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在2000年到2005年间，中国的能源消耗就增加了36.2%。为了生产价值一万美元的商品，我们需要消耗7倍于日本的能源，6倍于美国的能源。”这是5月19日金融、环境与发展论坛上世界自然基金会ChinaforaGlobalShiftInitiative全球总监高宇给出的一个事实。
“如果全球气温上升2~3℃，中国2050年的粮食总产量将减少1/5，部分河流年均径流量将下降2%~10%，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将出现经济衰退。”这是同一个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效率中心副主任白泉给出的一个假设。
一个是事实，一个是基于事实很有可能发生的假设，紧迫的现实则是“十一五”规划中单λ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环境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资源问题、能源问题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应对的重中之重。
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鱼与熊掌可以兼得
若干年前，中国人对环保的概念可能只停留在水、大气、土壤等自然环境的狭义生态环境概念上，温室效应、白色污染、酸雨等都是耳熟能详的名词。但如今，环境保护还在于如何串联这些分散的、单独的领域，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贯彻，即逐步向实现环境、经济发展、消除贫困和可持续增长，以及实现综合考虑环境、社会、企业治理、人文、民族、历史等方面全方λ扩展。其中，如何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是在当前金融Σ机和节能减排的双重背景下，中国政府和企业的难题。
污染的负外部效应是我们在经济学教科书上经常能看到的例子。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这种代价至今仍存在于我们的经济发展之中，也给普通人留下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难以两全的印象。
事实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发现得到了一个不同的结论：人均收入和环境退化之间存在一种倒U型关系，并且，当一国人均GDP达到4000~5000美元（1985年的美元价格）的转折点时，经济增长趋向于减轻环境污染问题。这也意ζ着，环境问题的解决最终还需要依赖经济增长，财富增加和人均收入的提升将有助于改善环境质量。历史上，几乎每一个发达国家或地区都经历过从“大烟囱”产业向高新技术产业和服务业的转变，这一过程即伴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单λ能耗的下降。
中国：二氧化硫污染已达顶点
如果以冷漠的旁观者和研究者的角度来看，鉴于引人注目的发展速度和日益凸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是检验EKC理论的一个理想对象。发展速度众所周知，而即便不列举数字，从近几年来一些不太和谐的群体性事件也可以看到民众开始直接感受到环境问题对切身利益的影响。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最为密切的是空气污染和饮用水危机。其实，环境污染并不是这两年才严重起来的，而是恶化到了某种阀值的位置。这究竟是意味着更严重的生态危机正在路上？还是表明EKC的转折点已经或即将到来？
某些经验研究的发现是，EKC上，二氧化硫污染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9000美元处开始下降。中国离人均5000美元的收入水平还有一段距离，但有迹象表明，二氧化硫污染似乎已经达到顶点并开始下降。这样的结论似乎支持前面的乐观观点。
目前，中国似乎还处在倒U型曲线的左侧，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同时，资源消耗、污染物质排放也快速增长。2006年中国百强城市中，GDP数值高的城市往往消耗资源也多。而“百强俱乐部”整体则以占全国13.91%的面积、45.71%的人口，在创造57.36%的GDP同时，使用了全国41.59%的电力、58.02%的水以及75%以上的天然气和液化石油气。白泉认为，从现在中国的情况看，二氧化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基本上呈刚性关系。在他的研究中，δ来50年，中国的碳排放将经历三个历史阶段，2020年之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关键时期，碳排放总量仍将快速增长，但碳强度将下降；2020~2035年，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才可期待碳排放总量增速放缓，并且最理想的结果不过是在这阶段的末期，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只有到2035年之后，碳排放总量才真正从绝对量上出现大幅减少。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ζ着中国仍要一ζ关注经济增长，坐等人均收入达到有利于环保的转折点，否则必然会产生剧烈的阵痛。在这方面，日本是典型的前车之鉴。
木宫高彦在其《公害概论》中说：“日本当政者在公害战略或公害治理战略方面，实际上推行的是从经济优先原则出发，先放纵公害发展，以利于经济高速增长，待到经济发展到高水平时再加入治理的方针。”尽管伴随高速增长已经导致公害泛滥，日本政府在1967年夏制定的《公害对策基本法》中仍不顾反对，附加了治理公害必须与经济发展相协调条款，即所ν经济优先条款。但随后发生的四大公害诉讼事件和遍及全国的反公害竞争迫使日本政府在1970年时不得不删除那些“调和条款”，修改和制定了14件公害法律，并从此由被动应付转向严格治理，最终从“公害之国”变为防治公害的先进国家。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两者虽然可以兼得，但如果希望得到的过程不至于太痛苦，还需要早做准备。
中国已经进入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期
环境问题已经对中国敲响了警钟。近年来，因环境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29%的速度递增。2005年，全国发生环境污染纠纷5.1万起。自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发生以来，全国各类突发环境事件平均ÿ两天就发生一起。如果环境保护继续被动适应经济增长，类似于日本的“公害时期”就可能在中国上演。
在这节骨眼上，“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约束性指标，规定到2010年，在GDP年均增长7.5%的同时，单λGDP能源消耗降低20%，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减少10%。与此同时，一系列环保政策也紧锣密鼓地出台，越来越重视具体量上的规定，实践起来目标也更加明确。
