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对象：严毅，当年清华大学无线电系毕业的高材生，1959年进入北京无线电厂，从技术员到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师，一干40年。沈方，1980年代进入北京无线电厂，北京无线电厂的品牌和企业文化负责人，对厂史和牡丹品牌了如指掌。
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一提到高科技，就会想到无线电。作为无线电的应用产品，收音机在当年是人们倍感神秘的产品。遥远的声音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千里万里之外的地方。当年的无线电爱好者，基本都同时是收音机迷。
那时，收音机还是干部、文艺工作者、工资较高的产业工人家才能用得起的稀罕物。如果谁家有一台收音机，往往能吸引很多邻居围在收音机前，听那里传来的新闻和歌声。尤其对千万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说，收音机更是他们心爱的宝贝。借由这个工具，苦闷的知青似乎和城市再度联系起来了。
牡丹收音机是收音机鼎盛年代的名牌产品。它是品质的象征、高科技的象征。它不仅受到国内购买者的欢迎，还是少数出口海外的高科技产品之一。国家领导人还把它作为国礼赠送外宾。
在访谈中，
视频：专访北京无线电厂原副总工程师严毅、品牌负责人沈方
访谈实录：
20多个小作坊组成北京无线电厂
网易财经：各位网易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网易财经为建国60周年准备的61个企业、61个品牌的系列访谈节目。上个世纪50年代起，北京无线电厂生产的牡丹牌收音机在全国风靡一时，收音机，一件曾经深入日常生活的实用品，一件曾经的奢侈品，一个时代的见证者，它记录了以收音机产业为载体的文化产业，也承载着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今天我们荣幸地请到了两位见证牡丹牌收音机发展的老员工，坐在我旁边的这位老人家叫严毅，今年已经73周岁了，是北京无线电厂的前总工程师，严总您好，欢迎您作客网易财经。
严毅：你好。
网易财经：严老师旁边的这位先生是沈方，北京无线电厂品牌部经理，沈经理您好，欢迎您来到网易财经。
沈方：网易的网友大家好。
网易财经：非常感谢两位的到来。严工，您能谈谈和您和北京无线电厂结缘的经过吗？
严毅：可以。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无线电，是一个无线电爱好者，相信科技救国的理念，1954年我考上了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可以说是如愿以偿了，1959年我分到北京无线电厂以后，当时北无正在热火朝天地研究各种电子管收音机，真是大开眼界，感到牡丹收音机不管是外形还是性能都非常优秀，比起我在学校里做试验用的机器要漂亮得多、优秀得多。科研用的仪器水平也非常高，都是从丹麦和英国进口的，比清华实验使用的先进得多，因此我很快就热情地投入了工作。
当时北无主要的技术人员都是老北京无线电厂的精英，知识面很宽、经验很丰富，开始进去时我们都是向他们学习的。
可以这么讲，厂里对我建立了技术上的信任，我也离不开厂，因此一待就是四十年，后来厂里不让我自己直接做开发了，而是让我带领一批人搞开发，我自己就当了科长、当了副总……所以我对北无，对这个企业、对这个品牌、对于和我一块儿努力的同志感情是很深的，我在北无一共待了38年，退休后又反聘回来两年，一共是40年。
网易财经：您一生的心血和青春都奉献给了北京无线电厂？
严毅：可以这么讲，但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我退休下来之后，由于信息产业的突飞猛进，我自己当年做的一些努力好象毫无意义，现在一个小小的MP3既能录音又能放音，里面还能存下好几百支曲子，比我当时搞的任何一个收音机产品都好。
网易财经：您不能这样想，每个年代都有每个年代的产品。
