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诚诚
1959年初的一天,爱民糖果厂的几个积极性很高的工人在午饭间合计着,怎样为新中国十岁生日献礼。老厂长提议何不将自主研发、初获成功的大白兔奶糖重新包装,再度推出,作为国庆献礼之物?此时的中国,正沉浸在一片大干快干的生产热潮之中。上海的工人们也不例外。
距离国庆越来越近了,工人们加班加点研制新配方,并请来专业人士人为自己此前生产的大白兔奶糖设计新包装。十月一号这一天,新包装的大白兔降生了。浓郁的奶香、素雅简洁的包装,一炮而红,现在依然家喻户晓的大白兔奶糖诞生了。
1958年至1960年的“大跃进”运动,以追求不切实际高指标、浮夸风为特征,经常被后人所诟病。指导“大炼钢铁”、“放卫星”等冒进行为的左倾思潮,曾给这个国家带来无尽深重灾难。然而,当年大白兔的诞生却成为了美丽的偶然,揭示了人们在盲目、冲动的大跃进时期,热情、向上的一面。
大白兔今年刚好五十岁。这一颗小小的糖果,从充满小资情调、远离普罗大众的奢侈物,到物资短缺年代的营养品,再到赠送国际友人的国家名片,再到备受喜爱的大众食品,其所象征的符号的变化,正像一组奇妙的音符,暗合了新中国六十年宏大变奏曲中,多个起承转合。
民族工业奇葩
大白兔奶糖的前身是“ABC米老鼠”糖,由上海商人冯伯镛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创制。据记载,当年冯伯镛是根据英国进口的奶糖启发,研究其原料,仿制而成。精明的他还利用当时热播的“米老鼠”卡通形象,为自己的产品设计了一种米老鼠包装。结果,米老鼠以其较为低廉的价格以及时尚的外观,一举取代洋货,走俏上海,成为国内最畅销的奶糖。
冯伯镛在中国商业近代史上不是个响亮的名字。翻阅当年的历史纪录,很难查到有关此人的过多笔墨。然而,其创制的米老鼠的偶然的成功的背后,却充满上海孤岛经济繁荣以及民族食品工业发展的必然。
1937年上海被日军侵占后,成为孤岛的租界一度出现畸形繁荣,中国食品工业也得到了强劲发展。由于糖果生产投资少,生产简易,糖果厂在此时期一度繁荣。其中伟多利食品厂的“甜甜蜜蜜”鸟结糖、ABC糖果厂的米老鼠奶糖,都畅销一时。在聚集众多外资企业的上海滩,民族企业也占得了一席之地,优秀者如上海梅林、泰康均和冠生园。
1915年以叫卖陈皮、话梅起家的广东南海商人冼冠生在这一时期的生意已初具规模。他先后增资15万元、30万元、50万元,在上海漕河泾购地40余亩,辟为农场,另在无锡自设农场,在杭州超山购置梅林一处,专设陈皮梅制造厂。此后,又在漕河泾农场西部建造4层楼高的新厂房,装备新式饼干糖果机器,生产大增。1934年中秋,在“大世界”开月饼展销会,冼冠生特邀当时的著名电影明星胡蝶制成宣传广告“唯中国有此明星,唯冠生园有此月饼”,一时轰动上海,月饼销量大增。
1949年前,冠生园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在上海、重庆、成都、天津、南宁、汉口、云南、贵州等地设厂、店、酒楼15家,特约经销店22家。产品上千种,成为产销结合、商工农一体的食品企业集团。成为中国食品工业名副其实的一面旗帜。
冯伯镛和冼冠生绝不会想到,后人会习惯性的将大白兔及其前身米老鼠与冠生园联系在一起。1956年后,ABC糖果厂改名为爱民糖果厂,收归国有。冼冠生所创设品牌冠生园,亦成为国有。1976年,在国有资产改组整合的背景下,爱民糖果厂并入冠生园总厂。时人同时也不会想到,奶糖——这一资产阶级消遣物有朝一日会落入平常百姓家。
冯伯镛时代的米老鼠奶糖,颇具资产阶级情调,在那个时代,只能供有钱人的消遣。“一般人吃不起,那个时候,我们一个月的工资是两块大洋,一包糖就要花掉四分之一大洋。”冠生园老工人蒋茂有回忆道。
公私合营获新生
新中国成立后,公私合营的社会主义浪潮逐渐掀起,并在1956年达到了最高潮。这一制度性的变革,如一剂“强心剂”让无数工人群情雀跃,工作热情随之高涨。1956年,在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浪潮下,ABC糖果厂改名为爱民糖果厂,收归国有。
“工资涨了,厂长、司机都是工人选出来的,我们是主人了,当年感觉很光荣的。”回忆当年公私合营时的情形,冠生园的蒋茂有老人温和的笑称。据其回忆,当时很多工人聚集在人民广场上,举行隆重的庆祝仪式。大街上到处锣鼓喧天,红带飘扬。
这个今年超过80岁高龄的老人,从十几岁就在糖果厂当童工,一直到退休,目睹了几十年间,大白兔奶糖的前世今生、沧桑变化。
