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中国经济的战略调整和转型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院长王一鸣：

大家上午好，各位尊敬的老前辈，非常荣幸有机会在这儿安排我做发言。我想讨论一下未来中国经济面临的战略性的调整和转型这样一个话题。中国过去三十年应该说成功地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我们接近10%的年均增长率，走完这个过程以后，以这次金融危机的爆发为标志，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它的内在条件都已经在发生变化。我们可以仔细地看一下，我们现在讨论金融危机，事实上中国经济的调整早于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如果按季度的增长率来看，07年的二季度是我们这一轮周期的一个峰值，07年的三季度开始，中国经济季度的增长率就在开始调整，如果我们再看一下股市、看一下房市，这种调整都早于金融危机的爆发。07年底，股市和房市都在发生变化。这也就说明，中国经济的这一轮调整可能有它更重要的内在因素，我们过去三十年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特别是本世纪以来，这一轮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正在不断地强化，对中国经济的转型带来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我们现在也讨论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当然我们需要去总结。但是我们说，这个模式当然有它很多特有的优势，我们大家也在讨论中国模式的渐进的改革和增量的改革特征，中国模式的由于大规模经济，刚才蔡昉说的，规模经济带来的特有的优势，这种差异性、这种特有的规模优势可以分摊成本，可以避免垄断，市场的大规模垄断可以分摊成本。中国模式还有就是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城镇化带来的巨大的市场需求，中国模式还有政府积极有效地参与地方政府间竞争机制，这个也是其他国家所没有的。

你到任何地方去，政府的推动经济发展的热情，你在其他国家是很难见到的，它有很多特有的东西我们可以去总结，但是我觉得中国模式也有两个特别的约束条件，我们说转型要解决这两个特别的约束条件，第一个约束条件就由高储蓄率决定的高投资率和对出口的依赖。高储蓄率决定了这种增长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是它的一个基本特征。第二个基本特征，约束条件，这个模式带来的特有的约束就是，经济增长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过度依赖，为什么能够高强度投入？因为低成本、因为价格扭曲，所以这两个基本的约束条件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面临了，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使这两个基本约束条件进一步强化，首先你对投资的依赖、对于外部需求的依赖，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全球进入了一个二战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从现在的趋势看，外部需求在比较长的一个时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我们危机前是一轮全球的繁荣。所以这个约束就进一步强化了，你必须解决怎么样来替代外部需求的贡献，怎么样有效地提升内部需求对经济的增长贡献特别是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是第一。

第二，由于金融危机的爆发，我们产能过剩的压力不断加大，由于大规模投资带来的巨大的生产过程，过去我们这种产能扩张的速度可以说也是近代经济史上难以找到的案例，比如我们一年新增的钢产能能够增加1亿吨，我们改革开放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一年新增1亿钢材的生产能力，我们一年能够新增1亿千瓦的装机，这个都是以前根本不敢想的。这种产能的过快扩张，在危机爆发以后，必然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过剩压力。同时，由于这种重化工的产能的过度扩张对资源的需求、对环境的压力带来的这种矛盾上升也在增加。再一个，就是由于资源和要素供需条件的变化，由于发展很快，生产要素的成本也在继续上升，这又带来了对第二个条件约束的问题，怎么样改变对低成本资源和要素高强度投入的依赖，怎么样提升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就是我们转型必须解决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就意味着我们要去谋划、推进新一轮中国经济的战略性的调整和战略性的转型。

这种调整和转型，我们可以从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内部自身的条件的变化来看它转型和调整的必要性，第一，未来一个时期，可能外部环境也会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以这次金融危机为标志，对我们国家的经济的战略性调整和转型提出了更加迫切的要求。这次金融危机以后，我认为全球经济可能是会经历深度的调整，尽管现在说复苏，可能会好于预期，但是我觉得这个复苏，我们未来面临的世界用一句话来概括的话，可能是一个缓慢复苏的世界。我们说之所以相对缓慢，是我们外部世界的条件在发生变化。危机以前，我们这一轮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全球资源和市场整合带来的分工深化、市场整合带来的私密性的增长，由于分工深化，带来了规模效应的扩大，这种私密性的增长，过去几年，由于这种全球化的推进，创造了巨大的全球化的红利。我们危机前，03-07年是二战以后最好的一个时期，全球年均增长率4.9%，是一个最最黄金的时间。危机以后，可能这个条件都会发生变化，首先全球化可能会从危机前一个最高潮的时期进入一个相对低潮的时期，由于这种危机的爆发，保证保护主义的抬头、金融全球化脚步的放慢，我们过去面临的全球化带来的全球的高速增长可能会发生变化。

第二，可能这一轮危机之后，这个增长的恢复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它持续的时间会拉长，恢复将是一个比较缓慢的、曲折的过程。包括金融机构大量的不良资产和有毒资产的处置，资产平衡表要重新实现平衡，这个过程都会很长。所以我们说这也是未来全球的增长速度可能不会达到危机前接近5%这么高的速度的原因。

第三，全球失衡的再平衡调整。我认为这次危机也是全球失衡的一次强制性调整。统一定义上说，我们这次危机势必进一步推动全球进入一个再平衡过程，就是所有的rebalance过程，发达国家也在提高储蓄率，降低消费率，可能这是一个趋势性的变化。这个对我们也是形成一个倒逼的压力，倒逼你改变过高的投资率，怎么来提升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外部世界的变化也对我们的这种转型和调整提出了一个迫切的要求。从我们自身来看，未来中国经济，我们说十年，我想至少五年三到五年，中国经济可能是一个调整期，我把它叫做调整期，它可能是一个要调试的过程，就是在这轮金融危机以后，我们的增长模式，由于外部的变化、内在条件的变化，会发生相应的调试，过去的增长模式还能不能延续呢？我个人认为我们可以继续走下去，但是空间会越来越小，必然在金融危机后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它的内涵，我个人认为主要是几个方面：

1、经济结构要进行一次战略性的调整，无论是你的需求结构、你的要素结构、你的产业结构，都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

2、我们的增长模式也需要一轮战略性的调整，改变我刚才说到的两个约束条件，你怎么去改变它，怎么样提高我们对内部需求特别是消费对增长的贡献，怎么样提高科技创新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是我们面临的调整的话题。

3、保障这两个调整要到位最重要的还是要推进体制改革的战略性突破。要突破我们制度层面一些深层的制约我们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性的环节。过去我们体制改革是一个渐进的模式，现在剩下的一些领域可能都需要一些战略性改革攻坚来解决的关键问题，包括我们要架构一个新的产权制度，包括像土地和环境的产权制度，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的要素的高投入不能很好地解决。包括要重新架构我们的宏观的管理体制，财税和金融体系，财税，我们93年改革以后，这个框架已经连续了十几年，现在我们一到地方上去调研，大家反映的这个改革的迫切性越来越迫切，这个问题不解决，转型很难到位。现在对增值税的追求、对产业扩张的追求，基本的动力都来自于这方面，包括金融体制的改革和调整，我们怎么样推进金融的进一步市场化，特别是银行业的民营化，怎么样推进利率的市场化、汇率的市场化。包括政府的转型，这些问题都需要一个根本的解决。我认为如果我们调整和转型能够成功，中国经济我觉得延续的时间能够大大拉长，我觉得如果转型成功，我们能够超过十年，对这点，我有信心。

如果回忆一下过去三十年，中国什么时候发展得最好？现在来看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所以我相信我们调整和转型能够成功，再过十年，我们回过头来再看中国过去四十年的发展，我期待着我们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什么时候最好？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之后。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