严毅：但后来由于南方地区新厂的老总们和我们一起开会，对我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是看了你们的书、看了你们的文章才下了决心去长无线电系的，现在很多网友都在想着你们，希望通过这次见面碰到你们。这让我有点惭愧，也有一丝安慰，他们搞的东西比我先进得多，我当年搞的很落后，他们现在搞的东西我甚至都不怎么太懂，因为电子技术发展太快了，我这辈子是很累很累的。
网易财经：请沈经理谈一下，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北京无线电厂？
沈方：我是1980年进入北京无线电厂的，那时我去的地方叫“供销科”，80年代开始逐步要转入市场经济，在这之前，国有企业还是要按照计划经济的方式来划分，1980年时还叫供销科，到1981年时就成立了销售科，我就在无线电厂销售科做企业品牌的推广、市场广告等工作。那时逐步从计划经济往市场经济转型，我是在这时到的企业，经历了品牌最辉煌的阶段，这些年在企业里做品牌管理和企业文化的研究、推广工作，对整个企业50多年的发展历程做了一些研究。
实际上，我们企业1956年成立时是与北京的27家私营企业公私合营成立的广播器材厂，北京在1949年解放时的工业很少，大多数是手工业的作坊，北京市政府要发展自己的地方工业，所以从1955年开始进行大量工作，在北京进行很长时间的调查，做了无线电收音机的产业。当时北京大大小小各种作坊将近百家，各不一样，有的是做无线电研究的……
网易财经：比较零散是吗？
沈方：非常零散。今天回头研究历史，当时的北京市政府是想从战略上开创一个代表自己城市的工业企业，所以成立了一个筹备小组，这些同志围绕北京的各个作坊、经营店铺进行了长期调查，最后确定与27家私营企业合并组成公私合营的广播器材厂。实际这27家里有从事无线电的、有从事无线电元器件，也有从事无线电修理的，还有钳工、木工、油漆工，由这27家构成了完整的广播器材产业链，当时有一些技术水平很高的专家，还有一些技术水平很高的技工，比如木工、油漆工，还有一部分是专门做研发的，这些组成了北京无线电厂最早的产业基础。
网易财经：这些原来的私营企业家和专家对北京无线电厂的建成起了基础性的作用。
沈方：很多专家都是多才多艺的，聚集到一起就是一点，新中国要有自己的无线电工业，产业，
北京市对这个非常重视，当时的电子工业部也十分重视这个企业。
网易财经：您觉得北京无线电厂的建成在北京的国有工业体系中具有怎样的地位？
沈方：1956年成立后，1957年就出产电子管收音机了，牡丹牌实际是在1957年提出来的，1958年正式在国家工商局注册了品牌，当时的厂长其实也是清华大学毕业的，学的是电机专业，当时我也跟张厂长沟通过，他说他非常喜欢电子、无线电行业，非常想做仪器，现在终于有了做收音机的机会，所以由他组建构架了一个企业整体的框架，包括技术人员、企业里的情报机构等。因为当时我们工业起步的基础是很低的，他对产业中的工艺、质量还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而且非常注重对于人才的培养，大量吸收具有真才实学以及技术水平的人，人尽其才，当时有不同专业领域的技术人员来到这个企业，企业给人才也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空间。
网易财经：在张厂长的带动下，无线电厂在成立之初发展就非常快？
沈方：张厂长在这个企业工作了五年，在这五年里，牡丹品牌在这期间创出来了。
严毅：厂名也是他定的，后来北京电子仪器厂是他定的。
沈方：因为我们那时候也做和无线电产业相关的仪器，不只是简单收音机的概念，做的收音机在1957、1958年就出口了，出口的话必须要有一个品牌，牡丹牌就是在这时诞生的。
网易财经：怎么会用到牡丹这个名字的？
沈方：刚刚解放时也想过使用红星、红旗之类的名称，但北京无线电厂是一个市领导企业，按今天来说是重点企业了，又是电子工业领域的企业，市里非常重视，也提过建议，不一定都要叫红星、红旗。因为产品要出口，当时东西方阵营对于“红”这个字眼比较敏感，觉得政治色彩更敏感一点。市领导说，可以搞点儿花儿、草儿啊什么的，我们当时也不是说牡丹就是国花，但牡丹富贵吉祥，觉得它是能够代表我们的文化特色的，所以觉得牡丹这个名字还是很有意义的，唐朝有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我们感到牡丹还是能够代表我们这个产品的形象的，所以产品很快就出口了，而且在国内的影响很大。