据他介绍,公私合营初期,工厂生产的还是当年的米老鼠奶糖。生产之后就获得了广泛的认可,这个原本在旧社会只能资本家享用的奶糖,由于生产扩大,一时间热销整个上海。在淮海路、南京路上的副食品商店里,经常可以看到排长队,购买奶糖的景象。
此后,工厂工人在“大跃进”时期又研发出了自主品牌大白兔,其原料、包装与价格都在米老鼠的基础上有所提高。1959年,大白兔新装推出之后,南京路、淮海路上的专卖店一店、二店门前仍然经常看到排起长龙的场景。人们常常手持着条子,排着长队,等待着购买一斤、半两的大白兔奶糖。
“红白喜事都离不开它,”另一位十几岁就在糖果厂做包装工人的冠生园老工人陆秀琴回忆称,由于当时工厂只有生产权,没有销售权,内部职工也买不到自己生产的产品。
在那个产品实行国家统购统销的年代,工厂没有自主权。生产计划、原料供给、产后销售,都由国家一手包办。到1956年,食品工业公司成立后,强调按计划生产,销往市外的产品由市食品工业公司经营,供应市内的由市糖业烟酒公司经营。
1959时值三年自然灾害第一年,本来物资就贫乏的国家,雪上加霜遭遇罕见的大范围饥荒,大白兔更是成为营养品,变得极为珍贵。
“那个时候物资很贫乏,很多小孩、老人营养不足,都想买点大白兔回去,补身体。”陆秀琴说,七颗大白兔可以顶一杯牛奶,在那些奶制品匮乏的时期,很多人特别是农村的小孩,所以当时农村地区也买不到奶粉,老百姓都知道大白兔是用牛奶做了,就把七粒大白兔奶糖用热水泡泡调稀了以后就给小孩当奶吃。
“物资比较贫乏的是六七十年代,经常是这样。”陆秀琴说。
中国短缺年代的名片
事实上,在物资短缺的计划经济年代加上自然灾害,各种产品的供不应求几乎是必然。据记录,1959~1962年,工业食品大都货源紧张,供应不足。为了合理分配商品,保证人民的基本需要,国家采取了凭券(证)供应、特需供应、组织供应三种方法缓解物资紧张。
其中,糖果、糕点、饼干,按人定量供应;奶粉、奶糕、代乳粉等婴儿食品,实行分区定点组织供应;对托儿所、幼儿园照顾供应糖果、饼干、火车、轮船、飞机上供应旅客旅途食用的糕点、面包、饼干,才不收券,进行特需供应。
1963年,供不应求的状况得到好转,上海市糖果市场整体出现产大于销。到了1964年,厂商双方商定70%~80%的产品由市糖业烟酒公司收购,20%~30%的产品由工厂接受外地来料加工和自销。很多糖果食品不再畅销,甚至需要工厂找找门路才销得掉。大白兔则仍然经常一货难求。此后长期经久不衰。
“很多外地人找人托关系,到上海来拿货,生产出来的大白兔,没有买不掉的。”老工人陆秀琴说。
一颗奶糖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经久不衰,这糖果中没有第二个品牌。在其他品类的商品中,也寥寥无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白兔奶糖当年几乎成了上海,甚至中国的一张名片。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大白兔被作为唯一的礼品赠送给国际友人的那段历史,几乎会被所有熟悉大白兔的人津津乐道。
据冠生园集团董事长翁懋介绍,当时为尼克松访华打前站的是基辛格,上海市外事办就把大白兔奶糖作为他们的小点心放在他们的宾馆里。后来有工作人员讲,临走的时候他们把没有吃完的大白兔全部装在包里带走了。周总理知道这个消息说,基辛格他们都那么喜欢大白兔,那就好办,下次尼克松来就多送点给他。所以就把大白兔作为国礼送给了尼克松。
此后,周总理还把糖果送给了苏联领导人。“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也好,勃列日涅夫也好,到中国来他们都知道苏联人也非常喜欢大白兔。”翁懋说。
1976年,在国企关停并转,整合企业资源的背景下,生产大白兔的爱民糖果厂被并入坐落在漕宝路220号的冠生园食品总厂。从那时起,大白兔在这里扎根,一扎就是30多年。
换了新址的大白兔奶糖,当年产量猛即增至原来的4倍,由原来的日产1吨,增加到日产4吨。员工规模也增加了一倍。
现在的大白兔奶糖最高日产量已经达到了100多吨,已与当时不能同日而语。最初的小资品、稀罕物,已经成为司空见惯大众食品。与时俱进的大白兔,作为一种时代符号,历经了多重变化,见证了时空的沧桑巨变。未来还能演绎出怎样的内涵?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