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世纪里的美国”文字实录

Taro Kone：今天首先来看一下今天所发生的变化，包括之前2002年的时候有这样一本书，就是美国世纪的结束。布什政府认为在布什政府期间，能够对整个世界历史发生变化，推动历史的进程。

在这个报告中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坚实的观点，中国的力量在不断的变化，美国的力量在下降，中国的力量在上升。而且我们看到包括中国、土耳其和其他的国家，在整个的全球框架之中我们看到也应该带来了不同的一些制度的体系。这个制度体系和我们之前是不一样的。

第一位是中国的发言人，他是在60年代美国的报告，这个报告得到了我们的很多关注。我们刚从美国过来，看到美国的经济方面的人士都对此感到（非常关注），包括今天对美国经济的形式也不是非常乐观的。

首先Kurt Tong是资深的人士，也是我的老朋友，没有想到我这个朋友现在变得这么出名了，他是日本自由民主党的代理秘书长。而且我们看到他在这方面也作出了很多的贡献。

还有托马斯·弗里德曼，他是美国人，他事实上更多的像是全球的国际人士，他是美国纽约时报的国际事务专栏的作家，还有Moon Chung-In，是延世大学的教授。还有Charles E. Morrison，他是美国的东西方中心的主席。当然，最后还有崔立如，他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院长。

首先让我们讨论一个问题，然后进行更多的互动。

Taro Kone：我觉得没有必要在中国和美国之间进行区分，像亚洲世纪中的美国，或者美国世纪中的亚洲都不是完全的说法，这是第一个点。

第二我们必须看到关键点，包括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美国在下降，包括美国的经济基础也得到了削弱，我们必须准备好这一点。

第三点就是我们过去和现实有差异，我们知道美国的力量有下降，但是我们事实上是希望能够理解美国，他是一个持续的力量。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了对美国的传统概念的想法和现实的一些变化，但是没有美国人或者亚洲人愿意承认这一点，也就是说美国的力量在下降，或者是美国的一些承诺基础在削弱。

也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亚洲人有一个习惯就是希望能够搭便车。美国的能力即便在削弱，但是美国仍然有一种行为，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霸权方面的领导的行为。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误导的，就是认为权利在下样，或者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新的平衡，我觉得一个新的平衡是比较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规模或者力量把世界区分。但是如果我们更深入一点看待这个问题的话，能够使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加复杂。

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模式，能够更好的了解对方，而且能够获得共同的繁荣和平。

Taro Kone：非常感谢。

崔立如：首先美国在政策上有了一些问题，或者美国经济出现了一些问题。另外一点是由于亚洲的崛起，这并不是坏事，因为这些国家的力量在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其他国家的力量在发展，所以美国的力量可能相对有所减弱。

考虑到我们过去15年到20年中是一个独特的时期，也就是说在冷战结束之后，另外一个大的力量，也就是他崩溃了之后我们看到美国变成了一个唯一的大国。这是一个相对的变化，也许并不是坏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我们怎么把这个局势进一步扭转呢？我觉得要看一下美国自己的表现，首先是国内的技术经济的表现，包括管理负债，这是非常严重的。而且超级大国不可能永远持续，光靠借贷不是一个很好的情况。

但是我认为对于美国人来说，他仍然是非常有动态的国度，而且还是有力量的，并且能够保持超级大国的地位。尽管这种超级大国的地位略有下降，但是仍然对亚洲会有一个影响。

但是其他的国家的力量也在不断的发展变化，所以美国必须要应对这些局势，而且使他们的政策也更加适应这个局势，这是我的观点，谢谢。

主持人：我希望能够听一下你的想法，我们考虑到如果是一个亚洲的世纪，如果你认为这是对的话，那么你觉得在这个世纪之中日本占有多大的位置？

Taro Kone：这是一个非常难的问题。事实上我们正在选择第三个，事实上亚洲是需要美国的军事力量的，比如空中或者海上等各个方面。尤其海域的自由对于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日本在这个领域一定会支持美国，我们将会支持他们。

美国必须要越来越强大，首先他们必须解决赤字的问题，不仅是我们认为的赤字，而且要展示他们和我们拥有共同的价值。美国在京东议定书或者其他的一些议定书，美国在这方面是没有承诺去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觉得很难向日本人民说明我们是享有共同的价值的。所以美国人应该真正的向世界展示他们和我们享有共同的价值。

