能会对中国的货币市场、资本市场造成一定冲击，这种冲击无论从短期来讲，从长期来看，可能未必有利于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
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有计划的实施了。比如讲比如人民币的结算，那个那个相应国家我们采取自由兑换，然后在香港我们开放了一些，一些有助于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兑换的一些窗口等等。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做了。但是肯定是要分阶段来实施。
网易财经：资本自由流动，我们应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理想状态？
杨瑞龙：我们现在和有些国家我们签订了点对点之间的一种可以用人民币来进行结算的协议，也可以说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可兑换的一个点对点的开放。接下来我们可能会做一个区域性的开放。接下来逐渐走向一个全球范围里的一个自由兑换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和平崛起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如果说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上不能自由兑换的话，一定会限制中国成为全球化当中的一个强国的地位的。因此从，从目标上来看，肯定是我们要努力做到人民币在资本项目当中的自由兑换。
地方竞争推动改革
网易财经：您曾经在一个报告中说，董事长与市长关系好的城市，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这里面的经济道理是怎样的？
杨瑞龙：中国的改革采取的是一个政府主导下的一个改革。所谓政府主导下的改革，就是利用已有的政治资源来推进市场化的过程。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我们可以具有一个实现市场化的一个空间。因此在中国就出现一个什么倾向呢？由于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市场化。但是呢，改革的主体是政府，那么我们通过那个采取一种财政分权的办法，让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升迁和他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从而引入了一个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通过地方与地方之间的竞争，导致地方政府官员为了追求政治升迁的话，不得不要通过发展实现。而为了发展的话，他不得不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为了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他不得不要推进本地的市场化。从而中国出现了一个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出现了一个市场化过程。
在这个市场化过程当中，中国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了，这个现象是什么呢？叫做政府官员企业家化。企业家呢，是政治家化。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通常来讲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政府官员，通常都有企业家的素养，而一个成功的企业家通常都有政治素养。因此在中国这个格局当中就变成什么呢，就是政治企业家和经济企业家联手推动市场化。
所以说，现在的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当中出现一个什么呢？一个成功的政治家，背后一定有一帮企业家朋友；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一定有一帮政治家的朋友。因为他们在某一个时段上他们比较相一致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政治家要实现政治目标，他要依靠企业家来发展经济；而企业家希望获得他的最大化利益，他要通过政治家那里获得一种特殊的关照。从而出现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之间的合作的这么一种现象。
那么这种合作里面，他们共同合作，来推进本地的市场化，出现了这么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网易财经：这会不会产生官商勾结的寻租现象呢？
杨瑞龙：西方国家告诉我们什么呢，你你要搞市场化，政治上就要民主化，你要政治上民主化，就要对原有政治框架进行全面的瓦解。这是他们给出的一种改革路径，这种自由化的改革路径，我们把它叫做“华盛顿共识”。我们中国没这样做，我们中国做的，现在把它叫做什么呢？叫做“北京共识”。“北京共识”总体意义上是什么意思呢？就在既定政治框架里面实行市场化。
那么看了30年，从30年来看我们成功了。我们继续在党的领导下面，我们通过自上而下的这么一个过程，推动市场化。这种市场化经过30年过来，我们去和东欧国家比，前苏联比，我们的市场化程度不比它们低多少。但是我们这样的市场化，在既定政治框架里做我们我们导致社会比较，这个转型比较稳定，比较可控，没有出现大起大落。但是它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在于由于我们过多的政府官员参与到政治过程当中。由于我们的公权力更多参与到经济过程当中，这个参与过程本身好处在于什么地方呢，它本身有动机推进市场化的。缺点是公权力或者行政权力进入市场化的过程中，是有途径可以变现的，或者有途径可以货币化的，这样就出现了所谓的腐败现象。
因为每个行政官员，在他主导下的市场化过程当中，他可能会制造出租金出来，而这个租金存在的话，就会导致寻租。而这个寻租出现的话，就是一种腐败现象。所以所以当代中国在在保留这样的一种改革体制条件下面，适时的推动社会体制改革，政府体制改革，通过外部力量对行政权力的限制、监督来，来抑制，来降低、减少腐败现象，是非常重要的。
