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北照相馆 记录中国历史变迁

1957年，在北京石头胡同里经营了36年、当时最为著名的大北照相馆，准备搬迁至宽敞的前外大街新址。彼时，新中国政治体制刚刚确立不久，经济生活方面，老北京兴旺的小商小贩小店铺，正纷纷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公私合营”浪潮中去。这家老北京城里“独一份”的照相馆此一搬迁，正如它所处的时代，也成为了大北照相馆历史中一个转折点：之前为北京“八大胡同”里的小姐，为京剧名角儿和票友照相，之后，国营大北照相馆则为历届中央会议拍照，拍摄几代领导人接见劳模、先进人物，会见外宾的重要活动，也在今后50多年中一次次见证了中国历史重大事件。

横跨那个年代的人，抑或是企业，都免不了这种历史性的转变。对于大北照相馆而言，也有一脉相承，不曾变化的东西——照相技术。这些年来，老大北一直沿袭了“师傅带徒弟”的做法，在照相技术上精益求精。

30年代的大北照相馆，胶片冲印时一个针尖大的黑点没有修整，已经放大制作好的照片也要撕掉重做。2009年的今天，大北照相馆的老摄影师，还对当下化浓妆、用PS过度美化的儿童照、婚纱照不能苟同，他认为每个人天生都有美丽的一面，摄影师可以通过拍摄角度、用光、影调和层次来表现皮肤的质感，展示真实的美丽。

老大北的“生意经”

大北照相馆创立于1921年，创始人赵雁臣，是当时北京隆福寺街鸿记照相馆学徒。鸿记照相馆，据清末人崇彝所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载：“杨远山者，鸿记照相馆主人也。人极倜傥，广交流，庚子以前，上至公卿，下至胥书，无人不识。文士亦与之善。”

赵雁臣在杨远山所开的照相馆里学到了拍摄、修版、放大等技术，便与其同乡崔、黄二人一起筹办照相馆。赵雁臣本想在王府井、前门大街这样繁华热闹的地段找个门面，但无力插足。之后在观音寺西边的石头胡同找了个房子。石头胡同是烟花柳巷的“八大胡同”之一，白天人少，夜里却热闹非凡。当时的顾客主要是石头胡同、韩家潭、大李纱帽胡同、王皮胡同、蔡家胡同、朱茂胡同的“姑娘”们。当时也只有这些烟花女子敢在相机跟前骚首弄姿拍照片，如果别人拍照纯属留念用，而她们则需要照片用于招揽生意，所以赵雁臣当时的生意颇为兴旺。

为了把买卖做大，赵雁臣模仿鸿记照相馆的做法，收买旧戏装拍京剧照。青衣、花旦、老生、小生、花脸、丑角，各种扮相应有尽有。从清末到民国，北京城里有很多著名的票房，里面名票很多。想加入著名的票房，嗓子要好，能唱，还得有钱，有社会地位。赵雁臣本人就是票友，参加的是观音寺的第一楼茶社，其他的参加者有马振卿(俗称小叫天)、卧云居士(赵静尘)、杨宝忠之父杨小朵等一帮名票或是京剧内行人员。赵雁臣的京剧照里一眉一眼，举手投足都是行家指点出来的，生意相当不错。此外，大北还准备了结婚的中西式男、女礼服，学生穿的博士服，以及西装和中式长袍、马褂等，很多衣服都是其他照相馆没有的，当时的大北照相馆有6个化装换衣间，还是忙不过来。

当时大北技术最好的先生一月工资30元，而邮政局一般职员也不过15块。根据《北京经济史资料》里的数字，1924年，猪肉每百斤平均19块；香油每百斤20.09块；盐每百斤4.35块大洋。这个数字一来说明大北照相馆师傅的待遇，而来也可从侧面看出大北照相馆生意确实不错。

1937年，不满四十岁的赵雁臣病逝。他一辈子很能吃苦，即使在临死前几个月里，吐着血，还要亲自为熟识的客人照相。从大北照相馆创始（1921年）到他病逝（1937年）的16年中，赵雁臣自己当着掌柜，当过北平市照相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甚至在1935年还当过北平市商会常委，但他坚持经常亲自给顾客照相。

赵雁臣一辈子做生意极精明，很多手段让现代人也要自叹弗如。

1933年，为了反对国民党将北平文物南迁，北平市民举行了游行示威。赵雁臣也组织了大北照相馆的师傅学徒参加，但打出的标语中尽是大北照相馆的招牌。他还经常在报纸、电台上做广告，大肆宣传大北的产品和业务能力。在戏园子里傍名角唱戏时，幔帐上也要绣上“大北照相馆”的字样。

赵雁臣还别出心裁地开发了“照相送礼品”的招数，在店里的绳子上绑着写着毛巾、香皂、日记本的“彩票”，每个照相的客人可以抓奖。一次著名老生孟小冬来大北照相，抓着的彩票赵雁臣收起来，第二天大街小巷便传着“孟老板在大北照相馆抓到金戒指一只”的消息，一时间来大北照相的人更多了。事实上，大家平时抓到的也就是些毛巾香皂之类不值钱的东西。

赵雁臣不放过任何一个宣传大北的机会。当时冲洗设备简陋，漂洗照片的大盆时间一久积了很厚的黏苔，又滑又不容易去掉，也容易影响照片质量。他琢磨了个主意，在大盆下边放一层石子，石子上罩个铁网子，照片放在网子上冲洗。这样，黏苔都粘在了石子上，粘得多了，就直接把石子扔掉。就是这样一个小革新，赵雁臣给起了个时髦的名字叫“活水岩石大刷新”，并称是他日本留学时学来的，实际上赵雁臣根本没去过日本。他专门就这个时髦“技术”在店门外竖了个广告牌，还在周围贴了不少标语。