另外他们必须对移民保持开放的大门，美国不是一个白人的国家，乃至亚洲的移民将会使美国和亚洲的联系变得更加强，而且对亚洲的承诺应该更加强，所以我觉得美国应该做这些方面的工作，以便于他们能够更好的在亚洲发展。

主持人：非常有意思，我们看一下Charles E. Morrison，来自于美国东西方中心的主席。

Charles E. Morrison：首先我非常同意Moon Chung-In教授的话，我觉得这并不是一个亚洲的世界，这是一个全球的世界，就是说亚洲可能更加崛起一些。现在我们看到已经进入了亚太地区，现在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大趋势。

那么首先来讲对经济来讲是有一个战略意义的，我们觉得美国在这方面是非常赞同的。但是我们是一个国际的力量，尤其是在军事方面，但是我觉得经济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那么第二个部分，全球化是美国必须要承认的，而且事实上也是在美国发生的。这样的情况希望我们在国内游更多的变化来适应。那么我们现在看到的，包括我们的这些政治家，更多的应该找到一些方法，包括一些国际大公司等等，不要使他们的局面变得更加困难。

另外一点，我们中国的经济，1978年之间的改革开放有了很大的崛起。但是我们看到比如说朝鲜，还有一些恐怖主义，这是很大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我们应该更多的让美国了解他自己的局面，了解他的能力，而且不管怎么说美国还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社会。

而且有很多的移民，他的政治体系是避免我们的权利过于集中。而且这个体系也是有很大的开放度，并且有很多的潜力，能够让我们接受外来的都是。所以我觉得美国将会继续成为世界或者是权利的中心。

主持人：谢谢，你可能更多的是承担的政府的职责，Kurt Tong不仅仅是对美国或者亚洲的评判，这个局势应该是什么样的？

Kurt Tong：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非常乐观的，也就是说有关于美国在亚洲的影响，这个局势应该是非常乐观的，供求两面都是这样的。

而且我们看到美国在亚洲有很多的承诺和受到欢迎。我们看到有一些很强的，比如两年前美国的金融危机，当时人们很担忧。而且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有所回暖的时候，全球包括这个地区也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包括在G20国家的感觉，所以说我们看到这是一种需求层面的，就是人们希望能够更多的参与到亚太的事务。考虑到长期的局面来看，美国的力量就是能够在亚洲，像Taro Kone说的重要的部分，就是更多的是经济增长率。

我们看一下美国经济的潜在增长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准，能够让美国的力量在亚太地区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在供求方面，我想美国政府同时还要关注到新部门在亚太地区的发展，他们都可以在这方面看到美国政府积极开展了外交活动，我们可以看到克林顿国务卿以及奥巴马总统，在这方面实际上都对中国和亚洲国家的外交关系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包括日本等等。

美国一直在积极的维护他和盟友的关系。同时我们不光看到了美国非常高层的外交努力，美国的经济政策也进行了调整。奥巴马总统已经明确地说希望能看到美韩的自由贸易，协定能够解除丰硕的成果，而且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很多的努力。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努力，包括外交的、经济的，以便能够在亚太地区制定出符合现在美国国情的政策。

而且对于商务环境也建造比较公平、自由竞争的环境。

主持人：我们还谈到了印度问题，印度也是亚太地区非常重要的国家，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的经济也是非常有活力的。由于亚洲国家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托马斯·弗里德曼您是不是有这方面的见解？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想在看待亚洲问题的时候，应该把他放在全球的角度下去看。我们可以看到在几年以前人们做预测的时候，恐怕都犯了错误，像我自己一样。为什么会错呢？很多事情大家都是想不到的，比如谁知道冰岛后来出现了这么大的麻烦？

还有技术的整合，现在技术的发展也是非常快的，大大的降低了成本。现在整个世界像变成了一个平面的世界，很多事情都要完备、完成。但是我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谁来做这一点，比如说谁有这样的创新能力，谁就有可能成为第一个能做到的。比如我们在天津就谈到了创新能力的实现。