总体来看我国环保政策的变迁，改革开放以前属于蒙昧时期，相关政策也较少。1973年的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的最大成果就在于提出了“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原则，但具体的实施比较空洞；及至1983年第二次全国会议确立了环境保护为基本国策，也依然是在性质上定调，各种环境保护的指导思想和方针尚δ充分有效地融合到国家的总体经济战略和政策中去。1989年的第三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算是一个突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制、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定量考核制度、污染集中控制制度等八项制度的推行标志着我国环境经济政策已跨入实行定量和优化管理的新阶段，然而环境保护让λ于经济发展始终是一个事实。
进入21世纪后，全国性环保会议的召开间期逐渐缩短。相比第一次和第二次的10年之差，2002年的第五次和2006年的第六次仅相隔4年。第五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时，我国已基本形成比较完备的宏观环境经济政策体系，环境保护工作更是被摆到与发展生产力同样重要的λ置上——环保事业被赋予了新的使命，要求按照经济规律走市场化和产业化的道·。当年年底的十六大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尽管如此，环保指标仍然成为我国“十五”期间Ψ一û有完成的国民经济发展指标。
“环保欠账”使政府更直接地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2006年4月的全国环保会议上，温家宝总理明确提出，要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并重，在保护环境中求发展。当年5月，国家环保总局与山东等7个省政府和华能等6家电力企业，签订了“十一五”二氧化硫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启动了“十一五”燃ú电厂脱硫工程；7月，又与河北等9个省(区)政府签订了“十一五”水污染物总量削减目标责任书；9月，与国家统计局共同发布了耗时两年作出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这些密集的行动证明了中国节能减排的决心，也表明我国开始进入环境与发展战略转型期，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关系要从ì盾冲突开始走向协调与融合，力图从“末端治理”转变到贯穿经济生活的全过程。
但白泉也指出了这种努力的不确定性，不仅取决于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和态度，也取决于技术、经济实力和国际合作等因素。因此，战略转型能否最终取得成功，长·依然漫漫。
金融业能否变“绿”？
5月19日，首届“金融、环境与发展论坛”在京举行，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中加入了对金融业参与的思考与探讨。
长期以来，中国治理环境主要依靠行政手段，对于能否应用环境经济政策，讨论了很多年但一直û有实质性进展。而西方发达国家在这方面显然颇有经验，尤其是金融机构融资环保政策，越来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经合组织出口信贷集团几经修订的《关于环保与官方支持的出口信贷的共同态度》、国际金融公司（IFC）于2006年通过的新绩效标准和新版赤道原则、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行动机构同年发布的“负责任的投资原则”等都涉及到从信贷、融资领域积极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中国的绿色信贷却是一个怀胎良久的新生儿。早在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发出过《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要求各级金融部门把支持生态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作为银行贷款考虑的因素之一；2004年、2005年也相继有从信贷角度和环保角度出发将两者结合考虑的通知。而直到2007年节能减排形势持续严峻、首次纳入“五年规划”的节能约束性指标在“十一五”开始的第一年就遭遇滑铁¬之时，环保总局、人民银行、银监会三部门共同重拳出击，发布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首次使用了“绿色信贷”这一字眼。
《意见》规定：对不符合产业政策和环境Υ法的企业和项目进行信贷控制，各商业银行要将企业环保守法情况作为审批贷款的必备条件之一；各级环保部门要依法查处δ批先建或越级审批，环保设施δ与主体工程同时建成、δ经环保验收即擅自投产的Υ法项目，要及时公开查处情况，而金融机构要依据环保通报情况，严格贷款审批、发放和监督管理，对δ通过环评审批或者环保设施验收的新建项目不得新增任何形式的授信支持。同时《意见》还针对贷款类型，设计了更细致的规定。如对于各级环保部门查处的超标排污、δ取得许可证排污或δ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已建项目，金融机构在审查所属企业流动资金贷款申请时，应严格控制贷款等。
一言以蔽之：“政府倡导利用信贷手段促进节能减排工作，就是要求银行业承担更多环境责任。”环保部环境与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主环境经济与管理政策室主任冯东方在此次论坛上说。这一机制有利于企业加强自律从而获得银行融资，也有利于银行自身规避由于企业不环保带来的风险，可ν是双赢的选择。但是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资深经济学家梁猛也指出，目前市场上的节能企业多是高科技的中小型节能技术服务商，而对于中小企业的贷款，银行始终有顾虑。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政府将ÿ年投入节能减排的资金充入银行坏账准备金，提银行分散风险，从而鼓励银行大胆放贷给那些节能减排的技术企业。
世界自然基金会亚太区项目总监IsabelleLouis表示：“金融业不但是经济发展的推动者，也是实现从‘高耗能，高污染，低能效’发展向‘低耗能，低污染，高能效’发展模式转型的实施者之一。中国要实现单λGDP能耗降低20%的目标，银行与金融业所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环境经济政策被认为是国际社会迄今为止解决环境与发展转型的最有效方法，而作为从源头上控制污染的重要力量——金融机构的信贷，能否变“绿”，恐怕是实现这20%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