网易财经：您刚才也提到考核方式，就是地方的发展，比如GDP之类的，这会不会导致地方政府一味的追求GDP好看，而不顾经济结构的调整？
杨瑞龙：官员更多的参与到经济过程当中，他的行为边际不清楚，导致腐败。然后地方政府官员我们让他在政治升迁当中引入一个中间变量，就是GDP。然后引入地方竞争，然后你为了在地方竞争当中占得先机， GDP你要上得快一点，这样政绩就表现的好一点。那么他为了政绩，就要追求GDP，为了追求GDP，他常常会行为短期化，甚至会导致破坏环境、滥用耕地，到处圈地，这么一种竭泽而渔的手段。
网易财经：解决方式您刚才也说了几个比较原则性的。
杨瑞龙：嗯。
网易财经：有没有具体的，比如说GDP不考核了，这种方法可行吗？
杨瑞龙：在中国当前，没有GDP考核肯定是不行的。GDP对地方官员来讲那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指标
如果说用绿色GDP来考核，它测量是很困难的，计算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说，我们的GDP考核还是要要的。但是除了GDP考核之外，我们还应该引入其他的指标来制衡官员的，比如说环境指标，比如讲民生指标。就是过去我们单一依靠GDP是有问题的，但是有问题不等于说要取消GDP考核，而是说在保留GDP考核的优势的条件下要减少它的缺点，那么就是加入其他的考核指标。
网易财经：这个操作性也比较强。
杨瑞龙：嗯。
权力退出 以权利配置资源
网易财经：您曾经说过改革中最重要的问题是产权，就是要把资源从政府手中转到市场中，这些年这方面有进展吗？
杨瑞龙：这个方面改革巨大。我们中国改革开放才30年，我们的改革的最大成就在于什么呢？就是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和价格改革，这是我们前三十年主要的改革。这两个改革的主要主要什么呢？就是通过资源配置权利，资源配置权，资源配置的主体发生转换，由政府转向个人，转向企业。同时引入了一个价格机制，通过价格机制来考核你什么呢？这个资源配置的效率大小，从而使得我们中国的财富创造主体发生了根本性转换。由原来你要我干，到现在我要干。从原来创造财富和我没有任何关系，到现在每个企业个人都觉得创造财富和我有很大关系，我创造财富越多，对我好处越大。这都是有产权制度改革、价格改革带来的。所以中国这改革开放30年主要在这方面取得很大进步。但是这个改革是有毛病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呢？毛病是它有可能导致差异性。
网易财经：您也说过，对资源的配置要从等级规则转向产权规则。那么怎么样才能实现这种转变呢？
杨瑞龙：改革？
网易财经：改革。
杨瑞龙：是吧。所以中国当代的主题还是改革。
网易财经：就是过了30年之后还是要？
杨瑞龙：我认为还是改革，还是应该是我们的主题。
价格干预会使权力借机回潮
网易财经：刚才您也谈到了价格改革。最近政府对商品价格进行了很多干预，这是不是对企业经营权的一种侵犯呢？
杨瑞龙：通胀归根到底是一个货币现象。那么尽管说，这个造成的原因可能是有多种多样的，有国际大宗商品的上涨，有结构性的上涨，有成本推动性上涨等等。但是这种上涨如果没有过多的货币量是涨不起来的，最终还是货币量的问题。如果说，引起价格上涨的因素没有解决，我们过多的引入行政手段，对价格进行管制，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一句话叫按下葫芦浮起瓢，通胀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没有解决的时候，你如果过度干预价格的话，那么一定会对市场造成一定损害。
我不主张频繁地、广泛地来通过行政手段来干预价格，来管制价格。
网易财经：可能有人想象不出来，您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价格干预会得出一个什么样的后果？最可怕的一个后果是什么？
杨瑞龙：那就是经济上的一些道理嘛。因为市场机制的核心就是价格机制嘛。那么如果价格过多受到干预的话，一定会影响市场机制对整个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会引发行政干预的回归。因为政府总是偏好于手中的权力的。你一旦给它一个机会，对某个价格进行干预的话，它一定会制造出更多的干预的。因为一旦把价格干预了，市场就失效了，而市场失效的话，那么被干预的价格来配置资源的话，导致更大的扭曲，那么这时候又会引发更多的政府干预。
网易财经：人们看到政府的干预越来越多，很多人把这种干预视为向计划经济的倒退。作为对改革深有研究的学者，您对此有没有担心？
杨瑞龙：我认为这就上纲上线了。
但是我们作为学者来讲，我们应该警示政府，让它更多的不要采用一种行政手段，而要用更多的经济手段来解决通胀问题。
网易财经：前几天发改委也不得不发了一个文章回复说，我们不是计划经济。
杨瑞龙：对。
网易财经：他们也比较担心这个。
杨瑞龙：嗯。
网易财经：还有一个问题可能也是回到之前的一个改革的问题，就是改革什么时候会再次作为经济的主题词呢？
杨瑞龙：现在已经是了。
网易财经：现在已经是了？
杨瑞龙：我认为，认为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就建立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也许到那个时候，改革不再成为我们的主题词。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因为过去30年，我们取得了伟大成就，毫无疑问，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未来30年，我们肯定在继续保持市场化改革的要求的同时，我们肯定要大力推进社会体制改革，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我们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比如增加透明，政治的透明度，增加对政府权力的外部约束机制，避免、防止、防范和消除腐败，这些都是我们未来改革的重心。所以毫无疑问，我认为改革不仅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的主题词。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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