那么在亚洲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激烈的经济竞争，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对于各公司来讲都是如此。现在随着竞争的不断推进，你在市场上整个的站位就取决于你如何来决策，你有没有这样的能力。

由于现在的世界是一个平坦的世界，技术不断的飞速发展、整个的成本在不断削减、环境在不断的变化，现在所有的东西都成了商品。

在这个竞争中间非常重要的就是技术创新的灵感，我们可以看到在亚洲中国，出现了很多这样的技术创新公司，比如像阿里巴巴等网络公司，他们都可以做很多的工作，而且他们的工作只用电脑就可以做了。

所以我认为现在可以看到世界已经分成了不同的层次，我们把他分成有高度的想象能力、创新能力的国家和比较低的创新能力的国家。

所以我们用这个标准可以来看一下中国和美国，美国的权利现在实际上是在下降的，但是你要是用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和创新能力标准来衡量的话，美国的国力并没有下降，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富有创新能力的国家。

我们不能再用传统的方式衡量每个国家的实力和权利，比如说像对美国一样。我们要首先看到美国现在组织的，也就是说阻碍美国前进的因素就是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华盛顿这帮人实际上都脑残了，他们的大脑都死亡了，他们不能够及时的做出最正确的决策。

但是在其他的层面上，我们是可以做出非常好的政策，而且我们有这种能力。

但是由于政府的阻碍因素，大大减低了我们这方面的能力和成就。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各个地区由于政党的不同，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党派争斗，在基层人们富有积极的创造力来发展经济和技术。而且现在英特网使得人们可以使用数字的技术来推出他们各种各样的产品，包括政治上的。比如像总统竞选等等这方面的事件，都可以用数字化的方式呈现出来。

但是所有的发展因素使得人们造成了一种非常短视的做法，特别是我们在华盛顿的政府是不行的。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发展、美国的航空工业，像我们的航天飞船技术发展，我们可以看到美国人的技术创新能力是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更强的。但是政府是拖后腿的。

所以作为整个国家来说，我们不能够得到我们应该所得到的强大的实力。

主持人：谢谢托马斯·弗里德曼。我有一个问题，您谈到了HRE，就是富有这种创新和想象能力的国家。我想美国的规模是非常大的，有非常丰富的资源和财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实际上和美国对比起来也是有了非常大的发展，就像Google一样。

而美国就像GM，也就是像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形象。而且我们可以看到美国在教育方面也进行了很大的投入，但是很多在美国学校学习出色的学生都是亚洲背景的。像英特尔公司，英特尔公司实际上也招收了很多全球的人才，在这方面如果美国不及时赶上采取政策的话，有可能会落后。

我曾经问过中国官方的人士，中国在这方面的战略是怎样的，有一位官员就跟我说，我们希望美国继续去忙中东、石油这些国家，不要管我们，把中东这些事让他们集中精力去干就行了。

还有中国沿海的领土纠纷的问题和邻国的领土纠纷的问题，最近我们也看到了一些事态的发展，所以中国希望美国去忙别的事，而不要在中美关系上造成很大的困难。Charles E. Morrison你对这个有什么评论？

Charles E. Morrison：我就讲一两点，我同意你们刚才说的，但是我想任何观点都不应该走到极致，不应该极端，不管在各个地区和国家都是如此。

现在随着全球化的继承不断推进，我们看到技术也在日新月异的发展。我想美国的教育体制确实是有一些问题的，而且美国国内确实有很多的问题都需要自己解决、改进。

谈到亚洲的方面的情况，我并不认为美国的政府在政策方面有特别大的调整，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高官对亚太地区都进行了访问，非常关注中国。

另外美日关系也有问题需要解决，美中关系现在也在推动这方面的对话，但是也存在着问题。

那么我们谈到了全球化的观念，现在中美方面已经开展了一种战略的经济对话，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

Moon Chung-In：我认为韩国对于中美关系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站位呢，这是我考虑的问题。这种关系是不是能够推进整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实际上这和中日的关系也是有相关联的。

就我个人来说，在亚洲现在发展的趋势好吗？我觉得不好。因为我们在推动全球化的时候发现有冷战的因素，比如中日、美日、中美等等。我们可以看到中日关系，钓鱼岛的纠纷，还有韩国、美国，中美关系。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地区现在实际上已经开展了冷战的因素。