中上层才能买得起的高档家电
网易财经：我记得提名牡丹的还是曾经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题名的。牡丹品牌从创立之初到后来的发展，越来越欣欣向荣，就像牡丹花盛开一样。它远渡重洋，出口到了哪些国家呢？
严毅：最初期是出口到东南亚。
沈方：应该说还是第三世界国家。
网易财经：主要销售给哪些人群呢？您知道吗？
严毅：这就不太清楚了，应该说还是比较上层的，因为这些国家和我们国家的经济情况差不多，一般也是经济条件好的人才能买得起。
沈方：在五六十年代，电子管收音机的价格还是很高的。
严毅：最便宜的也要一百多块。
网易财经：当时算是奢侈品吗？
严毅：是奢侈品，好的要三四百块，比如我们的911收音机就要三四百块，中上层也要节衣缩食好几年才能买得起一台。
网易财经：就您了解，当时牡丹收音机每年的产量是多少台？
沈方：大概有十几万台吧，产量还是比较大的，因为不是像现在流水生产线的生产模式，而是纯手工的。
网易财经：刚才您说牡丹收音机在当时是奢侈品，按当时的生活水平来讲，价位也是比较高的，您觉得收音机是否属于当时的高档家电？当时拥有收音机的家庭多吗？
严毅：最便宜的牡丹收音机的价格也在一百块以上，都在一百五十块左右，贵的，比如我们的911收音机，大概要卖三四百块，一般都是干部用得比较多，或者是收入比较高的，一般家庭不大买得起，但也有特例，东北一些炼钢工人收入比较高的也能买，我曾经去东北访问过。干部、文艺工作者买得比较多，我当时曾到著名歌唱家王昆家里为他修理过911收音机，那个机器当时卖370多块钱，那时工人出师后的工资也就是拿三四十块钱，当学徒也就是拿一二十块钱，像我们大学生也就是拿五十多块钱的工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工资才涨，当时的工资主要就是满足平时吃饭，没有闲钱来买收音机，一般就是学界的或者产业工人才买，当时的产业工人收入比较高，我到鞍山去时那里的煤矿工人就对我讲过，他们要买911，因为他们的工资高，这是当时的情况。
网易财经：他们的业余生活也很丰富吧。据说牡丹收音机曾经作为国礼赠送给了外宾，为什么会选择牡丹收音机呢？具体情况您了解吗？
沈方：五六十年代是新中国建设初期，既然把它作为国礼，就是要代表国家工艺水平的，以前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工艺品，象牙雕刻、木雕、漆雕等，但作为工艺品，就要体现它的技术含量、科技含量，要是代表国家技术能力的产品。今天我们来看牡丹收音机，其实是精品，很多发烧友也在收集牡丹的经典老产品，以前收音机的造型外壳是木质的，这就涉及到油漆工、木工，包括我们最早做的商标是景泰蓝的，这些都是工业品，里面是电子科技产品，（外面是艺术工艺品），这些工艺的集合代表了当时中国的技术工艺水平，而且它是一个消费品，不光是作为装饰摆在那里看看，还可以听，有一定的科技含量，作为国礼赠送给外宾，一定是因为它能代表国家的形象。
牡丹品质
网易财经：牡丹收音机能够流行起来，不光是因为外型显眼，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艺术品，更是因为它在声音效果上能给听众带来很好的音质享受，所以也是它流行起来的两个重要原因。我想问一下严总，您在北无对牡丹收音机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哪一件？给我们讲一下吧？
