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调整粮食购销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
1月18日至23日,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提出: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是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应在稳定的前提下逐步加以完善。完善的主要途径应是发展多形式、多层次的服务,并逐步形成社会化服务体系。科技兴农是农业的希望所在,要在去年“科技、教育兴农”取得明显成效的基础上,努力把科技、教育兴农这件大事继续向前推进一步。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要通过调整投资结构、提高农业投资比重来体现。要充分发挥中央、地方、集体、农民四个积极性,组织吸引各方面的财力,努力增加农业投入。
1月25日,《人民日报》报道:全国80%的国营企业如期完成第一轮承包合同。
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视察上海时同上海市负责同志谈话,阐述了有关改革开放的一些重要问题。邓小平指出:开发浦东不只是浦东的问题,而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上海过去是金融中心,是货币自由兑换的地方,今后也要这样搞。中国在金融方面取得国际地位,首先要靠上海。邓小平强调:改革开放还要讲。光我一个人说话还不够,我们党要说话,要说几十年。他指出: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闭关自守不行。开放不坚决不行。说“三资”企业不是民族经济,害怕它的发展,这不好嘛。发展经济,不开放是很难搞起来的。世界各国的经济发展都要搞开放,西方国家在资金和技术上就是互相融合、交流的。邓小平还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拓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2月7日至1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企业工作会议,研究增强企业活力的政策、措施,部署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以促使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质量、品种、效益年”活动的通知》,决定1991年为“质量、品种、效益年”,指出开展这一活动的目的是提高企业的经济素质和经济效益,使企业逐步走上投入少、产出多、质量好、消耗低的效益型发展轨道。为加强对这一活动的组织领导,成立了以邹家华为组长的领导小组。
2月25日至3月1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会议讨论了《经济体制改革“八五”纲要和十年规划》,以及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的要点。
3月2日、22日,上海《解放日报》发表署名皇甫平的文章《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和《扩大开放的意识要更强些》。前一篇文章指出:研究新情况、探索新思路,关键在于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就以计划与市场的关系而言,有些同志总是习惯于把计划经济等同于社会主义经济,把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认为在市场调节背后必然隐藏着资本主义的幽灵。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越来越多的同志开始懂得: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标志,资本主义有计划,社会主义有市场。这种科学认识的获得,正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问题上又一次更大的思想解放。后一篇文章指出:九十年代上海的开放要迈大步子,必须有一系列崭新的思路,敢于冒点风险,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这对我们的开放意识,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例如开发浦东,设立保税区,实行进出自由、免征出口税等带有自由港性质的特殊政策,对于这类被称为造就“社会主义香港”的尝试,如果我们仍然囿于“姓社还是姓资”的话难,那就只能坐失良机。
3月3日,全国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3月3日至5日,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国务院生产委员会联合召开全国企业集团工作会议,传达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企业集团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据有关方面的介绍,国务院已经把组建一百个左右大型企业集团作为重要任务提上议事日程。会议提出:发展企业集团的一些改革性措施,都要突破现行体制。因此,不能以“与现行体制有矛盾”为理由,或以“现行法规中找不到根据”为理由,不允许进行突破。
3月25日至4月9日,七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李鹏代表国务院向大会作《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第八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
5月1日,国务院决定从即日起调整粮油统销价格。国家定量供应城镇居民的大米、面粉、玉米三种粮食的统销价格每500克平均提价0.10元,六种食油统销价格每500克平均提价1.35元。调整粮油统销价格,是国务院在全面分析经济形势的基础上,按照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精神,为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逐步理顺价格关系,做出的重大决策。实行这一措施,使国家财政补贴减少75亿元,扣除职工补贴增加与企业利税上缴减少的因素,仍可净减少财政支出30亿元。
5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做出《关于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严格控制人口增长的决定》。
5月15日,中国银行上海浦东分行正式开业。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开发上海浦东的决策,中国银行决定:采取两年内每年拨1亿美元贷款用于基础建设,港澳中银集团每年提供2亿美元的外贸短期周转资金等十项措施支持开发浦东。
5月20日,国务院同意并批转国家体改委《关于1991年经济体制改革要点》。《要点》提出:1991年是“八五”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工作的中心任务是调整经济结构和提高经济效益,把改革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更多地向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结构调整要效益;改革的重点是搞活企业特别是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同时要积极稳妥地推进宏观、流通及其他方面的改革,并加强对改革工作的领导综合协调。
5月30日,《人民日报》全文刊登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增强国营大中型企业活力的通知》。
7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实现了股票的集中交易。1982年7月,宝安联合投资公司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1986年10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试点股份化暂行规定》,这标志着国营企业股份化改造进入制度化、法制化的阶段。股份制企业的发展推动了以股票为主力的证券市场的建立。1988年4月7日,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挂牌上市,揭开了深圳股票交易市场的序幕。
7月16日,江泽民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部分地区灾情汛情汇报,研究部署抗洪救灾工作。
7月31日,国务院在沈阳召开东北三省四市清理“三角债”试点工作会议。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在会上提出,清理“三角债”要做到“三清”:“两头清”,即一头清理债权、一头清理债务;“两手清”,即一手清理固定资产投资拖欠,一手清理流动资金拖欠;“思想清”,即各级政府和企业应高度重视“清欠”工作,消除试点工作的阻力。
8月31日至9月4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清理“三角债”工作会议。
9月23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23日,李鹏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在会上作题为《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进一步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的问题》的讲话。
11月25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会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决定》。
11月27日,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二期工程在湖北宜昌通过国家正式验收。至此,这一当时中国最大的水利水电工程宣告全部竣工。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于1981年基本建成,1985年通过了国家验收。
12月2日,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党外人士情况通报会,江泽民向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通报中共十三届八中全会的精神。江泽民说:最近我们召开了两个重要会议。一是九月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如何搞好国营大中型企业问题;一是这次八中全会,研究如何加强农业和农村工作的问题。两次会议所研究的问题,是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两个关键性环节。这两个环节抓好了,才能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
(资料来源:新华网)
本文来源:网易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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