像刚才已经指出的，现在美国的实力已经有所下降，但是在这个变化的环境中间还是要尽力的来搭建一个架构，以便能够保持这个地区的稳定和持续性。因为美国实力的衰退已经是引起了非常广泛的影响。

实际上中国对这个变化的国际形势也应该做好准备。

主持人：谢谢。

托马斯·弗里德曼：你说的非常有意思，我曾经在北京和中国的朋友交流过，他们说你实际上夸大了中国的实力，而且也夸大了美国的实力的衰退。

实际上这可能也是很多人的看法，或者是相当一部分人的看法。而且人们也对此提出了很多的问题，因为你如果不从内部清楚的看到的话，你很难看到整个系统内部的脆弱性和他的问题。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两方面如果没有非常强有力的领导的话，那么会出现问题的。

在伦敦的时候，当时一个荷兰的记者采访我，他说你的一些观点实际上已经是在报纸上得到了报道，那么你们认为怎么样？他们说不是太好，为什么呢？他说实际上你应该谈到领导力。

那么他们当时是非常不同意的，而且所有的观点都是关于领导力的，如果没有一个中国的领导力，比如说我们在30年的时间好象整个世界都是反对我们崛起的，但是并不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必须要看一下一个平衡的方式，如果说美国的领导和政府、美国人没有一个对话的话，我们觉得也是有问题的。

的确是有这样的（问题），没有办法的，人们没有意愿非常诚实的进行交谈，如果在这方面没有办法做到的话，我们的确会失去我们期待的人民出现的反应。

Kurt Tong：我想说一下在这个地区的情况，我非常同意Moon Chung-In教授的说法。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应该有一种感觉，也就是在区域之间的合作来解决一些重要的问题。比如看一些挑战、经济、环境，还包括反恐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共同合作的，而且尽管我们看到在这个地区有一些竞争，这个竞争事实上并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更好的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必须进行合作来解决这些问题，包括我们的“绿巨人”、“绿怪物”的问题，也能够让我们更好的承担责任，解决我们区域的问题。

Taro Kone：我们应该真正的做好准备，就是在中国崛起之后，日本、美国，我们的亚泰地区都是由中国的崛起而获益。但是由于日本和韩国变得越来越老，这是很快的速度，但是我觉得中国会老的越来越快，因为他的一些政策。

如果这个情况出现的话，对全球经济会出现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应该做好准备。美国在军事力量上有所下降，但是我们觉得应该有另外一个处理的方法。但是我觉得美国并不是有办法解决今天的问题的，我们必须有一个相应的额外的备选方式。

俄罗斯有可能加入北约，这种情况下，韩国和日本可能也希望加入北约，所以我们需要美国的解决方案的其他解决方案的备选。

主持人：我觉得中国在崛起，但是比较脆弱的，像脆弱的一个小的爬山者，那么你们会不会有一些怀疑？就是对美国的力量下降。而且很多人不希望美国衰落，不是说美国正在消失，但是美国在全球的责任，比如你看一下美国的T党，他更多的是关注美国人的利益，他们更多的是说应该关注自己，如果这种情况出现的话，中国将会怎么样前进呢？

崔立如：事实上中国现在有很多的挑战，首先是中国自己的挑战，因为在这方面我们还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中国的成长事实上是非常快速的，但是中国本身没有准备好，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还包括一些非常高的期待和责任。就是说希望中国承担的责任，这是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我们现在是非常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世界，这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也就是说他有越来越深入的各国之间的依存度。这样的情况下有越来越多的共同的挑战，希望我们共同的努力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是我们主要的是一些大国，如果我们想要承担这些挑战的话，所有的这些国家必须有这个能力来做这些事情。但是对这些国家，尤其是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来说，他们首先的目标肯定是发展他们自己。

而且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国家是有很多不同的目标的。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很难达成一致，来作出一些共同的决策在每一个领域，这是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挑战。

另外一个挑战就是关于领导力的，包括在很多的会谈中，包括同事也在说我们可能没有任何的领导，我们不相信领导的一些国家。而且我们觉得美国也是犯了很多的错误，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更多的是需要一种协调，希望能够找到一种共同的一些利益和基础。

