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利事件背后的公私募基金暗战

网易财经12月1日讯 10月26日，曾经的明星基金经理、上海重阳投资原首席投资官李旭利宣布：因“身体原因”离职，并将从此离开投资界。【李旭利涉嫌内幕交易专题】

此时距李旭利离开栖身11年之久的交银施罗德转投私募基金上海重阳，仅仅15个月。

30岁时就曾管理30亿资产、自称“除了投资其他行业干不来”的李旭利，如今却忽然“金盆洗手”隐退江湖，天下英雄错愕之余，不免流言四起。

一位混迹基金圈多年的市场人士评论说：“李旭利年少得志，如今只有36岁，‘身体原因’能到怎样的地步，非要辞职不可？”

诸多传闻在一个月之后集中爆发。从11月22日开始，关于李旭利涉嫌“老鼠仓”被证监会调查、被限制出境、甚至“被捕”的新闻开始频繁出现，一开始李旭利还通过中间人有所澄清，但很快陷入沉默。

事件的推演很快超出了李旭利的个人问题，业内外的关注点迅速转向整个公募和私募行业。透过李旭利事件的背后，私募与公募积累已久的是非曲折成为新焦点。在《基金法》修订日渐迫近之际，李旭利被推上了山雨欲来之前的风尖浪口。

山雨欲来风满楼

“李旭利事件说穿了是私募冲击了公募”，11月28日，深圳一家PE的副总裁一针见血地告诉网易财经。该人士分析，李旭利被查最大的可能性是“被内部举报”，“按正常的逻辑，外人怎么会有证据去举报”。

从事态发展来看，李旭利事件最初缘起于老东家交银施罗德举报之说，（详见网易财经李旭利事件报道之一《李旭利事件背后的交银恩怨》），但交银施罗德随即否认了这一说法。与此同时，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背景则是上海掀起的一场摸底风暴。

李旭利事件背后的交银恩怨

据网易财经调查，早在今年4月到6月期间，上海证监局曾对多家公募基金公司进行临检。

李旭利事件曝光不久前又再次对阳光私募进行了一次大摸底，摸底内容包括从各个渠道收集阳光私募的资料，包括从业人员的背景等。而对于李旭利个人，上海监管部门也确曾调查过，而且出具了处理意见，只是意见的具体内容讳莫如深、鲜为人知。

此后，有报道称关于李旭利的调查已转为由证监会稽查局负责，但至于调查的详细进展，始终没有确凿答案。

11月24日，网易财经就李旭利被查传闻求证于证监会内部人士，该人士回复与证监会稽查局副局长毛毕华的说法如出一辙：“现在没什么可说的，到底是不是调查阶段，现在也不好披露，这些事情都还不确切。”

但当网易财经继续追问“是不是正在进行调查工作”时，他未予否认，其委婉地表示：“我们对案件的处理上非常慎重，如果有确切结果，我们也不会捂着盖着，肯定会告诉大家。”

另外一位证监会知情人士也向网易财经透露，外界传闻并非通过证监会正常的信息披露渠道发布，传闻是否准确，现在还没有定论。

就在李旭利事件的相关各方保持沉默的同时，坊间关于“证监会稽查基金经理”的说法已从李旭利一例全面铺开，值得一提的背景是：11月16日，国务院协同证监会、公安部、监察部、国资委、预防腐败局等五部委共同起草的《关于依法打击和防控资本市场内幕交易的意见》下发，这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众多江湖传闻的注脚。

据网易财经不完全统计，仅在11月间，出现异动的基金公司就有4家，其中包括华夏、申万巴黎等业内巨头。而国海富兰克林基金公司原基金经理黄林在以“个人原因”离职后，也被爆因涉嫌“老鼠仓”被监管部门立案处理，其情节与李旭利如出一辙。