新时代的“国营大北”

1949年北平解放，赵雁臣的妻子和儿子不再按照股份获取百分之七十的利润，而是改为每月拿一百五十元生活费。不久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赵家深受启发。1953年赵雁臣的儿子赵达申请政府接收大北。当时的北京市政府考虑到他态度诚恳，决定让市百货公司以二万元价格收买，这笔钱以赵家的名义捐给了救济机关。

从1955年开始，国营大北照相馆成为历届党代会、全国人代会、全国政协会议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中外宾客的大中型会议唯一指定拍摄机构，并成为证件照指定拍摄机构。1957年，大北照相馆终于如赵雁臣希望的，从小胡同搬到了繁华的前门大街。

现在的大北照相馆，一进门就能看见四张千人照片排成一行，分别是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四代国家领导人在不同场合的巨幅照片：1956年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出席知识分子大会，1987年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1年中央领导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全国基层优秀党员，2007年胡锦涛同志接见全军英雄模范大会。

在大北照相馆工作超过30年、专门为党中央和机关拍团体照的老摄影师曲建平介绍说，像这种团体横幅照，最长的可以达到13米，可容纳4000人左右。机关团体照也成为大北照相馆最主要的收入点，占到整个业务的70%以上。

在民间，能在大北照相馆拍张照片是件“时髦事儿”。2005年前门大街新修前，大北照相馆在前门营业了近50年，营业面积4800多平米，仅照相室就有十个。过年过节拍全家福、平时拍儿童大头照和黑白艺术照，70年代末从香港引进婚纱拍结婚纪念照，还有文革结束后重新拾起来的“京剧戏装照”，都是大北的强项。

70年代的婚纱照当时很简单，新娘穿一袭白色礼服，带白手套，新郎穿西服，两人手持一束塑料花，脚前摆一个塑料花篮。一套婚纱照也就4张：两人全身，两人半身，新娘单照，新郎单照。当时都是黑白照，放大制作好的照片要由上色师傅“手工上色”。“手工上的颜色不真实，但是那会儿看着挺新奇、挺好的。”曲建平笑着说。但就是这样“黑白变彩色”的婚纱照，成了一代人的回忆。

90年代时每逢过年，四世同堂的家庭有四五十人，到大北来拍全家福，整个营业厅人山人海，要“叫号”。摄影师要在6点架起设备开拍。而重新“拾起来”的戏装照也成为大北最有特色的服务。文革前的大北照相馆有自己的京剧服装、道具和专业的化妆人员、技术指导，现在则采取和京剧院合作。“拍戏装，眼神、动作都不是随随便便做的，很多客人懂戏，他一眼能看出来。拿到照片他会觉得特珍惜，觉得特值。”曲建平说。

无论是上千人的大合影，还是四五十人的全家福，或者两人的婚纱照，还有单人的大头照，大北最拿手的都是人物肖像照。而肖像照对于拍摄者的经验、技术，对设备的要求都是最高的。

“我的师傅讲，肖像照出的片子讲究‘细、鼓、润’。细，就是要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皮肤结构，让他的质感得到最好的表现。鼓，是说人的脸不应该照成平面的，它是立体的东西，鼻梁、颧骨哪应该高、哪应该低，低到什么程度，暗到什么程度？都要用胶片表现出来。润，就是要很符合人的皮肤，不是特别生硬。另外，摄影师的经验也很重要。每个人的脸不一定都是对称的，鼻梁有点歪，眼睛一大一小，好多细节一般人做不到的，必须得从长期实践经验总结出来，通过姿势、造型让他能够扬长避短，把他最美的一面拍出来。”曲建平说。

2005年前门大街重修，大北照相馆迁到临时地址——花市枣苑小区一号楼。去年奥运会开幕前一天，前门大街隆重开放。大北照相馆就在修葺一新的前门步行街北头的第一家。这时的店铺，仅从面积而言不能和从前同日而语。“以前4800平米，现在加上营业面积约500平米，零头都不到。”曲建平说。按照公司的规划，前门店主要成为营业和拍摄的对外窗口，而花市的店面则主要用于后期制作，成为加工车间。

此时前门大街上来来往往的人群，多是全国各地、乃至国外的游客，当初前门附近的居民，也是大北照相馆最为忠实的顾客，不少已经迁居别处。在大北照相馆总经理许仲林看来，全新的前门大街，既是一个挑战，又是一个机遇。

在他起草的《企业三年发展规划》中，他将大北照相馆最大的优势归结为几点：大北照相的品牌这一无形资产具有巨大的商业价值；中央和国家机关认可的团体外照服务，掌握了丰富的市场资源；戏装照、全家福、儿童照和经典黑白艺术照等特色项目拥有一批忠实的老客户。

一位老人来大北拍照，拿的装照片的纸口袋还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期，在石头胡同时用的。虽然已经破旧不堪，但老人还是悉心保管。

北师大一位85岁的老教师来大北照相，还欣然为他拍照的吴师傅写下一首诗：“大北照相精益精，老吴师傅不图名。八十我曾照影像，几回照看几回情。今年我已八十五，不怕路远大北行。……春蚕吐丝报世人，九十我再照影新。”（曹玲丽）