但是即使是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我觉得对于中国来说，另外一个负责重要的（问题），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来讲都是稳定性，而且这个稳定性能够支持所有国家的利益。而且我们看到所有的国家包括在美国都面临着一个新的局势，包括在国内的局势，还有包括在外界的环境。

所以说稳定性是非常重要的，中国是非常关注这一点的。但是在变革的时期，或者过渡的时期缺乏领导力的话，就会缺乏稳定性。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使这个形势变得更加稳定，这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挑战。

也就是说过渡期不应该太慢但是也不应该太快，过渡期的本质就是应该让我们有一个更加平衡的，而且有更加合理的关系。因为很多年来美国已经占了主导的决策了，但是这并没有带来很多的平等，也不是非常合理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局势应该有一个变化，就是国际形势的变化希望有更多的平等。

主持人：谢谢，我们现在进行问答环节，也许您有两三个问题，请您问一个问题，如果问多的话我会打断您，这位先生。

提问：我是来自于俄罗斯的，您说过美国应该更接受移民，我觉得作为一个日本的政治家这一点比较有意思。我觉得事实上日本在这方面也不是非常开放的，而且是非常霸权的，就是很难变成一个日本人，要变成一个日本人比变成美国人更加难。

我的问题是日本是不是也应该更加的开放？你觉得日本是整个亚洲崛起的一部分，还是说是亚洲崛起中比较衰落的一部分？

Taro Kone：我觉得没有其他的能让日本对移民进行开放，日本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但是我们的人口在不断的减少，我们没有更好的社保，或者养老金的体系也是没有办法支持的。我们看到我们的核心价值就是说日语，而且我们有一个皇帝，这是我们两个的核心价值。

还有其他的方面必须在21世纪得到改变，我们可能会开放，但是不仅仅是对于移民来讲，而且是对于我们的经济也要更加的开放。

主持人：非常感谢，这位先生。

提问：我是来自于中国的记者，我们知道在经济上面东亚和美国、东欧是比较持平的，但是在政治的角度来讲，我们和这些国家有很多的一些不同。那么我们怎么做一些能够保证东亚、亚洲地区的平衡。

主持人：就是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尤其是解决亚太地区的问题，或者美国能做什么。

Kurt Tong：我来简单说一下，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问题，包括这个地区的国家，还有一些私营地区、私营领域应该更多的参与，而且要建立一些经济发展的共同规范。所有的这些国家都能够更加尊重这些规则，而且比如说经济将会怎么样进一步的发展。

一旦有一些共同的国家的话，我觉得这方面经济的发展，而且经济发展的利益将会得到更好的分配。

主持人：比如说一些欧洲的对话的形式，而且你是说现在的市场机制不是足够的，那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Moon Chung-In：从战略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的确有更多的合作体制。包括朝鲜的核武器问题，只能够帮助我们的政治比较稳定。那么在经济的领域我们讲一些自由贸易区，我觉得这种经济的合作一方面是好的。

首先让韩国应该和美国包括中国和日本，能够先有更好的自由贸易合作区，这样的话能够让美国更容易参与进来。但是我不是说北约的这个建议，这个建议我是不同意的。

提问：有一些好的想法不一定现在完全有一个理由的，比如说像有一些国家的主权，是他们自己来治理呢，还是有一些联盟来进行治理更好？

Taro Kone：我觉得这方面很多人在说，但是谁会超过这个国家的范围呢？不是联合国。我们在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但是我觉得国家的体制将还会持续。

Moon Chung-In：尤其是在东北亚，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体制是非常非常深的，但是我腾不能问你一个问题，托马斯·弗里德曼，你对华盛顿地区有一个很好的分析，你觉得包括在亚太地区会对我们有一个更好的影响吗？

主持人：我觉得事实上华盛顿更多的是关于自由言论和自由的政治等等，而且对于我们来说，事实上东亚地区更多的是关注一个市场。我认为华盛顿并不是说要从幕后来操纵公众舆论，我想他们那些领导人还是很有思想的。

只不过他们也有一些问题，有的时候他们不知道怎么来做，他们非常理解美国人确实需要进行重造，以便面对现在新的全球形势，以及国内的形势。现在他们已经认识到美国不能自己全都包起来都干了，他们清楚的认识到了这一点。