好买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杨文斌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透露，该研究中心近日受证监会委托，已完成一份对私募行业整体现状的研究报告。但对于报告的具体内容，杨文斌表示要在12月2日第九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年度峰会上提交后再对外透露。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关于这场稽查风暴的缘起，业内看法大致分为两类。一类观点认为，在全球各大经济体持续采取量化宽松的预期下，境外热钱的涌入将是明年监管层面临的一大考验。因此，有关部门需要提前打一轮“预防针”。

更多观点则指向近年来公募基金与私募基金间日渐失衡的发展态势。前述一家私募公司总裁直言：“现在的公募有点像小鬼当家，根本没有竞争力。”

一私募界研究员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坦言，李旭利事件引发了公募制度的反思，同时对私募界也会有一定影响。该人士分析，无论是在激励机制还是持仓等各个方面，目前公募制度对基金经理限制较多，“在这种情况下，从公募跑到私募与各路高手PK，是很自然的事情。”

“公募基金的研究员，一年也就拿到50万，到私募做得好可以拿到500万，如此大的差距你说他会选择哪个？”该人士反问道。

事实上，如今优秀基金管理人才持续、单向地从公募向私募流动已是公开的秘密。据朝阳永续私募数据库的不完全统计，截至2010年10月14日，从事阳光私募行业的投资经理共有311名，其中有55位具有公募背景，占总数的17.7%。他们中的大多数在公募基金担任过基金经理或投资总监等职务，也有一些是在公募基金中担任高级研究员、研究总监等职务，少部分人士曾在公募基金担任过董事会、管理层或营销部门的核心职务。

从各年度投身阳光私募行业的公募背景私募投资经理人数来看，2006年有2人投身私募，2007年有13人，2008年有11人，2009年有15人，而2010年到10月初已有14人。显而易见，基金业界弃“公”投“私”之势已越来越难以遏制。

对基金经理个人利益而言，弃“公”投“私”实为自然之选。据了解，基金经理一年的平均收入大约在30万-300万元之间，即使是明星基金经理王亚伟，也只是有过“年薪千万”的传言，而在私募基金，优秀经理年入千万绝非罕见。

即便在阳光私募基金，私募基金经理也能提取绩效部分大约17%作为报酬。对于公募基金动辄管理数百亿规模的基金经理来说，这是一个只能令人浮想的回报比例。

求根溯源，基金业最初的规范是1997年11月5日国务院批准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期初，全国人大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准备起草包括产业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在内的《投资基金法》，后来却变成了《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关于产业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和私募基金的法律规范却被搁置至今。

制度的真空引发了公募基金诸多问题，甚至直接影响到公募管理层乃至监管层心态。原全国人大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小组组长王连洲曾在受访时怒斥：“最严重的问题是公募基金成为私募基金的黄埔军校，广大散户用自己的血汗钱为年轻的基金经理交学费，这些基金经理积累经验后就跑到私募基金赚大钱去了，成为服务富人的专业理财师。”

王连洲指出，公募基金经理纷纷跳槽一定是制度上出了问题，允许公募基金经理买自己投资的股票，但要强制性信息披露，公开透明地接受监督。基金公司高管和骨干员工可以持有公司的股票进行激励，但基金公司通过特许牌照积累了丰厚利润，入股的价格应该有限制。

按照王连洲理想中的状况，未来基金公司应该建立投资收益为核心的考核机制，让更多优秀人才留在公募基金为大多数老百姓家庭投资理财。

南方某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在接受网易财经采访时表示，从美国等发达市场的经验来看，共同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在市场中的份额和作用应该是十分巨大的。中国的私募基金正在高速发展的门槛上，过程中难免会有各种磕磕碰碰，不排除监管层有意识地“杀鸡儆猴”，通过严查像李旭利这样知名度较高的典型，在一定程度上对公募基金人才流失进行人为限制。

困境中的基金经理

“我在做研究员的时候就认识李旭利，人很随和，不是喜欢那种得罪人的人”，一位与李旭利关系密切的私募研究员告诉网易财经，在他印象中的李旭利，“对人很好”、“没架子”、“其实很低调，只是敢说真话而已”。