严毅：我在北无几十年，印象深刻的有这么几件事：在1961年时我们评比失败了，当时搞收音机有一个非常好的条件，电子部每过两三年就会组织一次评比，当时的评比是比较公平的，第一次、第二次评比我们都得到了比较好的成绩，但还不排名次，只是表扬，第三次就开始排名次了，结果我们有一个叫6204的机器，排到了第22名，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一个很小的小问题，为了防止电子管松脱，里面有一个卡子，卡子装在底板上，有一根勾子，这个勾子不小心勾住了一个灯丝线，引线是塑料的，等到做高温实验时，塑料片化了，于是就短路了，短路了机器照样能工作，但声音很大，测试人员不愿意测试，认为这个机器什么都不合格，所以评了个22。当时我进厂还不久，我们的厂长上台给我们开会，甚至掉下了眼泪，我们也感到很震撼。说到这次教训，其实说到底就是工艺的问题，当时对工艺不太重视，没有工艺科，之后我们厂就成立了工艺科，所谓工艺就是加工方法，这根线具体怎么走，以前厂里在工艺方面不太严格，以至于卡子被压住，在高温的情况下化了导致短路，之后我们成立了工艺科，而且每一个步骤都落成文件，告诉工人如何操作，是非常具体的，到了下次评比时我们就打了一场翻身仗，同样的机器，只是改了一个外型，就得到了非常好的名次，这是让我印象比较深的。
还有一件事，一开始我在技术监督科管质量，不久之后我自己也开发了产品，在我当普通技术员的时候搞了十几个产品，其中有六个产品都得了奖，名列前茅，其中有一个产品叫2241全波段收音机，这是一个一级收音机，产品在全国评比中得到了第一。
网易财经：对，这个我知道。
严毅：因为当时参加的厂子很少，都是全国很有实力的厂，比如南京的熊猫、武汉的710厂，还有上海的两个厂，美多和红灯，天津有个长城，还有一个渤海，一共就有八个厂敢参加，因为当时做一级机的厂不是很多，电子部给一级机定的标准非常高。我们这个产品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做得还是挺好的，在测试和试验过程中要经过高温、低温、冲击、振动等测试，在一系列试验中，我这个产品的分数最高。
当时电子部主持这件事，为了让大家公认这个产品的优秀，不要让大家不服气，所以在天津宾馆组织了一次交流会，会后进行了试听，是一个晚上，我印象很深，当时拿了一台索尼230，那台机器很值钱，当时要好几千块，我们管它叫机王，测试的人先找台，这些台都是比较生僻、比较远的，比如在北京找山东台，找到以后让大家收，谁收好了就举手，由他们检查，结果在晚上这次会上，他们要求的台我们的机器几乎都找到了，当时很高兴。
网易财经：牡丹品牌在文革中曾经被改名为“红旗”，后来又为什么改回了“牡丹”？
沈方：这个产品和严总开发的产品还是很有关的，严总在8402这个产品之后设计了牡丹644。
严毅：省去了两个电子管，因为当时是按电子管论价的，管子越多，价钱越贵，所以省去两个管子，工艺一样，但成本可以降低。
沈方：1968、1969年做的。
严毅：这个机器是我和他母亲合作的，他母亲做美工，画机壳图，我搞里面的电路。
沈方：到1970年，因为那时有出口，这时叫“晶体管产品出口”，实际上拿红旗产品出口人家是不买的，在电子管产品出口时，牡丹在国际上已经有它的影响力了，文革阶段把名字换成红旗，消费者不认。
严毅：尤其是国外消费者。
沈方：对，直接影响收益，所以提了很多回，后来在1971年时恢复了，批准我们仍然使用牡丹品牌，那时的644是最早成批量出口的晶体管产品。刚才说到的2241产品在评比时的情况，其实严总刚才还少说了一点，他们找到的台我们能找到，我们能找到的台他们的未必能找到。
网易财经：我记得2241的型号还曾经被作为国礼赠送外宾。
严毅：当时主要是在各大饭店，尤其是北京饭店。
网易财经：北京无线电厂的辉煌和牡丹收音机紧密联系在一起。
严毅：是这样的。
虽退出日常生活，但成为收藏者的至爱
网易财经：后来牡丹收音机为什么停产了？是什么时候停产的？
沈方：也不是停产，就是分几个阶段，60年代、70年代搞收音机……
严毅：80年代开始上收录机了，收音机不能满足人们要求了，到了90年代，立体声、组合音响这些都上来了，产品慢慢交替，收音机就慢慢淡出市场了，因为后来的产品都包含收音机的功能。
沈方：收音机产品也有，我们的收音机一直做到1995、1996年时还有，就是方式不一样，在八十年代时，收录机对收音机的冲击是很大的，因为它属于复合型产品，有收音、录音，组合音响里还带唱机，后来还有数码CD机，这时的生产方式有了很大区别，在八十年代时，按我们今天的理解就是出来了很多“山寨版”的收录机，对市场冲击挺大的。
严毅：也冲击了我们。
沈方：按理来说，咱们国家的电子产品在一开始就是面对国际市场的，和其他的产品不太一样，早年是计划经济，我们不太考虑市场，都是国家统购统销，包括出口也不是我们自己做的，虽然我们做生产，但企业自己的利润并不是很大，都是由国家流通部门来做，那时候是计划经济，销路不成问题，主要看你的质量、音质，其实牡丹的产品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音质非常好，就是因为它之前研发的基础和生产工艺的过程。到了七、八十年代，我们也一直严把质量关，80年代我们厂的口号就是“质量第一，一切为用户”，在80年代，我们有两个产品是国家级银牌产品，6410和