而且现在也意识到了其他的国家也要发挥他们的作用。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WEF的主席曾经说过，现在这个世界的环境越来越混乱了，现在经济论坛也要面临很多这样的问题。

提问：我想问的问题是中美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已经产生了很多的矛盾。

主持人：我想她实际上的问题就是现在美国工业的消费的架构都发生了变化，也就是说中国更像一个生产国，而美国像一个消费的社会。

托马斯·弗里德曼：我们可以举英特尔和其他的公司作为例子，美国社会实际上可以把这些公司看作是有非常高的创造力的代表。而且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利用中国的能力，比如中国的很多人才和其他的资源，来增强自己全球的供应链的实力。

实际上这方面的模式已经开始形成了，对于美国来。

最近我曾经看到一些记者朋友，我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形势的分析，我们发现很多好的分析实际上都是从报道中得来的。因为如果你身临其境了解一些小的情况，那么你就了解他真实的情况。

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何能够在高层的设计中间坚持这种做法，就是说要不断的进行上下的衔接。

提问：到目前为止没有讨论的问题就是中美的经济模式的问题，非常清楚的是中国是一个专政的权利、集中的权利，所以他很有自己的特点。那么现在美国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自由市场取向的架构。所以这两个模式将来如何能够融合？

提问：到目前为止没有讨论的问题就是中美的经济模式的问题，非常清楚的是中国是一个专政的权利、集中的权利，所以他很有自己的特点。那么现在美国的模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是自由市场取向的架构。所以这两个模式将来如何能够融合？

主持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这不光是自由市场和非自由市场的比较，同时也谈到了中美两国的体制上的不同。我们可以看到实际上这种国有制的浪潮也可以反映到其他的国家，比如说很多国家的石油公司现在已经都国有化了，所以您在这方面有什么看法吗？

崔立如：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现在人们谈到了很多中国的模式，我认为中国实际上是非常精明的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比如像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等等这些国家的经验。而且他是一个政府指导下的市场经济。

那么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这种模式恐怕比美国和其他地区的模式更适合中国的情况。

主持人：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温家宝昨天谈到了中国资源的问题、社会福利问题和提高工资待遇等等的问。中国是不断的要在经济、收入上升的时候保持社会的和谐，同时还要增加他自己的储备，当然这种做法是否能够取得成功还是要接受将来的考验。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中国国民对现在的状况还是挺满意的（原因）。

Charles E. Morrison：我觉得中国现在的情况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总得来说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好的话，那他就会有比较强的实力、比较繁荣。对于美国来说，美国主要的问题就是要采取适当的措施来促进本国的经济繁荣。

托马斯·弗里德曼：谈到国家资本主义的问题，像Charles E. Morrison刚才说的，我想这恐怕不是一个将来应该发展的趋势。去年我们也讨论了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制造业，人们也在讨论他的白领工作、蓝领工作的问题。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随着技术的发展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在软件方面，人们可以在网络的平台上使用这种开放码的资源来开展自己的业务，进行设计。这不光是原子的技术，汽车制造业也是如此。

现在大家都提出问题，就是看将来世界发展的趋势应该是什么样的，我想恐怕大的工厂还是要采取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运营的。

主持人：那么我们再讨论一下权利转移的问题，大家都可以看到，在过去几十年国家的实力在不断的变化，又经历了不同的年代。比如像冷战，后来冷战消除。那么艾森赫威尔（音）总统曾经也成立了不同的团队，来讨论将来的战略应该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

他成立了三个不同的团队，每个团队都应该有自己的研究，然后根据自己的研究形成他们的看法。我想就像我们一样，我们现在讨论世界的情况也有不同的观点来进行争论。我认为一个多元化的体系恐怕是比较有意义的，这样使得人们可以有更丰富的体验和信息的了解。

而且可以从多种角度来看这些问题，不管是用任何的方式，我们都可以看到现在发生的这些过渡的阶段确实是造成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们都进行了非常有益的讨论。

我想感谢在座的各位嘉宾，他们是崔立如和Charles E. Morrison、Taro Kone、Moon Chung-In和托马斯·弗里德曼，以及Kurt Tong，感谢各位的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