所谓敢言，指的是李旭利对于“老鼠仓”的看法。2009年12月2日，在第八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国际论坛年度峰会上，李旭利的直言道出了不少基金人的心声：“很多人成为‘老鼠’，是因为大家没有什么机会处理这些财务问题，倒不一定是道德败坏这些问题。”

道理很简单，我国《证券法》第第四十三条明确规定：证券公司从业人员在任期内，不得持有、买卖股票，也不得收受他人赠送的股票。同时禁止参与股票交易的人员持有、买卖股票的，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股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以买卖股票等值以下的罚款。

该游戏规则无形中构筑起一种博弈困境：一方面，如果基金经理决定进行股票投资，那么无论是做“老鼠仓”还是自觉与职务做隔离，其承担的法律风险是相同的；另一方面，即使失风被抓，其面临的仅仅是“退一罚一”，与可能的高额回报相比，其震慑力远远不够。

在李旭利看来，以详细披露为前提，美国、香港等成熟市场的基金投资人员都可以持有股票，但“因为我们可能觉得这个披露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一刀切掉了，这个结果并不是这个人一定要做成老鼠，而是会形成基金行业从业人员一个逆向选择的问题”。

“作为一个正常的股票投资者你每年的长期年度回报应该是10%，这应该不是一个非常离谱的事，10%的收益如果我一年100万的薪酬的话，我这里面有1千万的资本我不用在这个公司里面做了，我可以通过自己的投资收益取得了，其他的时间可以旅游休闲，为什么干那么多事情呢？”李旭利反问道。

李旭利当时指出，不合理的激励机制与监管体制正在倒逼不愿做“老鼠仓”的投研人员离开公募，选择更加宽松的个人财务环境。话音未落，一年后他却身陷“老鼠仓”疑云乃至“金盆洗手”，令人不得不喟叹命运吊诡。

公募基金倒逼变革

李旭利所言的“倒逼力量”不仅仅体现在基金经理的弃“公”投“私”，公募基金的变革也同样受此影响。

对基金经理而言，弃“公”投“私”亦非万全之策。一位私募圈人士对网易财经分析说，做出成绩的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之后，在获得巨额收益的同时，也面临巨大的业绩压力。同时，公私募企业环境的不同，也使得基金经理跳槽之后，未必就能复制自己在公募时的辉煌成功。

“有些成功的公募基金经理往往会忽视企业研究团队对自己的支持作用，而这往往是私募基金所缺乏的。”这位私募圈人士说。在他看来，基金经理“公转私”也是一桩颇具风险的投资，之所以会成为公募基金经理趋之若鹜的职业归宿，与公募基金股权激励机制的长期失位有着密切的联系。

事实上，面对公募基金激励机制失效的质疑，监管层已经试图加以改善。10月12日，证监会基金监管部副主任洪磊向外界传达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随着《基金法》修订工作的完成，离开公募基金的那些高级管理人、基金经理，只要没有违法违纪的，也可以重新注册自己的基金管理公司。”

2010年11月1日，证监会公布《基金销售管理办法(修订稿)》征求意见稿， 一天之后，洪磊再度携手华夏、易方达、嘉实、南方等多家基金公司总经理一同亮相“金麒麟”论坛。引人瞩目的是洪磊在此次公开亮相中，直面敏感的股权激励问题。他表示，未来将逐步降低新基金公司设立的门槛，引入股权激励机制。

公募基金引入股权激励机制这一制度设计也同样为公募管理层所认可。东吴基金总经理徐建平近日在接受《时代周报》采访时就指出，“现有的公募基金制度没有将持有人、管理层和股东三者的利益完全捆绑在一起，而在私募，这三者的利益是重合的。”

徐建平同时表示，从国外基金行业的治理架构来看，其决策层构成主要是独立董事和公司管理层，管理层一般都拥有该公司股权。公募基金应该向国外成熟市场学习，从公司治理结构上做出改善。

“以后公募基金经理持有公司股份将会成为一种常态。”徐建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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