网易财经：那证明牡丹收音机的品质确实很高。
沈方：后来我们收了，并且给他换了一个壳。
网易财经：体现了用户对牡丹的喜爱。
沈方：当时电视还不是很发达，主要就是由收音机影响人们的文化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通过收音机了解新闻、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收音机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更好质量、更能体现生活品质的收音机当然很重要，当时的三大件就是收音机、手表……
严毅：“三攥一滴溜音”，就是手表、缝纫机、收音机，一滴溜就是自行车。
网易财经：牡丹牌收音机的外形和音质受到了很多收音机爱好者的追捧，据您所知，现在市面上大概流通着多少台牡丹收音机？
沈方：不能说流通，应该说是收藏，上次北京市广播爱好者联谊会让我们牡丹去开会，后面堆了一大堆的收音机，都是我们牡丹厂的，有的机器甚至我都很奇怪，因为这个机器我们并没有出厂，他们怎么会有这个收音机呢？这个机器是我们当时做试验失败的，后来我理解了，这些人都是当时自己买、自己装，买我们的处理品，所谓处理品就是做试验不合格扔在仓库的，他们买了回去，那些机器非常多，8402至少有二十来台，2241也有。关于这个问题，为什么现在会有这么多收藏收音机的爱好者，别的产品没有？我分析它有很多原因在里面。
网易财经：主要是哪些呢？
严毅：因为收藏者喜欢，所以投入了精力、金钱收藏，收音机在五六十年代是比较神秘的，离得挺老远的竟然能收到很多台，它是作为认识世界的第一个电子产品，通过它学习科学，另外收藏起来也不贵，花几十块钱买处理品回去改装。另外当时我们的刊物做得非常详细，有像牡丹8402，那篇文章还是我写的，里面对于结构讲得详详细细，怎么装、怎么弄，那时不像现在的企业一样对于技术保密，有什么都告诉人家，人家有条件就会自己装，所以对那个东西有感情，一直到现在还很喜欢，上次还拿出来让我签名。正因为这个原因，爱好者们喜欢的机器一般都带有地域特点，北京的收藏者主要就是喜欢牡丹，上海的收藏者喜欢红灯、美多，南京的喜欢熊猫，当年广州还没有什么像样的品牌，不知道什么原因，在改革开放以前，广州没有什么很好的品牌，但自从我们不做收音机以后，广州地区现在的两德成为了后起之秀，我作为搞收音机的老前辈来说还是很敬佩他们的，他们搞的收音机比我们那时做的进了一大步，不管是电路还是加工精致程度上，都是一些新的概念，不像我们原来的一些程式化的东西，甚至我还看到了一台DSP的机器，软硬数字处理的收音机，非常好。所以收藏有地域特色。
网易财经：但还是不能影响牡丹在广大收藏迷心目中的地位。
严毅：关于这个我要讲一句，名牌都要靠好的精品支撑，牡丹电子管收音机里的911和晶体管里的8402，这些产品都是跨地区的，全国的收藏者都喜欢，因为质量上有特点，外型又很漂亮，全国的收藏者都希望拥有一台，这些机器都是跨地区的。
网易财经：最后请二位形容一下你们心目中的牡丹精神。
沈方：牡丹这个品牌，在八十年代时我们提出了“质量第一、一切为用户”，再往后做企业、产品也应该遵循这点，“质量第一”体现了技术为基础、科技为基础，“一切为用户”体现了我们为用户服务的精神，在今天来说，用户也是企业发展的主要动力，其实还是原来那句话，“质量第一，一切为用户”，强调科技与服务的概念。
严毅：现在牡丹不搞收音机了，但别的产品还在搞，希望按照牡丹原来的精神把品牌做得更辉煌，另外我们也希望南方地区的一些厂，比如刚才讲的“两德”，他们能够在收音机行业为我们国家争取更大的光荣。
网易财经：好的，感谢二位为我们重现尘封已久的辉煌历史，希望旧牡丹散发出新的芬芳，谢谢二位，也谢谢网友的关注。 （梅芳 老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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